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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二部分 辨证失范多米诺骨牌效应)

五、单纯证的动物模型研制的可行性

建立证的动物模型,旨在动物模型研制方面尽可能体现中医特色,借以揭示证的本质和中药干预的机制,研制干预中医证的中药新药。可以看到,在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之外,学术界较早开展了不针对具体疾病的证的动物模型的研究,此类研究以血瘀证、肾阳虚证、脾虚证等动物模型最为普遍,有的已作为约定俗成的模型用于相关课题研究。不过,鉴于中医动物模型制作总体存在的诸多问题,在推广应用不涉及疾病的纯粹证的动物模型之前,有必要确认其客观性和科学性。

(一)建立纯粹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逻辑问题

应当说,研究纯粹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出发点是好的。可以想象,如果具有客观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证的动物模型确实研制出来,离揭示中医证的本质,实现中医学创新性发展便为期不远了。或可断言,中医学将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而准入科学共同体,自立于现代医学乃至现代科学之林。

学术界开展纯粹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研制,并非是毫无根据的学术冲动。可以看到,在1993年版《原则》中,确定了脾虚证、肝郁脾虚证、肝胃不和证、寒湿困脾证、湿热蕴脾证、胃热证、胃阴虚证7证的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1995年版《原则》补充气虚证(包括心气虚、肺气虚、肾气虚、脾气虚)、血虚证(包括心血虚、肝血虚、气血两虚、精血不足)、血瘀证(包括瘀阻于心、瘀阻于肺、瘀阻于肝脾、瘀阻于肠胃、瘀阻于胞宫、瘀阻于四肢、瘀阻于脑或乘心)、肾阳虚证、肾阴虚证、肺阴虚证6证的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2002年版《原则》大体继承了前期针对证的规范化成果,略加调整,确定了脾气虚证、肝郁脾虚证、肝胃不和证、寒湿困脾证、湿热蕴脾证、胃热证、胃阴虚证、气虚证、血虚证、血瘀证、肾阳虚证、肾阴虚证、肺气虚证13证的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在行业标准中直接明确单纯证的临床研究指导原则,显然希望研制出不针对具体疾病而单纯用于证的中药新药。既然临床上存在独立的证,实验研究者有理由在动物体上实现这一状态,因此中医证的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的建立,为纯粹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研制提供了依据和素材。

开展一项重大的理论研究,需要建立研究假说。作为本项不涉及具体疾病的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研究,其前提条件应当是:(1)临床上普遍存在与任何疾病都不相干的证;(2)干预与疾病不相干的证,是中医临床主要诊治手段;(3)这些与任何疾病均不相干的证在动物体能够得到准确无误的复制;(4)临床上已经明确了证的特征性诊断指标或指标群。这四个前提是决定制作单纯证的动物模型的客观性、实用性、可操作性的必备条件。不言而喻,在这四个基本条件中,第一个条件至关重要。如果第一条不存在,研制超脱疾病的证的动物模型便没有任何意义。

关于中医临床上是否存在与任何疾病都不相干的证?2002年版《原则》针对脾气虚等13证建立了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似乎已经给出了比较明确的答案。倘若如此,专门干预中医证的中成药应当不断开发出来。遗憾的是,除传统老品种之外,至今未有任何一种单纯用于证的中成药研发上市,这显然是值得思考的问题。CFDA2008年颁发的《关于印发中药注册管理补充规定的通知》第八条指出:“主治为证候的中药复方制剂,是指在中医药理论指导下,用于治疗中医证候(即中医的证)的中药复方制制,包括治疗中医学的病或症状的中药复方制剂。”通过分析即可明确,此类中药研制的临床疗效无法评价。原因在于,由于此类品种的临床研究未能与现代医学的具体疾病挂钩,临床试验方案难以设计纳入和排除标准。不成文的规定是,证候类中药复方制剂在辨证相同的条件下,可以涉及二、三个现代医学疾病。这样以来,二、三种疾病同证的辨证标准和纳入标准就需要合理拟定,是采用同一的辨证标准,还是建立面向各病不同的辨证标准,两种辨证标准如何建立,现在对此均无定论。如所周知,疾病不同,支持疾病诊断的主要症状基本上也不相同,虽辨证相同,各病所属症状不可能完全相同。从疗效评价角度,各病的主要症状应当且必须参与证的诊断和疗效评价,因而建立同一的辨证标准是不可取的。另外,不同现代医学疾病在纳入标准中病程和疗程的设计均不可能相同,进而给药方法等必然彼此有别。因此,仅基于辨证相同而采用统一的临床试验方案是无法操作的[23]。正是这些非常现实的问题,使专门用于中医证的中成药难以开发出来,同时间接对纯粹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研制提出了质疑。

客观地说,只要我们承认证是由四诊采集的症状和异常舌脉象综合抽象出来的,那么症状必然是疾病显象于外的异常表现。在临床上不存在与任何疾病无关的症状和证。中医体质学说确定了非疾病状态下的气虚质、气郁质、痰湿质、阴虚质、阳虚质、湿热质、瘀血质和特禀质,都会出现异常的外在表现。但是,体质研究者对体质与证的关系做出明确界定:中医体质类型是对个体在未病状态下所表现的阴阳气血津液偏颇状态的描述,中医证候类型(即证)是对人体疾病状态下脏腑气血阴阳盛衰情况及病因、病位等方面的概括[24]。强调指出证与疾病密切相关,而体质类型是未病状态下的表现。进而否定了与任何疾病都不相干的证的存在。《中基》关于证的定义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由于它包括了病变的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变化的本质,因而它比症状更全面、更深刻、更正确地揭示了疾病的本质[25]。既然中医的证是病变、疾病的病理产物,中医临床上就不存在与疾病无关的证。故而研制超脱具体疾病的中医证的动物模型没有可操作性,更谈不上应用价值和实际意义。

(二)对现行单纯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评估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确认制作单纯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缺乏临床依据。但中医学术界却先后研制出众多证的动物模型,并在各种场合广泛使用。在学术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肾阳虚证、脾虚证和血瘀证等动物模型了。这些单纯证的动物模型越来越普遍地应用,似乎已被约定俗成为“经典”的证模型。但深入考察即会发现,这些模型首先便是西医疾病模型,而证的属性却并不确定。

就制作肾阳虚证动物模型而言,如果采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因为停药后体内既无外源性激素存在,又有肾上腺皮质功能的抑制,故当把这一模型确定为肾阳虚证时,它同时就有了疾病的背景,这个疾病就是肾上腺皮质低功。如果把摘除卵巢后出现的状态确认为肾虚证,现代医学则将这一模型视为更年期综合征或原发性骨质疏松模型,与肾虚证同时存在的竟有两种西医疾病。脾虚动物模型也是如此,用利血平制造的脾虚动物模型,同时又是现代医学的胃溃疡模型。用高脂饮食制作的动物模型被判定为血瘀证或痰浊证动物模型,究竟属于何种证的动物模型,至今未能统一认识。其实这个模型是非常明确的现代医学的血脂异常动物模型。诸如此类,凡是用现代医学方法(包括化学药、组织器官摘除等)制作的证的动物模型,都不应认为是单纯证的动物模型,因为与证相伴的还有明确无误的现代医学疾病模型。即便纯粹采用中医病因造模方法,只要对动物造成的损害是客观存在的,就必然伴随相应的疾病。于是就出现了证等于病的荒诞结论,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病竟然不可思议地统一起来。显然,这种结果无论在中医还是在西医方面都是不能接受的。

事实说明,现实研制的单纯证的动物模型,无一例外都有与之共存的现代医学疾病。就此类模型而言,其现代医学疾病的属性通常是确定无疑的。另一方面,则因中医病因造模误把大自然中的风寒暑湿燥火等同临床依据四诊抽象出来的病因证,竟然把风吹、低温冷冻和增大湿度视为中医学病因;而干预后模型动物出现的症状体征无法满足辨证的需要;用西医理化检测指标作为证的判定依据缺乏令人折服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方药测证同样存在难以克服的逻辑问题,综合这些问题和不确定性,唯独动物模型证的属性无法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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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药反证法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

为了确认实施干预措施后,中医证或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是否成功,学术界可谓绞尽脑汁,采取了一切可行的办法。前已述及,无论从实验动物施加中医病因干预、干预后症状体征的辨证判断,还是以客观指标判定动物模型证的属性,普遍存在不容忽视的严重缺陷和弊端。借以确定的证或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均是不可靠的,难以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于是,方药反证法便成为衡量中医证的动物模型是否成功最后一个重要判断手段,绝大多数造模研究都采用了这个评价方法。方药反证又称以药测证。即用对证方药干预造模动物,若使模型动物的症状和某些检测指标好转或恢复到正常水平,便可由方药的功能推测模型动物证的属性。故而对方药反证法应用现状和科学性进行评估,是认定各种中医证的动物模型造模成功与否至关重要的环节。

(一)一组方药反证动物模型证属性

在方药反证动物模型证属性的研究中,测证方药或为传统名方,或现代中成药,或为研制者自拟方。可以看出,处方的选择是根据事先对造模动物证属性的假设性判断而决定的。即假定该模型是肾阳虚证,则选用温补肾阳的方剂;先期认定是脾虚证,则选用补中益气的方药。具体说来,若用金匮肾气丸或右归丸改善了模型动物的症状体征和相关检测指标,根据方证相应的理论认识,即可判定模型动物为肾阳虚证,若以补中益气汤干预,则可认定为脾虚证(或脾气虚证)。

按照这一思路,针对肾阳虚动物模型的反证方药,通常选用温补肾阳的传统名方右归丸和金匮肾气丸,也有选用回阳救逆的四逆汤。两类传统名方虽有区别,但均体现助阳这一基本原则。在自拟的温补肾阳方剂中,最常配伍使用的药物有附子、肉桂、仙灵脾、淡苁蓉4味,或仅仙灵脾、淡苁蓉2味组方,或4药组方,或4药加补骨脂组方,或4药加补骨脂和鹿角组方,或附子、肉桂、仙灵脾加菟丝子组方,另有4味加熟地、党参、鹿角组方者[18-20]。在肾阳虚证动物模型反证方药的组成上,尽管并非完全相同,但基本体现了方-法-证相应的原则。由于这些方药分别纠正了肾上腺皮质激素干预制作的动物模型的众多异常指标中的数项(如金匮肾气丸增加胸腺重量、降低脑、肾上腺匀浆过氧化脂质含量;右归丸使肝组织已下降的化学成分回升,增加RNA含量,增加脾脏及胸腺淋巴细胞数,增加脾重,增加卵巢中生长卵泡数,缩短雌性大鼠性周期等),于是,此类造型动物证属性的判定即被认为有了可靠的证据,故而确定为肾阳虚证多半十分肯定。诸如脾虚、血瘀诸证动物模型都是通过药物反证这最后一道防线而获准确立的。

这里,可以注意到一个事实,即所有药物反证的研究报道,均选出一组方药借以做出动物所属证型的结论性判断。既然如此,这组方药在认定动物模型证属性方面必须具有排它性。具体说来,在明确右归丸纠正腺嘌呤诱发的肾阳虚大白鼠动物模型的同时,至少要排除左归丸、六味地黄丸等其他方药不会对该模型动物产生类似的调节作用。作为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我们不能因为有一组方药调节了某一动物模型的某些指标,就根据该方药的基本功能唐突地认定该模型中医证的属性。遗憾的是,人们基本上不习惯于做这样的研究设计,通过比较相对或绝对排他地做出判断与选择。鉴此,学术界应当对一组方药测度造型动物证的属性是否具有毋庸置疑的权威性做出确切而不是含混的答复。其实,学术界已经间接回答了这个问题。

可以注意到,在对肾上腺皮质激素干预制作的动物模型进行药物反证时,有不少模型研制者采用了非温补肾阳方药,如传统名方六味地黄丸(汤)、补中益气丸(汤),前者滋补肾阴,而后者补中益气。在自拟方中,有生地、知母、生甘草组方,此3药加黄柏组方,有熟地、菟丝子、龟版3组方,也有天冬、麦冬、生地、玄参组方者。此类自拟方均侧重滋养肾阴,可谓逆温补肾阳之法而行。更有甚者,分别单用五味子、人参茎叶皂苷、猪苓多糖等反证者[20],其中既有单味药物,又有药物的有效部位,都不是温补肾阳、滋养肾阴的代表药物。反证结果表明,这些方药同样可以分别改善肾上腺皮质激素模型动物的某些异常指标(如六味地黄丸和补中益气汤均能减轻肝细胞组织结构损害,增加肝细胞RNA含量,增加脾脏及胸腺淋巴细胞数;人参茎叶皂苷增加肾上腺重量,改善非特异性刺激引起的催乳素分泌;五味子对激素引起的肝、脾、肾上腺、心脏等组织损害有一定保护及改善作用)。于是,可以据此结果判定动物模型为肾阴虚证,或其他证。针对同一种肾阳虚证动物模型造模方法,采用不同方药反证动物模型证的属性,结果都能调节和改善模型动物的某些异常指标,基于方证相应的认识,模型动物证的属性应当如何判定呢?这正是把皮质激素造模法判定为肾阳虚和肾阴虚两种截然不同证型的根本原因。这样的例证并非个别现象,在动物模型证属性方药反证研究方面,可谓比比皆是。

动物幽门结扎性胃溃疡是一种经常使用的胃溃疡模型。当然该模型尚未被赋予确定的中医证的属性。按照通行的一组方药测定一个证的方法,该模型当属何证不难明确。研究表明[21],理中汤对此种胃溃疡模型具有保护作用,由于理中汤具有温中散寒、补益脾胃的功能,可以反证此模型为脾阳虚证或脾胃虚寒证。不过,有学者用一贯煎予以调理,同样对这一胃溃疡模型有保护和治疗作用,结果又可反证此模型为肝肾阴虚兼肝气不舒证。此外,其他学者还将传统方剂生姜泻心汤、锡类散、真人养脏汤和补中益气汤等方剂用于此模型,亦称取得了明显的保护和治疗作用。因此,每个研究者皆可以此对幽门结扎性胃溃疡动物模型做出彼此不同的证的判断。并且按照一组方药测定一个证型的约定,以上所做的各种证的判断都是无可厚非的。尽管如此,难道学术界能够容忍和接受这样的结果吗?当由同一干预方法制作的动物模型引出多种证的属性,可以确认借助一组方药对造型动物证的属性曾经做出的所有判断都不是排他的。因而,这些动物模型证的专属性和客观性都不复存在了。

现在,学术界已经陷入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如果不能正视药物反证客观存在的这些问题,重新评估那些已被广泛使用且帮助许多课题获得标志性成果的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正确性,以便决定弃取,就不可能使中医药学由模糊引向清晰,由定性兼容定量,由实用指归科学;另一方面,要对自己辛苦建立起来的动物模型持批评或否定态度,这本身就是一次痛苦的选择。尽管如此,下一步如果调整研究思路似乎已经清晰起来。

(二)方药反证应坚持对照原则

既然一组方药反证动物模型证的属性不具有排他性,故而至少设两组方药对同一造模动物进行对比观察十分必要。有比较,才有鉴别。人们可从两组或多组方药中选出对模型动物作用最强、疗效最佳的一组,以其作为判定动物证属性的标准方药。如此判定的动物模型证的属性便具有相对的排他性。对照方药的选择应按照证与证之间的逻辑关系选取。如果旨在明确某动物模型为气虚证,在运用补气反证时,其对照方药至少应为补血剂,借以排除该证不是血虚证。若假设某动物模型为肾阳虚证,在运用右归丸之类进行反证时,其对照方药可以是理中汤,也可以是左归丸,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排除该证不是脾阳虚证或肾阴虚证。由此确定的动物证型的可靠性将有所增强[22]。但是否执行了方药反证的对照原则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呢? 显然,问题并非想象得那样简单。首先,方药反证模型动物证的属性,评价指标的选择十分重要。可以说,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标,就会有什么样的评价结果。评价结果是受事先选定的评价指标限定的。因此,要不要预先设计好两组或多组方药参比的指标和指标群,各自的利弊得失是什么,都是需要认真讨论加以明确的问题。如果不预先限定评价指标,就会象此前所做的那样,一个肾阳虚证的评价指标竟然多达一百余种,研制者就会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各取所需。但这些指标多半不是先期设计好的,而是干预结果出来后,作用趋势已经明朗了,才决定用什么指标评价疗效。反证方药只要改善其中任意数项指标,便可根据方药功能确认动物模型证的属性。这是一种典型的事后诸葛式的指标选定方式,没有科学性可言。前已明确,肾上腺皮质激素动物模型的反证方药既有传统名方,又有自拟方,虽然最终都判定此模型为肾阳虚证,但各自改善的指标却并不相同,进而给温补肾阳方药以外的其他所有方药留下了“可乘之机”,因为这些方药完全有可能改善百余种指标当中的任何数种,由一种造模方法引出多种辨证结果,导致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陷入无所适从的窘境。另需明确的是,研制者在评价指标的选择上各行其是,其依据是什么?如何知道各自所选的指标就是肾阳虚证客观且特异的检测指标?这无疑是应当回答但又难以作答的问题。这些问题未解决,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又体现在哪里呢?鉴于预先未选定方药反证的评价指标和指标群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后果,看来先期确定两组或多组方药参比的评价指标和指标群是必要的。然而,一旦触及这个问题,中医界又当如何操作呢?无论早期的证本质研究,还是现实所谓证的生物学特征研究,以及中医证的临床研究,均未明确最为热门的肾阳虚证、脾虚证、血瘀证等的无懈可击的客观指标,其他诸证更是相形见绌了。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动物模型研制者只能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倘若罔顾事实,想当然设计证的评价指标,则是科学态度和科学作风的问题了。

一般说来,药物反证坚持对照原则理应具有可行性,现在却引出如此之多的麻烦,以至于陷入难以自拔的逻辑悖论。在如此混沌的情况下,继续开展证的动物模型研究,不但于事无补,反而造成更大的浪费和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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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据症状体征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

通过施加中医病因风(风吹)、寒(低温冷冻)、湿(冷水浸泡)等制作证的动物造模,混淆了大自然六淫(风、寒、暑、湿、燥、火)与临床借助四诊信息抽象出来的患者的病因证(风寒湿痹、风热证、湿热证)的关系。而用西药或切除动物组织器官的西医方法制作中医证或病证结合动物模型,因没有中医基础理论的指导和支撑;而模型证属性判定采用的西医检测指标与中医证的对应关系并未得到确证,故模型动物证的属性同样难以确定。由此可知,当今凡是可以采用的中西医造模方法全部用到中医证和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制作上来。各自存在的问题虽不尽相同,总体说来均经不起推敲。于是,需要关注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采用的其他方法。参照临床方式对干预后实验动物反映出来的症状体征进行证属性判定,便成为常用方法之一。如果不存在操作方面的技术问题,应当说这是最贴近中医临床特点的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方法。很多中医证或病证结合动物模型正是依靠这种判定方法最终确定下来。那么,这种证属性判定方法是否无懈可击呢?

(一)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标准

如所周知,中医的证是由一组相互关联的症状和体征(舌象和脉象)抽象出来的。换言之,症状和体征是证赖以确立的基本要素。动物模型诊为何证,理所应当以此为据,只有这样才能符合中医临床辨证的实际,体现中医特色,进而得到学术界的确认和应用。而要做到这一点,辨证诊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无论对中医临床辨证论治和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都非常重要。毫无疑问,预先建立学术界普遍认可的辨证规范和辨证标准是动物模型研制的重要前提条件。

为了解决临床病证诊断的规范化和标准化,行政管理部门和学术团体分别组织临床专家撰写了《原则》、《标准》、中医临床各科统编教材和各分科学会的辨证标准和病证诊断标准。然而,这些辨证标准之间,彼此矛盾,互有参差,非但未能解决辨证规范化问题,反而导致中医临床辨证的进一步混乱。在疾病所辖诸证数量、诸证名称和属性、诸证所属症状体征数量和属性、症状体征主次地位、满足辨证诊断的基本条件诸方面,均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8-14]。这些行业内比较权威的中医诊断标准本质上说来并不具备标准的规范性、合理性和严密性。借以指导临床辨证诊断和临床研究本身就存在诸多问题,用到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上这些问题便进一步放大。无论人们在实施中医动物造模时具体参酌其中哪一种辨证标准,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辨证结果不确定、不可靠的实际问题。事实说明,这些辨证标准未能为具有中医特色的动物模型的建立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反而引发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的一系列问题。

方肇勤研究团队专注于动物模型辨证标准的建立。旨在解决小鼠四诊信息的标准采集;确定四诊信息的正常参考值;实现一些指标的转换处理;部分检测数据基数校正;按照寒热、虚实、气血、阴阳、病邪、五脏证建立证候辨证标准等[15]。对于“热”,该标准确定“腋温偏高/高;爪/尾热”的判定指标。而中医的火和热包涵的内容十分丰富,如“五气化火”、“五志化火”、“热极生风”、“热胜则肉腐”、“血热妄行”等,这些基本内容在动物体如何实现?不仅如此,《素问》病机十九条还有“诸热瞀瘛,皆属于心;诸痛痒疮,皆属于火;诸禁鼓栗,如丧神守,皆属于火;诸逆冲上,皆属于火;诸胀腹大,皆属于热;诸躁狂越,皆属于火;诸病有声,鼓之如鼓,皆属于热;诸病胕肿,疼酸惊骇,皆属于火;诸转反戾,水液浑浊,皆属于热;诸呕吐酸,暴注下迫,皆属于热。”这些火热征象又当如何实现呢?可以肯定,仅凭腋、爪或尾温是不可能做出火热属性判断的。其他病因的诊断指标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并且这个标准中竟然缺少风、暑、燥、痰和饮的辨证指标,足以说明在动物体确定风、暑、燥、痰和饮的辨证指标更为困难。在“实”和“虚”的辨证指标方面,“实”的辨证指标仅有“病邪造模、肿瘤、爪强直、爪较苍老/苍老”,而“虚”的辨证指标则有30余项。令人不解的是,诸如精神萎靡与精神亢奋、少动与好动、撕咬打斗与行动呆滞、反应迟钝与激惹状态之类彼此对应的虚实症状表现全然皆无,虚实两组症状之间没有丝毫对应关系,完全背离了中医虚实辨证的基本规则。至于动物症状的五脏定位,把“神志异常、眼裂变窄/眼眯/闭目;眼中无神、瞳孔对光反应减弱;精神萎靡、倦怠、嗜卧、朦胧欲睡” 等列为中医心病的症状,其中神志异常包括所有神志症状,与五志分属五脏明显不符;而基于“肝开窍于目”则眼部的症状当归属于肝,这里根据什么划归中医心病?诸如精神萎靡、倦怠、嗜卧、朦胧欲睡一般认为是中医脾病的症状,划归于心从何而论?把泻利和腹泻归于中医脾病,肾病不是同样可以见到吗?仅仅依据肺外合皮毛,就把“皮肤病变”(涉及所有的皮肤病)定位于肺,显然与中医理论和临床相悖。另外,许多症状体征重复出现在不同属性判定中,例如“实”有肿瘤,“毒”有“癌肿”,“病因病邪”中则有“接种肿瘤”,中医脾病则有“腹部肿块”;浮肿列属“湿”和“脾”,却与脾、肾无涉;扎堆、蜷缩同时见于“寒”和“虚”;精神萎靡、倦怠、嗜卧、朦胧欲睡、反应迟钝等共见于“虚”和中医心病。凡此种种,这个小鼠常见证候辨证标准除了应用中医病因、病位基本术语外,不少指标如爪苍老、去瘤体重减轻、扎堆、拱背、毛竖立、垂尾、爪舒展差、肌力减弱、伸展无力、瞳孔对光反应减弱、爪污物附着、眼裂变窄、眼眯、闭目、血管结扎等,无法与中医症状恰当对换,没有确切的中医病因、病性属性,也全部纳入其中。这个标准矛盾疑问比比皆是,处处捉襟见肘。借以判断动物模型证的属性,远离中医理论和临床,没有任何实际应用价值。

(二)干预后动物模型症状体征的辨识

以上是从辨证标准方面而言的。退一步讲,倘若这些辨证标准没有问题,在造模动物证属性判定方面执行起来是否就没有任何障碍呢?由于中西医动物模型制作成功与否的评价方法不同,现代医学的动物模型注重理化检测指标的改变,借以判断模型是否成功。中医制作的是与证相关的动物模型,在强调与临床辨证相照应的背景下,在证与客观指标之间关系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干预后借助动物模型的症状体征辨识证的属性,自然成为主要且最有说服力的判定方法。

比较实际的困难是,动物与人之间的差异性,决定了两者之间症状体征的差异性,以及确认这些症状体征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进而为中医辨识模型动物证的属性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所周知,中医临床辨证诊断是通过望问闻切四诊而实现的。中医临床辨证诊断中问诊占较大比重,动物不可能主诉症状和不适,而患者主诉的症状与不适尚未与动物建立准确对应的表现形式和诊断方式,因而必然丢失许多参与诊断的问诊信息,增加了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的难度。一些中医动物模型的研究,勉强建立了人与动物症状体征间的关系,因缺乏客观依据而不足取。同样困难的是,作为证的诊断非常重要的体征——舌象、脉象,是中医望诊和切诊的主要内容,在动物身上很难客观、准确地获取相关信息。在人的舌象和脉象的客观化、规范化研究尚未取得突破性成果的背景下,动物的舌和脉较人缩小了数十倍(特别是小动物),且解剖部位、结构形态明显不同,仅靠研制者的感官企图准确、定量获取动物的舌象和脉象指标,几乎是不可能的。假使制造出来所谓舌象仪和脉象仪,用仪器描记的不同舌象和脉象的属性判定,这些舌象和脉象与临床辨证的对应关系,都是无法破解的难题。而由人体获取此类信息研制的舌象仪和脉象仪,又会因人与动物的明显差异而难以推广应用。因而,现阶段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只好放弃舌象和脉象信息。可是,临床上的血瘀证通常是借助舌有瘀点、瘀斑或紫黯的舌象变化而确定的,既然在动物无法观察到这样的变化,动物血瘀证的判定便丧失了最有论证强度的指标。

另外,人的情感非常丰富,在疾病状态下人所表现出来的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改变,又是临床辨证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些情志方面的正常和异常变化在动物身上难以全面表达出来。即便动物有情志表达,其表达方式所代表的真情实感尚未被我们全面认识,故而情志为患的疾病辨证和各证中涉及的情志方面的症状,均不易在动物体上模拟复制出来。用捆绑、束缚、夹尾等激怒方法制作的动物模型,仅仅根据活动增加、兴奋撕打、抓咬笼具、暴跳等兴奋性增高,便判定为肝郁模型,依据并不充分。临床上做出肝气郁结的诊断,主要依据胁肋胀痛、情志不舒、善太息、嗳气等症状表现,这些表现总体说来不是亢奋的,如果持续出现上述兴奋状态,动物模型证的属性为什么不可以同时判定为肝火上炎或肝阳上亢呢?!总之,动物缺乏丰富且可度量的情感表达,致使动物模型表现出来的可供利用的症状和体征进一步大幅度减少了,诸如肝气郁结、肝气犯胃、肝郁脾虚、肝阳上亢等一大批与情志异常有关的证便无法由实验动物制造出来。说到这里,造模动物显现出来的可供利用的辨证信息几乎所剩无几。

(三)各种方法干预后造模动物的症状体征

尚需指出,在中医临床四诊获取的若干信息中,能够借以判断证的阴阳、寒热、虚实性质的症状可以视为携带证的属性信息的症状。当患者出现五心烦热、颧红之类的症状时,便可认定携带了阴虚证的信息;若出现抑郁、善太息、胁肋胀痛之类的症状时,即可确认携带了肝气郁结证的信息;腰膝酸软则携带了肾虚证的信息。显而易见,这些携带证的属性信息的症状在动物身上通常见不到。中医临床一般不会对呕吐、泄泻、咳嗽、水肿等直接做出辨证诊断,道理很简单,这些中医疾病不携带阴阳、寒热、虚实等证的属性,即便据以确定中医的病位,也不可能是单一的,不可能按照病位遣药组方。若动物出现了类似的异常变化,也不可能由此判定证的属性。

除上述情况外,动物经干预因素折腾和消耗后,肉眼可见的症状体征远比临床上少得多。人们经常用来辨证的症状体征包括:动物模型毛发无光泽、竖毛、蜷卧拱背、消瘦、食量减少、反应迟钝、躁动易惊、活动减少、肛门不洁等。显而易见,这些行为表现基本上不携带证的信息,也难以转化为可供辨证的症状体征。有学者根据动物出现的消耗症状确定这一状态为脾虚或脾气虚,但又凭什么排除这一状态不是肾虚和阴虚等证呢?!对采用不同干预手段造模后出现的异常变化进行比较,就会发现大多数动物的表现大同小异,无论旨在制造的实证还是虚证模型几乎都是如此。于是,无论将这一状态判定为虚证还是实证,具体是脾虚、肾虚、痰浊还是血瘀证等,均没有绝对排他的可靠证据。即便动物出现稀便之类的症状,也不宜简单判定为脾气虚或脾阳虚,因为肾阳虚也可能出现类似的情况。在制作血脂异常血瘀证动物模型时,多半喂饲高胆固醇和脂类饲料(如猪油),动物也常见稀便,但对造模动物却不作脾虚之类的诊断,竟然莫名其妙地认定为血瘀证或痰浊证[16]。这不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吗?!

陈氏等[17]对多种肾阳虚证动物模型的症状体征做回顾性分析也发现了类似问题。即虚证的症状表现都极为相似,缺乏特异性的症状,几种证候模型诊断标准重叠现象十分普遍。肾阳虚与脾阳虚模型的症状表现基本是一样的,都有精神萎靡、倦怠少动、反应迟钝、毛枯不荣、蜷缩弓背、体重下降、体温降低等表现,仅从外观是无法分辨两种动物模型的。

通过上述考察分析不难看出,现行的临床辨证标准缺乏客观性和科学性,各标准互有异同,借以判断动物模型证的属性充斥不确定性;由造模动物收集到的症状体征,难以与人的症状体征准确对应;而这些症状体征基本不携带证的属性信息,亦即这些症状体征对证的属性没有特异性诊断意义;而各种造模方法干预后导致的模型动物的外在异常变化,没有明显区别,借以将各证清晰地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令人吃惊的是,学术界就是在如此困难、如此苛刻、如此无助的条件下,对众多造模动物做出了属性各异的证的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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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移植西医方法和指标造模证属性判定

在中医病因干预制作证或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之外,用西医方法制作中医证或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以现代医学理化检测指标评价造模成功与否,也是学术界较早使用的造模方法。一般认为,这种造模方法没有中医理论和临床病因支持,将其判定为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理应提供此种动物模型和相关检测指标与中医的证相互对应的证据。这不但是研制者本身应当解决的问题,也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

(一)用西医方法造模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

学术界已用肾上腺皮质激素(1960年)、甲状腺素(1960年)、他巴唑(1963年)、羟基脲(1981)、氨基导眠能(1987年)、他巴唑、硫氧嘧啶、苯甲酸雌二醇等多种西药制造肾阳虚动物模型。利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制造肾阳虚动物模型,与五十年代末期和六十年代初的肾本质研究有关。当时发现临床上多种疾病诊断为肾阳虚者,24小时尿17-羟皮质类固醇降低,提示肾阳虚患者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进而为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制造肾阳虚动物模型提供了一定的依据。应用甲状腺激素制作肾阳虚动物模型,基于甲状腺机能亢进患者多表现为肾阴虚证,而甲状腺机能减退病人多表现为肾阳虚证,故采用双侧甲状腺全切导致不可逆性病理损害,制造的模型一般认为属于肾阳虚、脾肾阳虚或气虚阳虚。他巴唑为硫脲类抗甲状腺药,能降低甲状腺功能,用以造模可出现甲减型肾阳虚证。氨基导眠能灌胃制作的阳虚证模型,可使肾上腺重量减轻,肾上腺皮质萎缩,血睾酮、皮质醇减少,交配力下降,肾上腺组织cAMP水平降低,并使类固醇激素合成受阻,造成垂体—肾上腺皮质和垂体—性腺轴功能减退的阳虚模型。通过西药制作肾阳虚证的考察分析不难看出,绝大多数肾阳虚证动物模型都紧紧围绕西药干预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丘脑-垂体-甲状腺轴和丘脑-垂体-性腺轴而导致的功能低下,借以确认动物模型肾阳虚证属性。

表面看来,制作的肾阳虚动物模型并未依托具体的疾病,但从干预的三个轴系统即可明确,所制作的动物模型其实就是肾上腺皮质、甲状腺和性腺低功的动物模型。最终还是与具体的西医疾病相关联。这样以来,就必然涉及到肾阳虚动物模型与相关疾病临床辨证的关系。实际情况是,一方面,中医临床确定的肾阳虚证与脾虚证、血瘀证一样,广泛渗透到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等众多疾病,仅用三个轴系统的功能低下代表所有疾病肾阳虚证显然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临床上是否所有的三个轴系统功能低下一概诊断为肾阳虚,也是判断西医方法造模证属性判定正确与否的重要依据之一。以下丘脑-垂体-性腺轴导致的闭经而言,1993年版《原则》确定的中医辨证标准则有肾虚证(包括肝肾不足)、阴虚证、脾虚证、气血虚弱证、肝郁证、血瘀证、痰湿证和血寒证8证;《标准》虽有所不同,但也确定了肾气不足、气血亏虚、痰湿阻滞、阴虚内热、血寒凝滞和血瘀气滞6证,两部标准都没有将闭经全部诊断为肾阳虚证,病位另涉及肝、脾,并与气、血、痰、湿等的异常变化有关。卵巢早衰也与下丘脑-垂体-性腺轴的功能低下有关,中医对其如何辨证呢?有学者[3]按肝肾阴虚、肾虚肝郁和心肾不交辨证论治;另可从气滞血瘀立法组方[4],尚有基于肾阳亏虚、肝郁气滞、痰湿阻滞和肾虚血瘀论治者[5]。可见,人们也没有将卵巢早衰的中医辨证局限于肾阳虚。关于甲状腺机能减退症,虽大体属于阳虚,但具体辨证时1993年版《原则》则有脾肾阳虚证、心肾阳虚证和阳气衰弱证之分。而动物造模尚不可能精细到如此程度。由此看来,西医疾病辨证标准和临床辨证并不支持西医方法造模后动物模型证属性的判定方法,因而质疑此类造模方法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可以注意到,即便用西药干预3个轴系统而导致相关腺体的功能低下,在具体确定证属性时也并非意见完全一致。同为肾上腺皮质激素造模,但模型动物证属性的判定却很不统一。有学者认为激素应用期间为肾阳虚证,因此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功能受抑制。但此时体内外源性激素远远大于正常肾上腺皮质激素分泌水平。另有学者认为激素应用早期为阴虚,后期为阳虚,从症状及各种指标来看,早期与后期的变化是连续的,不能截然分开。综合各种治疗反证,温阳药、滋阴药对早、后期都有疗效。认为激素应用期为肾阴虚的理由是,体内有大量外源性激素存在,但此时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及性腺、甲状腺功能均处于抑制状态[6]。总之,同一造模方法认定为不同证者十分普遍。

另外,肾本质研究由多种疾病诊断为肾阳虚者24小时尿17-羟皮质类固醇降低,确认肾阳虚患者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进而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制造肾阳虚动物模型,似乎比较合乎道理。然而,这一逻辑关系的建立必须是绝对排他的,只要在其他诸证的检测指标中发现相同指标改变,就不能认定肾上腺皮质功能低下是肾阳虚证专属的。有学者在脾阳虚证、胃阴虚证乃至其他五脏虚证的本质研究中均发现24小时尿17-羟皮质类固醇降低的现象,进而说明该指标不是肾阳虚证的专属性诊断指标。将其作为肾阳虚证的特异性诊断指标,或据以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制造肾阳虚动物模型,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7]

当然,也有研制的阳虚模型脱离三个轴系统者。但存在的问题大同小异,没有本质区别。众所周知,中医的肾有多种生理功能,如肾藏精、肾主骨、肾藏精、肾主纳气、肾在志为恐、肾开窍于耳等,都不可能以上述肾阳虚模型含而概之。至于从造模动物的症状体征判定西药干预制作动物模型证的属性,前面已经论及这方面的问题;有关用药物反证法确定动物模型证属性存在的问题,将在后面专门讨论。综上所述,本节以肾阳虚证的动物模型研制为示范,围绕西医造模证属性判定存在问题予以剖析,诸如用高分子右旋糖酐、肾上腺素、凝血酶等分别制造血瘀模型,利血平制造脾虚模型等,均存在类似问题。尚有切除、损伤或结扎动物的某个组织器官(如肾上腺、甲状腺、卵巢、肾等)制作中医证的动物模型,本质上与西医造模法属于同类问题,同样存在上述论及的各种问题。事实说明,西医方法造模离中医临床辨证更远,因而可靠性、可行性和科学性更差。

(二)用客观指标判断动物模型证属性

在多种评价动物模型证属性的方法中,由客观指标(包括生化、病理、脏器重量、功能等指标)水平的异常变化确定动物模型证的属性,是较早采用的方法之一。在陈小野主编的《实用中医证候动物模型学》中,详细记载了1993年前用于判断各种证和病证结合动物模型证属性的客观指标群,称其为“病理研究”。其中各种模型证属性判断的客观指标群,数量多少相差悬殊,少则几种,多则上百种。

客观指标最多者要算肾虚模型。就肾虚模型而言,提供了包括丘脑下部视上核及旁室核、垂体、肾上腺、肾上腺皮质、睾丸、前列腺、精囊腺、卵巢、子宫、肝脏、脾脏、胸腺、心脏、肾脏、胃黏膜、舌尖、耳等在内的脏器重量、组织形态、生化指标、病理指标和功能指标的异常变化。具体指标远远超过百种以上。由最初的尿、血17-羟、17-酮和ACTH低下(下丘脑-垂体-肾上腺皮质轴),无限制地扩充到免疫系统、血液系统、生殖系统、物质代谢、微量元素等众多方面的检测指标。例如B淋巴细胞、T淋巴细胞免疫活性、转化率、红细胞C3b受体花环率、cAMP、cGMP、cAMP/cGMP、血清促性腺激素LH、FSH、LDH、LDH-X、血清T3、rT3、T4、促甲状腺素TSH含量、血SOD、LPO、微量元素铁、铜、锌含量、肌苷、尿素氮等,都是肾虚动物模型判定中考察过的指标。不过,人们并不满足于这些指标,也不考虑如何清理这些指标,不懈寻找肾虚更有说服力的新指标。其实,面对一种动物模型考察了如此之多的检测指标,尚未找到可以与它证区别开来的特异指标和指标群,这里面早已潜在许多有待明确的问题:(1)在与哪些证的比较后认定这些指标的异常改变能够代表中医肾虚证?(2)包括脏器重量、生化、病理和功能指标在内的众多指标中,用于判断动物模型肾虚证属性时,是否有主次之分?存在金标准吗?在具体操作时如何选择使用?依据何在?(3)这些指标的异常在脾虚等证动物模型中同样可以见到,应当如何区分?(4)中医理论讲的肾虚至少包括肾阳虚、肾阴虚、肾精不足、肾虚不固和肾阴阳两虚等,可否用这些指标区别开来?如果这样提出问题比较苛刻,可否先期借以把肾阳虚和肾阴虚两证区别开来?这是起码应当做到的,因为学术界已对肾阳虚和肾阴虚两证的动物模型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研究。

血瘀证动物模型的研究也是如此。通常采用高分子右旋糖酐、肾上腺素、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素加肾上腺皮质激素、凝血酶、凝血酶加六氨基已酸、高胆固醇和猪油饮料喂饲动物、结扎动脉(冠状动脉或脑动脉)等方法制作血瘀证模型。尚不包括血瘀兼证(如气虚血瘀、气滞血瘀、热毒血瘀、阴虚血瘀、寒凝血瘀、血虚血瘀)动物模型。由于1986年11月第二届全国活血化瘀研究学术会议修订的血瘀证诊断标准中,规定了7项血瘀证实验室检测指标:(1)微循环障碍;(2)血液流变性异常;(3)血液凝固性增高或纤维活性降低;(4)血小板聚集性增强或释放功能亢进;(5)血液动力学障碍;(6)病理切片示有瘀血表现等;(7)特异性新技术显示血管阻塞。因而血瘀证动物模型的判定便彻底摆脱了模型动物症状体征、病因等方面的约束,几乎全部采用这些检测指标,只要其中1项或2项出现异常改变,即可确定动物模型血瘀证属性。这样操作简单而又便捷,但问题却非常突出:(1)把这7方面指标作为血瘀证的客观指标,在多大程度上遵循了中医理论和临床实际?具体依据什么确定下来的?(2)借助这些指标判断动物模型血瘀证属性,其结果现已制造的各种动物模型均可出现这些指标中一种或多种的异常改变,那么如何界定这种造模动物是血瘀证而不是肝郁证、脾虚证、肾虚证或热毒证?反之亦然。(3)由血瘀证实验室指标检测导致无病不血瘀、无证不瘀血的局面,如此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血瘀证和血瘀证动物模型还有存在的价值吗?!

诸如把血清淀粉酶活性降低、血清蛋白酶活性下降、血清胃泌素含量减少作为脾虚证动物模型判定指标,把血中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升高作为肝郁证动物模型判定指标等,均存在类似的问题。亦即,凡以客观检测指标判断动物模型证的属性,都会遇到相同的问题。把客观指标的异常变化作为判定动物模型证属性的基本依据,其前提是通过临床开展证本质研究已经明确了证的生物学特征,进而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推广应用到证和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的研制和判断上来。而基于临床的证本质研究已开展50余年,无论肾本质、脾本质等研究,均未发现各证的相对或绝对排他的客观检测指标。人们赋予肾虚、脾虚和血瘀等证的客观指标,都是尚未定论、有待验证的,加之这些指标的获得大多存在思路方法问题,故而迄今为止尚没有任何一证的客观指标是公认的、无懈可击的。所谓证的生物学特征至今仍是一个未知数。在没有可靠证据的情况下,用不成熟、不确定的客观指标判定动物模型的证属性,超过起来简便易行,但由此产生的证的动物模型自然是靠不住的,因而没有实际应用价值。

尽管如此,这并不能阻挡人们继续用客观检测指标研究中医证的动物模型的兴趣和热情,中医界已经习惯于在基本条件尚未具备或未搞清源头的背景下,在作为证据的东西依然需要证明的条件下,实施注定不会有结果的各种研究计划。可以看到,由客观指标判断动物模型证的属性,一旦作为标准确定下来,动物模型制作者和使用者便彻底摆脱了中医临床辨证常规做法的束缚,毫无节制地扩大应用到其他场合,进而导致由各种方法判定的中医证的动物模型混杂在一起。可以想象,在此基础上开展的证的生物性特征研究,方药作用机制研究等,以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为前提,必然全面处于失控的状态。因而由此得出的任何结论性认识,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均有待进一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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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医动物模型研制全面受挫

中医动物模型的研制始于20世纪60年代,略微滞后于证本质研究。当初对建立中医动物模型重要性的认识,不仅出于医学伦理学考虑(即不宜首先在人身上做实验),主要为了发展中医药学,而从实证化、客观化和规范化方面拓展研究空间。效仿现代医学那样,除对受试者进行直接的临床研究以探讨疗效和理论问题外,采用动物模型开展实验研究,理应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和手段。尤其在发病和疗效机制研究方面,实验条件可控,研究更为便捷,更具有可操作性。这样以来,临床研究和利用具有中医特色的动物模型开展的实验研究即可以互相印证,有利于揭示中医理论的实质,促进中医药学术进步。现在,中医动物模型已被广泛用于证的本质(现称证的生物学特征)、药效学和方药作用机理研究,成为中药新药研制必须使用的方法和手段。时至今日,中医动物模型的研制已由最初个别的学术现象发展为动物品系和方法多样、自成系统的中医动物模型学。在这一过程中,研究得到各级各类课题的资助,众多业内人士加入中医动物造模研究的行列。中医基础理论期待发展的现实要求和业内人士的研究热情,呼唤研制出更多的具有中医特色的动物模型,各级政府主管部门顺势而为,较长时间内中医动物模型的研制成为中医药突破发展的重要抓手。

迄今,中医动物模型研制已逾40年,各种具有中医特色的动物模型不断推出,学术界普遍应用这些模型开展其他研究,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正是利用这些动物模型完成的。表面上看,中医动物模型研究一派繁荣景象,已是今非昔比。可是深入考察即可发现,在造模方法、模型动物证属性判断的各个环节上,均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至今建立的众多模型中,不能认定哪一种动物模型是客观的、标准的、规范的和科学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现在从八个方面予以系统分析。

一、中医病因造模动物证属性判定

采用中医病因造模法实施动物证的模型研制,其理论依据是,有什么样的致病因素,便有与之相应的异常临床表现,借以可抽象出相关属性的证,故而认为对实验动物实施病因干预,可以制造出与临床相符的证的动物模型。中医的病因主要有六淫、七情、饮食、劳倦、外伤和虫兽伤,以及脏腑气血功能失调所形成的病理产物痰饮和瘀血等,其中六淫、七情、饮食和劳倦等病因在动物造模时得到比较广泛应用,大概由于痰饮和瘀血本属相关病因所致之“果”,且血瘀证早已成为竞相研制的中医模型,故不曾作为病因造模的干预手段。

目前,采用的病因造模法包括:以风寒湿刺激制作的痹病模型,夹尾法制作的肝郁证模型,饥饱失宜、疲劳、苦寒泻下、耗气破气诸法单独或交互作用制作的脾虚模型等。在不考虑具体疾病的情况下,病因造模法旨在直接给出跨病种的证的模型。果真实现这一目标,通过动物造模便将中医特色凸显出来,离最终揭示证本质也将为期不远了,这无疑是中医界十分期待的。但仅有这样的愿望和热情是不够的,我们认为,现在亟待求证的是,中医的病因(这里只谈六淫)究竟是什么?

提出这样的问题,似乎非常幼稚。《中基》所说的六淫,“即风、寒、暑、湿、燥、火六种外感病邪的统称。风、寒、暑、湿、燥、火,在正常的情况下,称为‘六气’,是自然界六种不同的气候变化。”这里表达了两层意思,一是六淫与六气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二是六淫与六气是自然界气候的异常与正常状态。亦即,风、寒、暑、湿、燥、火本身具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属性。根据这样的认识,对实验动物施加风、寒、湿的超强干预,借以制造风寒湿痹动物模型,显然与中医病因学说并行不悖。然而,问题恰好出在这里。

中医临床上,确认患者病因的唯一途径是,先行通过四诊收集到全部异常信息,然后“审症求因”,而不是看大自然当下的“脸色”行事。例如痹病中的风寒湿痹,医生基于且仅仅基于患者的临床表现而做出与固化在其认知结构里的不同气候属性相似的拟态诊断。医生不可能根据时下天气异常,出现风、寒、湿超强的自然现象,就认定此间就诊者都是风寒湿痹患者。原因在于,由患者四诊信息抽象出来的风、寒、湿的疾病属性,与大自然风、寒、湿的气候变化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物。古代医家建立的病因学说,基于天人相应的朴素认识,即自然界四时季节变化生成的风、寒、湿等气候,在患病情况下也会出现类似的属性变化,并通过症状体征显象于外。所谓人体出现“类似的属性变化”,不是说在人体直接看到了风、寒、湿或由风、寒、湿引起的异常改变,而是看到了具有风善行数变、寒凝聚收引和湿重着粘滞等属性的异常症状体征,于是认定疾病的性质或风或寒或湿,或综合判断为风寒湿痹。由此可见,中医的病因学说其实就是象思维的产物,它借助形象或意象等建立了气候变化与人体疾病状态之间的联系。病因学说一旦建立,决定疾病病因属性的不再是自然界的气候异常变化,而是病人显象于外的症状体征。一个患者被诊断为中医的风寒湿痹,跟他在一定时间内是否遭受了风、寒、湿的侵袭没有任何关系。说到这里,不妨引录两篇针对风湿性疾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

流调结果显示[1],深圳市3个调查点类风湿关节炎(RA)患病率为044%,略高于国内北京郊区(034%)和汕头地区(020%~026%),但较国外白种人(076%~100%)低,女性高于男性,与国内外报道结果一致。另一项比较权威的流调表明[2],北京、汕头两地因风湿性疾病不得不停止工作的分别占30%50%。北京、汕头、宁夏、黑龙江RA患病率分别为034%032%036%038%,四处相对一致。强直性脊柱炎患病率,北京、汕头、黑龙江分别为026%026%011%。这些西医疾病都属于中医的痹病,我国南北地域一年四季的湿度和温度差别甚大,然而各地的痹病患病率没有显著性差异,说明本病患病率与南北地域的湿度和温度没有关系。RA作为全身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其现代医学病因明确,不是遭受异常天气的侵害和刺激所致。中医病因的实质,原本是一个简单而浅显的道理。但在动物造模时则完全混淆了自然界风、寒、湿与辨证诊断确定的风寒湿痹的关系,将两者混为一谈。接受如此错误的认识支配,自然出现采用风吹、低温冷冻、冷水浸泡、增加环境湿度等对实验动物实施干预的所谓病因造模方法,并成为制造与风、寒、湿病因有关的风寒湿痹、风湿热痹、寒凝血瘀诸证约定俗成的手段。如此低级的错误出现在中医动物模型制造过程中,竟然能在中医界大行其道,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采用饥饱失宜、疲劳、苦寒泻下、耗气破气等方法制作的脾虚动物模型,已被广泛应用到中医药研究的各种场合。由于不涉及具体疾病,因而具有了普适性。这种病因造模方法似乎已臻成熟,无可挑剔。为了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明确脾虚证(包括脾气虚证)的疾病分布。考察先后由原卫生部和CFDA颁布的《原则》、国家中医药管理局1994年颁布的《标准》等权威文献以及学术界报道的辨证情况可以确认,至少有胃溃疡、胃下垂、慢性浅表性胃炎、慢性萎缩性胃炎、功能性消化不良、肠易激综合征、溃疡性结肠炎、功能性便秘、晚期胃癌、慢性溃疡性结肠炎、小儿厌食症、维生素D缺乏性佝偻病、小儿迁延性腹泻、小儿流涎症、缺铁性贫血、反复性呼吸道感染、慢性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缓解期、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癌晚期、重症肌无力、甲状腺功能减退、肥胖症、高脂血症、糖尿病、代谢综合征、高尿酸血症、冠心病心绞痛、癌症放化疗后、慢性疲劳综合征、原发性骨质疏松症、更年期综合征、变态性鼻炎等众多西医疾病在各自不同转归阶段可以诊断为中医的脾虚证。无论病因造模法制造的脾虚证模型如何超脱,最终必须面对这些疾病,为这些疾病的研究服务。而这些疾病分别来自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系统、神经系统、代谢疾病、内分泌系统和循环系统等,各自都有不同的病因和病理机制。可以想象,如果这些疾病确实在转归的某个阶段出现脾虚证的临床表现,各自的现代医学病因和病理机制与中医饥饱失宜、疲劳、苦寒泻下、耗气破气之类的病因也不会有什么联系;而制造一种普适性的脾虚模型,以其代表如此众多疾病在各自转归某一阶段的本质特征,显然没有道理,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利用此类病因造模得到的脾虚动物模型自然对这些疾病的相关研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即便硬性套用于某些研究,也不会得出有价值的结论。

从病因动物模型的分析中,引出了比较深刻的学术问题:(1)借助象思维建立的中医病因学说,可否利用实验动物准确地复制?(2)制作不依赖疾病的证的动物模型是否具有可行性?事实说明,作为病因的风、寒、暑、湿、燥、火等,只是古代医家取自然界气候之象,借助临床症状分析概括疾病属性的传统表达方式,由症状集合抽象出来的风、寒、暑、湿、燥、火等病因,与自然界的这些气候变化毫不相干,因而不可能用风吹、低温冷冻、冷水浸泡、增加环境湿度等所谓的病因干预而拷贝出证的动物模型。制作不依赖疾病的证的动物模型,其出发点是为在跨病种的情况下揭示证的本质创造必要条件。然而这一研究忽略了,离开病的证是不存在的;况且,具有遗传倾向的不同疾病的基因型都是不同的。因而制造一种泛化的、满足众多疾病需要的同一个证,借以揭示它们的共同本质是不客观的,不可能的。故可断言,当今流行的脾虚证、肾虚证和血瘀证等动物模型,都经不起推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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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二章 双轨制下的辨证论治体系)

四、西医病证所属症状虚拟性及成因[10]

如果将功能性消化不良、经前期综合征、偏头痛、乳腺囊性增生病、高血压病和更年期综合征6种西医疾病的辨证标准和临床执行情况存在的问题,视为随机抽象调查得出的一致结论,那么,这些问题就不再是6种疾病的个别现象。抽样调查的目的是要回答样本来自的整体的情况,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转移疑虑的目光,把这些问题放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的中西医结合的大背景下,深入考察问题的症结。

如所周知,依托西医疾病辨证规范,是中西医结合的重要步骤、方法和手段,同时也是病证结合类中药新药临床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基于西医疾病辨证规范的成果以《原则》为标志,该标准一经问世,便广泛用于中医临床、基础理论、中西医结合和中药新药研究的各个领域,其影响的广度与深度在业内是空前的。在参照使用过程中,随着前面披露的辨证问题不断出现,《原则》本身存在的诸多缺陷开始浮出水面。早在16年前我们就曾从7个方面剖析了1993年和1995年由卫生部颁布的《原则》第1、2辑存在的问题[11],诸如证名术语规范问题、诸证真伪问题、证的层次问题、证与所辖症状的吻合问题、证辖症状中中西医症状体征并存问题、证属症状术语规范问题、为不依托疾病的单证建立诊断标准的可行性问题。在2002版《原则》中,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回应,问题依然存在。深入考察发现,《原则》围绕西医疾病建立的辨证规范中,尚存在未曾发现的爆炸性的学术事件:即依托西医疾病辨证规范依赖症状的虚拟性和由此引出的系列重大学术问题。可以说,这比此前披露的所有问题更为严重,全面阐明这一问题并揭示其成因,已经是不可回避而又十分紧迫的重要课题。2011年5月10日,在广州由科技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举办的珠江论坛上,我们以“基于西医疾病辨证所属症状虚拟性及其成因”为题,全面揭示了这一问题。

(一)《原则》西医疾病辨证规范所属症状的虚拟性

基于西医疾病辨证规范实现的主要目标是,确定病辖诸证的数量和名称,给出满足诸证诊断的症状和舌脉象。《原则》2002版还增加了区分症状主次的内容。既然依托西医疾病进行辨证规范,自然涉及西医疾病临床症状与西医疾病所辖诸证症状之间的关系。一般认为,除中医舌、脉象外,两者之间似乎不应有太大区别,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以冠心病心绞痛为例,西医以发作性胸痛为主,再结合胸痛的部位、性质、持续时间和诱因,即可做出临床诊断(尚需结合心电图)。《原则》2002版列出8证,所属症状中,胸部刺痛、绞痛、胸痛、胸闷、胸闷如窒而痛、痛引肩背或臂内侧、胸痛彻背、感寒痛甚、心悸、气短与本病临床表现相同或相关;另有倦怠、神倦乏力、腰酸无力、腰膝酸软、体胖、多痰、身体困重、畏寒、肢冷、四肢欠温、懒言、头晕、失眠、多梦、心烦、不寐、盗汗、汗出、胸腹胀满、下肢浮肿、喘促、耳鸣、面色苍白、面白和面色紫黯(舌脉象从略)是中医辨证不可缺少的,但这些症状与西医临床表现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具体来自何处,尚待甄别。

原发性高血压早期常无症状,可多年自觉良好而偶于体检时发现血压升高。临床可有头痛、眩晕、气急、疲劳、心悸、耳鸣等症状,但并不一定与血压水平相关,且常在得知患有高血压病后患者才注意到。高血压病后期的临床表现常与心、脑、肾功能不全或器官并发症有关。《原则》2002版列出4证,所属症状眩晕、头痛、急躁易怒、心悸、耳鸣与高血压病相关;而胸闷、气短、夜尿频可视为高血压病伴见心、肾功能不全出现的症状;至于五心烦热、失眠、健忘、头如裹、面红、目赤、口干、口苦、口淡、呕吐痰涎、食少、腰酸膝软、畏寒肢冷、便秘、溲赤(舌脉象从略)等,同样是中医辨证不可或缺的,但与疾病诊断没有任何关系。这些症状来自何处,也不甚明了。

高脂血症未出现并发症时,一般没有典型症状,必须通过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等检测做出诊断。《原则》2002版为其确定了痰浊阻遏、脾肾阳虚、肝肾阴虚、阴虚阳亢和气滞血瘀5证,用于辨证的症状有形体肥胖、走窜疼痛、心前区疼痛、胸闷、胸胁胀闷、眩晕、耳鸣、头重如裹、头痛、肢麻沉重、畏寒肢冷、腰酸、膝软、倦怠乏力、面肢浮肿、健忘、五心烦热、急躁易怒、心悸、失眠、心烦不安、面红、呕恶痰涎、口干、口苦、口淡、食少、脘腹作胀、便溏、便秘、溲赤31个,尚不包括舌、脉象,其中除少部分为并发症的症状外,多数来历不明。

经过比较,可以发现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即西医疾病的临床表现与所属诸证的症状差异悬殊。于是出现这样的逻辑悖论,临床上仅靠西医学提供的少数症状难以组成属性分明的各证;而与疾病无关的症状满足了辨证诊断的需要,却不知来自何处。在《原则》之外,学术界无意中进一步放大了这一矛盾。例如,此前对原发性骨质疏松症辨证的回顾性研究表明,《原则》2002版给出肝肾不足和脾胃气虚两证,学术界至少又推出肾阳虚、肾阴虚、肾精不足、真元亏虚、脾肾阳虚、脾肾两虚、脾气亏虚、肝肾阴虚、气血亏虚、瘀血阻络、气虚血瘀、气血两虚、气滞血瘀、阴阳两虚、阳虚督寒、平人骨痿、风寒湿凝滞筋骨等证,涉及症状达75个,异常舌脉象10余种。远远超出此病以疼痛最主要症状,骨折为并发症,另见驼背和身材变矮的临床表现,也超出了《原则》规定的肝肾不足和脾胃气虚两证的症状。对功能性消化不良、经前期综合征、偏头痛、乳腺囊性增生病、高血压病和更年期综合征6种西医疾病的辨证标准与临床辨证的考察分析,也全面验证了此类问题的普遍存在。

事实说明,超出西医疾病以外用于辨证的症状甚多,它们既借助中医的证依附于疾病,多半又与疾病没有实际瓜葛,以一种不可思议的虚拟方式存在。由虚拟的症状集合必然抽象出属性各异的虚拟证,进而导致基于西医疾病实现的辨证规范大多化为虚拟状态。

(二)西医疾病赖以辨证的虚拟症状的由来

超出西医疾病临床表现以外用于辨证的症状的来源,大体存在四种可能:一是这些症状与西医疾病之间有潜在关系,只是现代医学尚未发现这种关系;二是当下西医疾病并发症所见的症状,被收入该病中医辨证的症状之中;三是这些症状与西医疾病无关,是人体素有体质的异常表现被纳入疾病辨证的症状里;四是为了满足中医辨证诊断而无意识羼入的虚拟症状。这4种情况的可能性和科学性如何?哪一种说法更有说服力,可以被接受呢?

毫无疑问,西医疾病与所属症状的关系非常明确,借助这些症状结合理化检测指标可以准确地诊断各种疾病,勿需具有“潜在关系”症状的帮助。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可以认定第一种情况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关于第二种情况,由于西医疾病由急性转为慢性、功能性转为器质性以及不同分期的转化,此间可以出现并发症状。例如,当高脂血症累及冠状动脉并发冠心病心绞痛时,临床可伴见心前区疼痛、胸闷、走窜疼痛等。《原则》将其纳入高脂血症辨证症状,说明病已发展到冠心病心绞痛阶段。《原则》2002版中糖尿病血瘀脉络证将胸痛、肢体麻木、疼痛纳入主症,说明已并发冠心病和周围神经病变。由此看来,用于辨证的中医症状中,确有极少数来自西医疾病的并发症。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出现了,把继发和并发症纳入原发性疾病的辨证之中,必然混淆继发和并发症与原发性疾病之间的界限和区别,因而是不可取的。那么,是否存在第三种情况呢?

关于体质,古代中医早有论述,但明确以体质学说予以论述和研究始自20世纪70年代末。该学说认为,体质是个体生命过程中,在先天遗传和后天获得的基础上表现出的形态结构、生理机能以及心理状态等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质。这种特质决定着人体对某种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及其病变类型的倾向性。同时明确了国人体质类型为平和质、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气郁质、特禀质9种[12]。通过比较可以确认,除平和质和特禀质外,气虚质、阳虚质、阴虚质、痰湿质、湿热质、瘀血质和气郁质描述的基本特征与气虚证、阳虚证、阴虚证、痰湿证、湿热证、瘀血证和肝郁证基本相同。这就涉及体质类型与证的关系问题。明确这个问题对阐明“超出西医疾病临床表现以外用于辨证的症状”的来源,或许会有所裨益。

体质学说指出,中医体质类型是对个体在未病状态下所表现的阴阳气血津液偏颇状态的描述,中医证候类型是对人体疾病状态下脏腑气血阴阳盛衰情况及病因、病位等方面的概括,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13]。区别在于,前者发生在未病状态下,后者出现在疾病状态中。联系在于,证常随体质而转移;体质影响证的寒热属性[14]。根据这一认识,“超出西医疾病临床表现以外用于辨证的症状”显然处在“疾病状态下”,似乎不应属于体质类型的特征表现。不言而喻,只有体质类型能够符合实际地带入疾病状态,“超出西医疾病临床表现以外用于辨证的症状”便有了近乎合理的解释。但需指出,仅仅如此还是不够的,必须同时明确体质类型与疾病相关,体质类型转化为疾病状态下的证才会与疾病也相关,进而最终解决“超出西医疾病临床表现以外用于辨证的症状”的来历问题。其实,体质学说已部分讨论和回答了这个问题。例如,研究发现,鼻咽癌高危人群体质以单纯气虚质为主[15];痰湿体质与脑卒中、糖尿病、原发性高血压、高脂血症具有显著相关性[16],出现一病一质和多病一质的研究结论。而脑卒中《原则》确立风痰瘀血、气虚血瘀和阴虚风动等7证,糖尿病确定阴虚热盛、湿热困脾、气阴两虚、阴阳两虚、血瘀脉络5证,高血压病确定肝火亢盛、阴虚阳亢、痰湿壅盛和阴阳两虚4证,如果与疾病相关的体质类型是单一的,显然无法解释如何转化为三五不等的诸证。非常遗憾的是,体质学说虽然部分建立了体质类型与西医疾病的关系,却无意中引发体质类型与证的关系的混乱(关于体质学说将在第八章专题讨论)。换言之,体质学说的研究成果尚不能回答“超出西医疾病临床表现以外用于辨证的症状”的来源问题。既然如此,在排除多种可能之后,只能不情愿地接受第4种可能,即为了满足中医辨证诊断而无意识羼入了大量虚拟症状。

(三)西医辨证虚拟症状存在的严重性和成因

毋庸讳言,出现此类问题在中医界是相当严重的学术事件。现在开展的国家科技部“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研究,中医证的基因组学、蛋白质组学、代谢组学研究,中药新药Ⅱ、Ⅲ期临床试验研究,辨证规范和疗效评价指标研究,以及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研究等,全部在西医疾病辨证基础上进行的,均把《原则》建立的西医疾病辨证标准作为所有研究的依据和基础。事实上,在没有其他标准可资借鉴的情况下,学术界只能使用这一标准。然而,如果基于西医疾病辨证所依据的症状多数是虚拟的,证的诊断自然也是不确定的,所有这些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便荡然无存了。现在问题已经尖锐地提出来了,还应明确出现这一严重问题的症结所在,以便理性地加以解决。

总体说来,从依托中医疾病辨证转换到围绕西医疾病辨证,学术界对可能出现的深层问题估计和认识不足,进而为虚拟症状的诡异出现埋下了伏笔。如所周知,中医的疾病多半是西医多种疾病共见的一个症状。如中医的水肿见于西医的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慢性心力衰竭等疾病;痞满见于慢性胃炎、胃下垂、功能性消化不良等。诸如咳嗽、痰饮、血证、心悸、胃痛、呕吐、腹痛、泄泻、积聚、眩晕、中风等都分别见于多种西医疾病。当依托这些中医疾病进行辨证时,必然综合多种以中医病名为主要临床表现的西医疾病。这样以来,中医疾病所辨诸证就会与多种西医疾病分别相关联。例如,咳嗽风寒袭肺证主要见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风热犯肺多见于急性气管-支气管炎,痰湿阻肺主要见于慢性支气管炎,痰热壅肺主要见于肺炎,肺阴亏虚主要见于肺结核。当基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性气管-支气管炎、慢性支气管炎、肺炎和肺结核这些西医疾病进行辨证规范时,已经不再可能分出少者三五个,多则七八个证来。即便考虑西医疾病存在分期、分类、分型问题,也不可没有限制地推出众多证。在这一背景下,实有症状不能满足辨证需求,还要硬性归纳出多证,虚拟症状只能非理性地“抽象”出来。这可能是问题产生的根本症结。

另外,中医临床套路式、诱导式问诊或许是虚拟症状大量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中医望、闻、问、切四诊中,问诊所占比重最大。明代医学张景岳在总结前人问诊要点的基础上写成“十问歌”,歌诀为:一问寒热二问汗,三问头身四问便,五问饮食六胸腹,七聋八渴俱当辨,九问旧病十问因,再兼服药参机变,妇女尤必问经期,迟速闭崩皆可见,再添片语告儿科,天花麻疹全占验。十问歌是《中医诊断学》问诊教授的主要内容,要求业医者烂熟于心,临诊时要求按照十问歌的顺序问得全面准确,没有遗漏。当今临床无论对何种疾病实施辨证,大都参照十问歌并按照其规定的顺序问诊,采集患者介绍的疾病信息。在这种约定俗成的问诊套路下,在中医师近乎诱导式系统问诊的背景下,许多与疾病无关且并不典型的“症状”不经意中被诱导出来,再经医生确认而成为临床辨证不可或缺的素材。久而久之,最终被收入《原则》西医病证诊断标准中。可以看到,这些虚拟症状基本来自十问歌涉及的具体内容,可以佐证十问歌对虚拟症状的大量涌现无意中产生的负面影响。

尚需指出,当今中医临床在辨证遣药组方的基础上,还结合药效学研究的最新进展配伍中药。如丹参抗肝纤维化,五味子降转氯酶,补骨脂光敏作用,葛根改善心肌缺血、增强冠脉血流量、调节心肌氧代谢,人参抗肿瘤等药理作用已得到证明,在罹患肝炎、白癜风、冠心病、癌症和肝硬化时勿需辨证即可配伍这些药物。时间久了,人们就可能反过来根据这些药物的传统功能,推测所治疾病或许具有与药物功能对应的适应证。如用丹参,应会由其活血化瘀推测所治疾病当有血瘀证;若用人参,则认为对应的为气虚证。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是,日本人用黄连解毒汤治疗脑梗塞,当属老方新用。根据此方用于热毒证,于是推测脑梗塞的中医病机与“毒”有关,至于从四诊角度是否诊察到脑梗塞与“毒”有关的症状,并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尚可注意到,对冠心病心绞痛的辨证,2002版《原则》设立的8证中,并无“毒”的认识,由于已经证实炎症反应参与动脉粥样硬化发生的过程,且通过抗炎治疗取得了明确的治疗效果,于是,有人建议将“毒”或“热毒”加入本病病因、病机和辨证之中[17]。现代医学的思维方式开辟了一条新的造证渠道,新证造出来了,还需要为其匹配一组相关症状,这样以来,一些虚拟症状即可借助这一管道混迹于辨证规范和临床诊断之中。

在中医界,西医疾病辨证所属症状的虚拟性和借以抽象出来的各证的虚拟性客观且普遍存在,这个耸人听闻的学术事件一经揭示,潘多拉魔盒便被打开了。在西医辨病中医辨证渗透到的所有学术领域,都会造成毁灭性的冲击。这一现象颠覆了几十年来围绕西医疾病辨证规范获取的所有成果,全面质疑中医药现代研究的科学性和合理性。由后续各章的讨论将会看到,西医疾病辨证所属症状的虚拟性就象幽灵一样若隐若现,随时随地施展它的破坏性“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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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二章 双轨制下的辨证论治体系)

中成药适应证的混乱状况,确实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如果对此仍旧不以为然,不能引起学术界对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存在问题的高度重视,那么,不妨换个角度,深入考察国家、行业、学会和专家制定的病证诊断规范和标准的执行情况,看看临床辨证时实际发生了什么,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以下拟从功能性消化不良、经前期综合征、偏头痛、乳腺囊性增生、高血压和更年期综合征(围绝经期综合征)6病临床辨证执行各种辨证标准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一)功能性消化不良辨标准与临床辨问题[3]

功能性消化不良(FD)是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作为功能失调类疾病,中医药治疗优势明显。不过,各部门分别制定辨证标准,学术界各行其是,严重制约了FD辨证论治经验的交流和推广。现对第6、第7版统编《中医内科学》、学会和行业标准有关FD辨证标准在临床辨证中的应用情况予以考察。

1.《中医内科学》痞满与FD辨证比较  中医学没有与FD完全对应的病名,根据其临床表现,《中医内科学》痞满与之相当。考察痞满辨证情况,可了解FD辨证的大致情况。

第5版教材无痞满及其辨证内容。第6版教材确定邪热内陷、饮食停滞、痰湿内阻、肝郁气滞、脾胃虚弱5证;第7版教材则推出湿热阻胃、饮食内停、痰湿中阻、肝胃不和、脾胃虚弱、胃阴不足6证。两书饮食停滞(饮食内停)、痰湿中阻(痰湿内阻)、肝胃不和(肝郁气滞)、脾胃虚弱4证基本相同。第6版所立邪热内陷证,症见胃脘痞满、灼热急迫、按之满甚、心中烦热、咽干口燥、渴喜饮冷、身热汗出、大便干结、小便短赤、舌红苔黄、脉滑数,可谓一派热象,强调痞满由邪热所致,这在FD是不可能见到的。第7版则有湿热阻胃证,症见脘腹痞满,或嘈杂不舒,恶心呕吐、口干不欲饮,口苦,纳少,舌红苔黄腻,脉滑数,与邪热内陷证尚不能混为一谈。第7版另外新增胃阴不足证。

2.学会和行业FD辨证标准比较  随着病证结合研究的不断深入,2001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脾胃病专业委员会通过了《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治规范(草案)》,将FD中医辨证确定为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脾虚痰湿、饮食积滞和寒热错杂5证。2003年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颁布《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案)》,将FD分为肝气郁结、脾胃气虚、肝气犯胃、湿热滞胃4证。除肝郁气滞与肝气郁结属同证异名外,其他各证均不相同。2003年草案将肝气郁结与肝气犯胃两证分立,实在令人费解。众所周知,FD本为中医胃脘部病变,肝气郁结证虽然未提胃腑,但必然影响于胃,故与肝气犯胃不应有本质区别。比较两证所属症状,2003年草案中肝气郁结证症见脘胁胀痛,痛无定处,脘闷嗳气,急躁易怒,脉弦;而肝气犯胃证症见胃脘痞满,闷胀不舒,胀及两胁,情志不遂易诱发或加重,嗳气呃逆,烧心泛酸,心烦急躁,脉弦或弦细。肝气郁结为脘胁胀痛,而肝气犯胃见胃脘痞满,闷胀不舒,胀及两胁,合起来表述则为脘胁胀满。脘胁痛与胀都是FD的基本症状,故两者大同小异;关于肝郁的表现,前者称嗳气、急躁易怒,后者称情志不遂易诱发或加重、嗳气、心烦急躁,同样没有本质区别。可知肝气郁结与肝气犯胃为同证异名,不当分立条次。

2002年版《原则》将痞满分为肝胃不和、饮食停滞、寒热错杂、脾胃虚弱、脾胃湿热5证,同时明确痞满相当于FD等疾病。《原则》的辨证标准显然参照了《中医内科学》和2001年草案。肝胃不和由肝郁气滞转化而来,饮食停滞和脾胃虚弱取自第6版教材,寒热错杂来自2001年草案,脾胃湿热当属新增。

由此可见,有关FD的辨证标准,学会和行业互有参差,没有定律。在短短3年中,两个草案和《原则》的FD辨证数量有所不同,称谓互有参差,且存在本质差异,变化之快之大都是惊人的。

3.FD临床辨分析  由于各版本教材、学会和行业间有关FD的辨证标准存在明显差异,临床执行如何,格外值得关注。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近10年的临床报道,可以确认FD临床辨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参照权威文献辨证,二是结合临床经验灵活变通。现具体分析如下:

(1)参照权威文献辨证情况分析:临床上执行权威文献的FD辨证标准,并非完全照搬。张声生参照《原则》结合临床实际诊断出肝胃不和、饮食停滞、寒热错杂和脾胃虚弱4证;古学文则分为肝胃不和、寒热错杂和脾胃虚弱3证;谷灿立完全参照2003年草案辨为肝气郁结、脾胃气虚、肝气犯胃、湿热滞胃4证;吴汉荣确立为脾胃虚弱、肝郁气滞、湿热内蕴3证,3证称谓与草案稍有不同,或许考虑肝气郁结与肝气犯胃为同证异名,故舍去了肝气犯胃证。薛莉萍参照2001年草案,辨为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脾虚痰湿、寒热错杂4证,舍弃了饮食积滞证。可以看出,针对建立的多个FD辨证标准,人们各取所需,并结合临床实际有所取舍,进而使FD辨证标准的执行充满变数。但此类辨证在临床上并不占主导地位。

(2)参考标准结合临床经验灵活辨证:临床上大部分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辨证。如范汉淮将FD分为肝胃郁热、中虚气滞、脾胃虚寒3证,与各标准均不相干。李淑贞认为肝失疏泄为该病基本病机,故分为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胃郁热、肝郁湿阻、肝郁阴虚、肝胃瘀血6证,后四证为各标准所不载。赵凤莲将FD分为肝郁脾虚、湿阻脾虚、胃阴不足、饮食积滞、脾虚胃热、脾胃虚寒和瘀血阻络7证,后3证为教材和各标准所未收。类似情况不乏所见。人们根据各自经验进行辨证,并非完全我行我素,而是部分参酌权威文献,部分灵活应用。

为了全面把握FD的临床辨证情况,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得近10年FD辨证文献43篇,共收206证,多为同证异名,经归纳整理,剔除重复,总计20证。依次为肝胃不和(肝郁气滞、肝气犯胃、肝胃气滞、肝郁犯胃)38次;饮食停滞(食积停滞、食积胃滞、食积胃肠、饮食积滞、饮食内停、饮食伤胃、食滞胃肠、食滞胃脘、食滞伤胃、脾胃食积)23次;胃阴不足(胃阴亏虚、胃热伤阴、阴虚胃热、阴虚胃痛、脾胃阴虚)19次;脾胃虚寒(脾胃阳虚)18次;脾胃虚弱(脾胃气虚)17次;肝胃郁热(肝郁胃热、胃中郁热、肝胃湿热)15次;脾胃湿热(湿热内壅、湿热内蕴、湿热内阻、湿热阻胃、湿热中阻、胃热湿浊、湿热中阻)14次;寒热错杂(寒热中阻、寒热夹杂)13次;肝郁脾虚(中虚气滞、脾虚气滞)13次;痰湿中阻(湿困脾胃、湿滞脾胃、湿浊中阻、痰湿蕴阻、痰湿内阻)10次;脾虚痰湿(脾虚湿盛、脾胃虚弱痰湿、湿阻脾虚、脾虚夹湿、胃虚痰阻)9次;瘀阻胃络(瘀血阻络、肝胃瘀血、瘀血停滞)5次;寒湿困脾(寒湿)2次;湿阻气滞(肝郁湿阻)2次;寒中胃脘2次;气滞血瘀(肝郁气滞血瘀)2次;另有脾肾阳虚、肝郁阴虚、脾虚胃热、肝胃虚寒各见1次。事实表明,虽有权威文献指导,但FD临床辨证极不规范,同证异名相当普遍,辨证范围离散甚大。居前12位诸证的构成,肝胃不和占18.45%,饮食停滞占11.17%,胃阴不足占9.22%,脾胃虚寒和脾胃虚弱分别占8.73%和8.25%,肝胃郁热占7.28%,脾胃湿热占6.80%,寒热错杂和肝郁脾虚均占6.31%,痰湿中阻占4.85%,脾虚痰湿占4.37%,瘀阻胃络占2.43%,诸证代表了FD临床辨证的主导趋向,与各标准收录诸证互有异同。这一现象足以说明,FD临床辨证在参酌权威文献的同时,又有较大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标准之外推出诸证如果为临床总结的经验认识,为何未被各标准收录?新增诸证如此之多,其客观性如何?这些问题都应理性作答。

(二)经前期综合征辨标准与临床辨问题[4]

经前期综合征(PMS)是指妇女在黄体期周期性反复出现躯体、精神和行为改变,严重影响生活质量,月经来潮后症状自然消失的综合征。中医学没有与之相应的病名,现今行业标准和统编教材则以经行诸病相称。可以注意到,对PMS进行辨证规范的权威文献有《标准》、1997年《原则》和统编教材《中医妇科学》等。以下借以考察PMS辨证的具体状况。

1.PMS相关中医病名考察  《标准》中记载的经行诸病,包括经行发热、经行吐衄、经行乳房胀痛、经行头痛、经行身痛、经行泄泻和经行口糜7种。统编教材《中医妇科学》第5版注录的经行诸病共11种。在《标准》基础上续增经行浮肿、经行情志异常、经行眩晕、经行风疹块4种。随着教材改版,病名也有改变。第6版教材将经行风疹块改称经行zaozi002癗,余者与第5版相同。第7版教材剔除了第5版教材的经行眩晕,代之以经行感冒,病种数不变。以上文献收录病名相同的有经行发热、经行吐衄、经行乳房胀痛、经行头痛、经行身痛、经行泄泻、经行口糜7种。3个版本教材均在《标准》基础上增入经行浮肿和经行情志异常;而经行风疹块和经行zaozi002癗的取舍有待议定;经行眩晕和经行感冒的纳入尚待统一。鉴于PMS被分解为诸多中医病名,故这些文献必然针对经行诸病进行辨证规范。与此迥异的是,《原则》依托PMS直接辨证规范。于是,各书辨证互有参差便不可避免。

2.PMS相关中医经行诸病辨证比较分析  根据PMS的主要临床表现,可以断定11种经行诸病中经行乳房胀痛、经行头痛、经行身痛、经行浮肿和经行情志异常5种与之直接相关。故针对此5病比较《标准》和各版《中医妇科学》的辨证情况,以及《原则》中PMS的辨证构成。

(1)经行乳房胀痛辨证:《标准》和3个版本《中医妇科学》均为2证,其中肝气郁结证得到公认,另外一证,《标准》为肝郁肾虚,教材分别为肝肾阴虚、胃虚痰滞和肝肾亏虚。如此,经行乳房胀痛实有5证。

(2)经行头痛辨证:《标准》与第5、第7版《中医妇科学》均收3证,第5、第7版教材3证全同,为血虚、肝火和血瘀。《标准》无血瘀证,有气滞血瘀证。另两证称肝血亏虚和肝火旺盛,与血虚和肝火基本相同。第6版教材共收4证,除瘀血阻滞与另2版教材血瘀证基本相同外,所收气血虚弱、阴虚阳亢和痰湿中阻3证与各书均不同。除外重复,实有7证。

(3)经行身痛辨证:《标准》与3个版本《中医妇科学》均设2证,第5版与第7版教材皆为血瘀证和血虚证,第6版教材瘀血阻滞与血瘀相同,另为气血虚弱证。《标准》2证则为气血虚弱证和寒湿凝滞证。除外重复,共得4证。

(4)经行浮肿辨证:《标准》未收此病。3个版本《中医妇科学》皆分设2证。三书均收脾肾阳虚证,另一证第5、第7版教材均为气滞血瘀,第6版教材则为气滞湿郁。实为3证。

(5)经行情志异常辨证:《标准》未收此病。第5、第7版《中医妇科学》均立肝气郁结和痰火上扰2证;第6版则设3证,除痰火上扰证各版相同外,另有心血不足、肝经郁热2证为第5、第7版教材所未录。实有4证。

可以看出,第5、第7版《中医妇科学》对经行5病的辨证基本相同。各书与PMS密切相关的经行5病共收23证,除去重复,得血虚(肝血亏虚)、血瘀(瘀血阻滞)、气滞血瘀(气血瘀滞)、气血虚弱(气血亏虚)、肝气郁滞、肝经郁热、肝火旺盛(肝火)、肝郁肾虚、肝肾阴虚、肝肾亏虚、脾肾阳虚、心血不足、阴虚阳亢、胃虚痰滞、痰湿中阻、气滞湿郁、寒湿凝滞和痰火上扰诸证18个。《原则》与此不同,其依托PMS直接辨证规范,具体确立肝郁化热、气滞血瘀、阴虚阳亢、阴虚火旺和脾肾阳虚5证。其中阴虚火旺为《标准》和各版教材所不载。如此,几种权威文献对PMS辨证共计19种。各自差异之大,超出可以接受的程度。按照这样的规范结果指导临床辨证论治,学术界将无所适从;若借以探讨PMS各证的生物学特征,也将无法操作。

考察分析表明,在PMS辨证方面,各种权威文献没有统一的修订原则,进而导致PMS辨证标准十分混乱的局面。

3.学术界PMS辨构成分析  对近20年中医治疗PMS的相关报道进行回顾性研究,可以明确学术界对PMS辨证的认识和理解,以及权威文献辨证标准的执行情况。学术界对于PMS的辨证大致可分3类:一是基于PMS辨证;二是针对与PMS直接相关的经行诸病辨证;三是基于PMS进行前瞻性辨证规范研究。

(1)基于PMS辨证情况分析:PMS辨证诊断标准,《原则》收录肝郁化热、气滞血瘀、阴虚阳亢、阴虚火旺和脾肾阳虚5证。叶晓玲将PMS分为肝郁气滞、血瘀、血虚、脾虚、肾阳虚、肾阴虚6证;张艳辉则分为肝郁、脾气虚弱、肾虚3证。两者与《原则》诸证均不相同。两者之间除肝郁(肝郁气滞)外,其他各证皆彼此有别,且诸证间存在从属现象,如叶晓玲的脾虚证包含张艳辉的脾气虚弱,而其肾阳虚和肾阴虚从属于张艳辉的肾虚证。刘金淑针对肝郁化热、肝郁气滞、肝脾不调、肾虚肝郁、脾肾阳虚5证辨证治疗,仅肝郁化热、脾肾阳虚2证与《原则》相同,其余3证则自行发挥。三者比较,除肝郁气滞外,其余诸证互有参差。饶有意味的是,公认的肝郁气滞(肝郁)《原则》并未收载。由此可见,虽皆基于PMS辨证论治,但大体未能执行《原则》的辨证标准。人们各行其是,PMS临床辨证没有定律。

(2)基于PMS相关经行诸病辨证情况分析:前已述及,与PMS直接相关经行诸病有经行乳房胀痛、经行头痛、经行身痛、经行浮肿、经行情志异常5种。临床上据此辨证治疗者不乏所见。

检索20年来中医治疗PMS或经行诸病的文献,共得100余篇。整理各自辨证情况,归类异名同证,依次为肝气郁结40次、瘀血阻络21次、肝血亏虚18次、肝郁化火16次、气滞血瘀14次、肝脾不和11次、肝肾阴虚11次、脾肾阳虚8次、气血两虚8次、肝阳上亢7次、冲任不调5次,这11证居前。另有脾气虚弱、肾阴不足、痰火上扰、寒凝血瘀和肝火亢胜均4次;血虚邪袭、气血不调、湿热内蕴、风寒湿阻、冲任气逆和肾虚肝旺各3次;而痰湿壅阻、虚火扰心、血虚生风和风阳上扰各2次;仅1次的有脾虚湿阻、肝胃不和、血虚肝旺、气虚血热、冲任虚寒、寒凝经脉、邪入少阳、热入胞宫、冲任不固、湿阻冲任、心胆火旺、胆胃不和、气虚不固和肝阴虚证,总计40证。其中保留了权威文献的19证,学术界又增21证。经行诸病辨证的随意性和离散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3)基于PMS辨证规范情况分析:鉴于上述,对PMS进行辨证规范是必要的。有学者针对本病辨证规范的流行病学调查表明,526例完整资料中,肝气逆、肝气郁、肝火上炎及心脾两虚4证占95%,前2证各占58.9%与27.5%;另有肝肾阴虚、脾肾阳虚及心肾不交等证均未超过1%,这些证的临床表现不属于本病基本表现。问题在于,此研究在流行病学调查前拟定了肝气逆、肝气郁等7证的诊断标准,故PMS辨证的数量和具体证名便被先验地确定了,流行病学调查则在限定范围内考察各证的构成比。而事实上,疾病辨证数量和具体证名本身都是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求解的问题。文中披露,在731例PMS中,单纯本病379例,合并他病者352例。亦即526例中几近半数合并其他疾病,这些疾病的症状参与辨证规范研究,自然影响流行病学调查统计分析的结果。另外,文中认为,“中医妇科学强调的经行浮肿、发热与泻泄三症均未超过10%,因此不属本病的基本表现。”其实,浮肿是PMS重要的躯体症状之一,是由孕激素水平不足,雌激素水平相对过高所致。孕激素促进远端肾小管钠和水的排泄,雌激素则通过肾素-血管紧张素Ⅱ-醛固酮系统使水钠潴留,从而出现浮肿。西医合并使用利尿剂治疗,也可说明浮肿确实存在。因此,本项辨证规范结果的客观性和科学性便有待商榷。

(三)偏头痛辨标准与临床辨问题[5]

偏头痛是一组常见的头痛类型,为发作性神经-血管功能障碍,以反复发生的偏侧或双侧头痛为特征。因发作频繁,痛苦难耐,对罹患者身心造成较大危害。中医辨证治疗偏头痛,作用平稳而持久,鲜见明显不良反应,值得借鉴和推广。然而,考察权威文献偏头痛辨证标准和学术界临床辨证可以发现,在权威文献之间,权威文献与学术界之间,偏头痛辨证差异较大,出现不按标准操作、灵活性较强的局面。

1.偏头痛中医辨标准比较分析  考察《标准》、《原则》和统编教材第5~7版《中医内科学》,可以了解权威文献确立偏头痛辨证标准的基本情况。

《标准》对头风(血管神经性头痛)建立了辨证诊断标准,共设肝阳上亢、痰浊上扰、瘀阻脑络、气血亏虚和肝肾阴虚5证;《原则》为偏头痛设定肝阳上亢、痰浊、瘀血、气血亏虚和肾虚5证。两者前4证基本相同,其后的肝肾阴虚证与肾虚两证有一定区别。第5~7版《中医内科学》以头痛相称,具体辨证分外感和内伤两类,外感有风寒头痛、风热头痛、风湿头痛3证,内伤设立肝阳头痛、痰浊头痛、瘀血头痛、血虚头痛、肾虚头痛5证。其中血虚头痛与《标准》和《原则》的气血亏虚证较为接近,肾虚头痛与《原则》相同,《标准》和《原则》两书外感头痛阙如。可以看出,各文献之间关于偏头痛(头风、头痛)的辨证互有参差。剔除重复,权威文献总计推出肝阳上亢、痰浊上扰、瘀阻脑络、气血亏虚、血虚、肝肾阴虚、肾虚、肝肾阴虚、风寒、风热和风湿11证,数量相当可观。顺便指出,《中医内科学》所称的肝阳头痛,其中“肝阳”是中医脏腑生理方面的概念,不具有病机或证的属性,因而肝阳头痛不是地道的病证结合的称谓。

2.偏头痛临床辨分析  近20年来,偏头痛的辨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执行权威文献对偏头痛实施辨证;二是结合个人临床经验灵活辨证。

(1)参照权威文献辨证情况分析:简永英参照了《标准》对其治疗的病例作出肝阳上亢、痰浊上扰、瘀阻脑络、气血亏虚、肝肾阴虚5种辨证诊断。李瑞泉依据《原则》的诊断标准把偏头痛分为肝阳上亢、瘀血阻滞(瘀血)、肾虚头痛、气血亏虚4证,但《原则》中痰浊证未予采用。这便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在其统计的病例中,尚未发现痰浊证患者;一是认为偏头痛压根没有痰浊证。张石革等将本病分为风寒入络、风热上犯、瘀血阻络、肝阳上亢、痰浊上扰5证。这是结合几部权威文献有所选择地对偏头痛所作的临床诊断。不难判断,前2证来自《中医内科学》,而后3证来自《标准》和《原则》。由此可见,学术界参照权威文献进行辨证的情况有所不同,或完全遵循某一标准,或综合多个标准有所取舍。

(2)学术界灵活辨证考察分析:总体来说,完全执行某一标准的临床辨证较少,多半参酌某一标准,在其基础上灵活变通。赵国秀对偏头痛辨为瘀血内停、痰浊中阻、气血两虚、肝胆风火、下元亏虚5证,其中下元亏虚与肾虚大体为同证异名,肝胆风火权威文献未曾收载,当属自行发挥。薛蕾则灵活确定为肝气郁结、痰湿化热、瘀血阻络、肝肾阴虚、风痰阻络5证,其中肝气郁结、痰湿化热和风痰阻络3证超出各权威文献辨证标准之外。顾锡镇临床治疗偏头痛患者数百例,具体辨为风痰阻络、厥阴肝寒、肝火上扰、痰热上熏、瘀热内阻、气虚不足、阳虚寒凝、肝阳上亢、痰浊上蒙、瘀血阻络、血虚不荣和肾虚失养12证。其中风痰阻络等前7证游离于权威文献辨证标准之外,创单病个人辨证的最高记录。

为了全面把握偏头痛临床辨证情况,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得近20年有关偏头痛辨证文献135篇,整理各自辨证情况,归类异名同证者,统计各证出现频次,风痰上扰27次,瘀血阻滞24次,肝阳上亢22次,风寒阻络20次,痰湿蕴结19次,肝郁气滞16次,气血亏虚15次,肝火上扰14次,气滞血瘀13次,肝肾阴虚12次,风热伤络、肾气不足各9次,气虚血瘀5次,气阴两虚、气虚不足各4次,痰热上熏、血虚不荣、阳虚寒凝各3次,寒痰内阻、痰热内阻、血虚肝旺、阴虚阳亢、胃火上炎各2次,风阳上扰、肝胃虚寒、血虚营寒、阴虚血凝、厥阴肝寒、痰湿血瘀和寒热错杂各1次,共计30证。远远超出了《原则》、《标准》和第5~7版《中医内科学》辨证标准确定的范围,证名的称谓也极不统一。由此可见,中医治疗偏头痛,临床辨证主观性较强。虽有多个辨证标准,但大多不够重视,执行起来没有约束力。

(四)乳腺囊性增生病辨标准与临床辨问题[6]

乳腺囊性增生病(DBCH)是妇女最常见的一种乳腺疾病,其发病率无论在乳房疾病还是女性疾病均居首位。中医药治疗本病优势突出,但辨证标准和临床实际辨证差异较大,影响中医药诊治经验的交流和推广应用。故明确各标准之间、学术界之间以及标准与学术界之间关于DBCH辨证的差异性,并寻求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是必要的。

1.DBCH中医辨标准分析  对DBCH进行辨证规范的权威文献有《标准》、1997年《原则》和统编教材第5~7版《中医外科学》(简称“三部教材”)等。

具体来说,《标准》和三部教材中,DBCH均分为肝郁痰凝和冲任失调2证;《原则》则设肝郁气滞、血瘀、痰湿凝聚和冲任失调4证。归结起来,各权威文献共收肝郁气滞、痰湿凝聚、血瘀、冲任失调、肝郁痰凝5证。不难看出,《原则》肝郁气滞和痰湿凝聚是将肝郁痰凝一分为二,各自独立出来,保留冲任失调证,又新增了血瘀证。权威文献之间的主要差别在于,肝郁和痰凝或独自存在,或复合出现;血瘀证则或有或无。这是从证名比较容易作出的判断。要想深入探讨DBCH辨证的差异性,必须对证属症状进行考察分析。

可以看到,《标准》肝郁痰凝证的症状为“乳房肿块随喜怒消长,伴有胸闷胁胀、善郁易怒、失眠多梦、心烦口苦,舌苔薄白,脉弦滑”;三部教材肝郁痰凝证增加了“伴有乳房胀痛、情绪急躁”两症,将“舌苔薄白”改为“苔薄黄”,所述症状基本一致。除舌、脉象外,皆为肝郁症状,仅脉弦滑体现些许痰凝的意味,但单靠脉弦滑难以确立肝郁兼夹痰凝之证。《标准》与三部教材冲任失调证所述症状为“乳房肿块月经前加重,经后缓减,伴有腰酸乏力,神疲倦怠,月经先后失调,量少色淡,或经闭,舌淡,苔白,脉沉细”;《原则》则为“双乳疼痛、肿块,月经前加重,月经不调,腰膝酸软,神疲乏力,舌淡苔白,脉沉细”。除月经不调《标准》和三部教材具体描述为“月经先后失调,量少色淡,或经闭”和《原则》强调双乳疼痛外,其他症状完全相同。区别之处并不影响作出一致的辨证诊断。归纳起来,乳房肿块月经前加重、月经失调、腰酸乏力、神疲倦怠、舌淡苔白、脉沉细便成为冲任失调的基本症状。不过,“乳房肿块月经前加重”同时见于《标准》和三部教材的肝郁痰凝证和《原则》的肝郁气滞证,而“腰酸乏力、神疲倦怠”通常作为中医虚证的典型症状,那么冲任失调赖以支撑的特异性症状以及借助这些症状定义为冲任失调的依据何在,便有待进一步明确。

《原则》肝郁气滞证所述症状为“以乳房疼痛为主,多为胀痛、窜痛,随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而消长,乳房内肿块软硬不等,伴胸胁胀闷,烦躁易怒,舌苔薄白,脉弦”,这与《标准》和三部教材肝郁痰凝证所属症状大同小异,借以均可抽象出肝郁气滞的诊断。故而《标准》、三部教材和《原则》中的肝郁痰凝证与肝郁气滞证没有本质区别,亦即《标准》和三部教材的肝郁痰凝证实际应为肝郁气滞证。《原则》分立的痰湿凝聚证,则以“乳房肿块质地软,轻度疼痛,身重倦怠,舌苔白腻,脉濡缓”确立诊断。由于肝郁气滞时乳房肿块随月经周期及情绪变化而消长,因而“乳房肿块质地软”不应是本证的特有体征,那么身重和舌、脉象便成为痰湿凝聚的基本症状。不过,《标准》和三部教材肝郁痰凝证却并未伴见这些症状。至于血瘀证,《原则》规范其症状有“以乳房肿块为主,质地较硬,乳房疼痛为刺痛,舌质暗红或有瘀斑点,脉涩。”根据这些改变,临床诊断为血瘀证大体没有问题,但当乳房肿块质地较硬且刺痛时,还能轻易诊断为DBCH吗?《标准》和三部教材均未著录此证,可能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以上分析说明,DBCH的辨证标准未能统一。多个标准并存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学术界在临床辨证时各执一端,各行其是。

2.DBCH临床辨分析  对近20年中医辨证治疗DBCH的临床报道进行分析,可以明确DBCH的辨证大致分为3类:一是参照权威文献对DBCH进行辨证;二是结合个人临床经验对DBCH进行辨证;三是基于DBCH进行辨证客观化研究。

(1)参照权威文献辨证情况分析:王锐对DBCH分肝郁痰凝和冲任失调2证辨证治疗,执行《标准》的辨证标准。韩宜容、张建英分为肝郁气滞、冲任失调、痰瘀凝结3证,在遵循《标准》辨证标准的基础上,新增痰瘀凝结证,与《今日中医外科》[7]的辨证相一致。王艳综合了《标准》《原则》等权威文献的辨证标准,将DBCH辨为肝郁气滞、肝郁痰凝、痰瘀凝结、冲任失调4证。由此可见,学术界参照权威文献进行辨证的情况有所不同,或完全遵循某一标准,或综合多个标准一并使用。总体来说,完全执行某一标准的临床辨证较少,多半有所取舍,自行发挥,出现学术争鸣的局面。

(2)学术界自行发挥辨证情况分析:临床上根据自己的经验、见解辨证治疗DBCH者不乏所见。近年来,基于对该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及临床诊治的经验,在权威文献辨证基础上另有增益,提出诸多新证和基于其上的治疗方法。唐汉钧分为肝郁气滞、冲任失调、脾虚痰结3证,其中肝郁气滞证与冲任失调证是参照权威文献,而脾虚痰结证则是自行发挥。朱俊卿将DBCH分为肝郁血虚、肝郁化火、气血两虚、冲任失调、痰瘀凝结5证,前三者为推出的新证。王群等则分为冲任失调、肝气郁结、肾阴虚兼血虚、肝气夹痰4证,后2证则是独出新识。阙华发等将DBCH分为肝气郁结、冲任失调、痰瘀交阻、肝郁化火、气滞血瘀和气血两虚6证,后3证游离于权威文献之外。以上四者比较,除冲任失调外,其余各证互有参差,与权威文献之间的差异明显扩大。

进一步检索DBCH辨证文献120余篇,整理各自辨证情况,共得42证,具体包括:冲任失调、肝郁气滞、痰瘀凝结、肝郁痰凝、气滞血瘀、肝郁脾虚、肝肾阴虚、肝郁肾虚、肝郁化火、痰气郁结、气血两虚、肾阳虚衰、脾弱痰凝、肝肾不足、血瘀、肾阴虚衰、气滞痰阻、脾肾两虚、肝脾气郁、肝火上炎、肝郁血虚、阳明胃热、痰湿凝聚、脾虚湿盛、阴毒内结、气虚血瘀、肝肾虚火、心脾郁热、肺胃痰火、心脾两虚、阳虚痰凝、肝阳上亢、阳虚血瘀、气滞化热、心阴亏损、肝郁血瘀、寒痰凝滞、冲任寒湿瘀结、阴虚郁结、肾气虚弱、气虚痰凝、脾虚胃弱诸证。其中,肝郁脾虚与肝脾气郁,肝郁痰凝与痰气郁结、气滞痰阻,气滞血瘀与肝郁血瘀,脾弱痰凝与脾虚湿盛、气虚痰凝,心脾两虚与气血两虚,肝肾阴虚与肝肾虚火,肝郁化火与气滞化热、肝火上炎,阳虚痰凝与寒痰凝滞,诸证大同小异,基本属于同证异名。归类同证异名之后,统计各证出现频次,依次为:冲任失调83次,肝郁气滞77次,痰瘀凝结48次,肝郁痰凝37次,气滞血瘀27次,肝郁脾虚17次,肝肾阴虚16次,肝郁肾虚12次,肝郁化火11次,气血两虚8次,肾阳虚衰、脾弱痰凝证各6次,肝肾不足、血瘀证各5次,肾阴虚衰4次,脾肾两虚3次,肝郁血虚、阳明胃热、阳虚痰凝、痰湿凝聚各2次,阴毒内结、气虚血瘀、心脾郁热、肺胃痰火、肝阳上亢、阳虚血瘀、心阴亏损、冲任寒湿瘀结、阴虚郁结、肾气虚弱、脾虚胃弱诸证各1次,共31证。其中保留了权威文献的5证,学术界实增26证。

事实表明,DBCH临床辨证同证异名现象比较严重;临床辨证灵活性和随意性较强。但可看出,冲任失调、肝郁气滞、痰瘀凝结、肝郁痰凝证出现频次最多,分居前4位;而出自《原则》的血瘀证和痰湿凝聚证却仅仅出现5次和2次,似可说明学术界对权威文献中提出的血瘀证和痰湿凝聚证存有异议,因而未能得到广泛认同和使用。

(五)高血压标准与临床辨问题[8]

高血压是以体循环动脉压增高为特征,可伴有心脏、血管、脑和肾等器官功能性或器质性改变的全身性疾病。临床症见头晕、头痛、头胀、颈部沉紧、耳鸣、肢麻、心悸等,属中医“眩晕”、“头痛”等范畴。现就高血压辨证标准与临床辨证存在问题进行深入分析,进而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线索和依据。

1.高血压中医辨标准比较分析  通过考察《标准》、2002年版《原则》和统编教材第5~7版《中医内科学》,可以了解权威文献确立高血压辨证标准的基本概况。

《原则》为高血压设立了肝火亢盛、阴虚阳亢、痰湿壅盛、阴阳两虚4证。《标准》建立了眩晕辨证诊断标准,共设风阳上扰、痰浊上蒙、气血亏虚、肝肾阴虚4证。高血压眩晕只是眩晕的一种,可作为辨证比较的参考依据。两书除痰湿壅盛与痰浊上蒙、阴虚阳亢与肝肾阴虚基本相同外,其他2证各自有别。统编教材《中医内科学》第5、第7版将眩晕辨为肝阳上亢、气血亏虚、肾精不足、痰浊(湿)中阻4证,而第6版教材则分为风阳上扰、肝火上炎、痰浊上蒙、气血亏虚、肝肾阴虚、瘀血阻窍6证,与第5、第7版教材比较,表述全同者为气血亏虚证,而肝阳上亢与风阳上扰、痰浊(湿)中阻与痰浊上蒙则大体相同。两者明显不同的有肾精不足、肝火上炎、肝肾阴虚和瘀血阻窍4证。而第6版教材除比《标准》增添了肝火上炎、瘀血阻窍2证外,其余4证完全相同。这样,围绕高血压和眩晕的辨证,剔除重复,实际推出气血亏虚、肝火亢盛(肝火上炎)、痰浊上蒙(痰湿壅盛、痰浊中阻)、肝阳上亢(风阳上扰)、肝肾阴虚(阴虚阳亢)、肾精不足、阴阳两虚、瘀血阻窍8证。总体来说,权威文献是按照诸风掉眩皆属于肝、无痰不作眩、无瘀不作眩和无虚不作眩这样的认识予以辨证的。事实表明,通过权威文献的比较可以看出,高血压尚无完全统一的辨证标准。多个标准并存必然导致临床辨证各执一端,没有定律。

2.高血压中医临床辨分析  对近20年中医辨证治疗高血压的临床报道进行分析,可以确认高血压的临床辨证,一是参照权威文献确定的诊断标准辨证;二是结合个人临床经验灵活辨证。

(1)参照权威文献辨证情况分析:薛梅在临床上将高血压分为肝阳上亢、阴虚阳亢、阴阳两虚、痰湿壅盛4证,完全参照《标准》眩晕和头风的诊断标准。陈分乔将高血压辨为肝火亢盛、阴虚阳亢、痰湿壅盛、阴阳两虚4证,显然依据《原则》确定的辨证标准。程文江将《标准》4证中肝阳上亢替换为肝肾阴虚证,保留了阴虚阳亢、阴阳两虚、痰浊中阻3证;在《标准》两实两虚基础之上,将实证肝阳上亢改为肝肾阴虚,4证中虚证有3个,足见程文江在高血压辨证时着重本虚。吴萍等分为肝阳上亢、肝气郁结、阴虚阳亢、痰湿壅盛、阴阳两虚5证,其中肝气郁结是权威文献中未曾见到的;由近20年的文献可以看出,肝气郁结证只出现过4次,因其在临床出现的次数甚少,所以在权威文献中未予收录。洒容桂分为肝阳上亢、阴虚阳亢、阴阳两虚、痰湿中阻、瘀血阻络、冲任失调6证,其特点是在《标准》基础上新增瘀血阻络与冲任失调;因高血压男女均可发病,故冲任失调似乎是针对女性高血压而设立的,显然不具有普适性,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文献报道中只出现这一次;瘀血阻络则出现5次。

由此可见,学术界参照权威文献临床辨证各有不同,或完全遵循某一标准,或在某一标准基础上结合自己临床经验有所增减。

(2)学术界灵活辨证考察分析:根据对高血压病因病机的认识和诊治经验,临床医师辨证治疗高血压常常具有创新性。李晓辉从肾论治,将高血压分为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肾气亏虚及肾阳亏虚4证,其中肾精不足沿用了权威文献的规定,其他则根据自己的临床经验自行发挥。另有王裕颐单纯从阴阳两方面辨证,将本病分为阳亢、阴虚阳亢、阴阳两虚和阳虚4证;所谓阳亢与肝阳上亢当无本质区别,而阳虚则是以往标准均阙如的。部分学者根据高血压在眩晕、头痛基础上,常伴失眠多梦、心悸不宁等心经症状,认为其病变脏腑主要在心,其次为肝肾,将高血压3期按中医辨证分为心火偏亢、心神不宁、心肾不交气阴两伤和气血失调心脉瘀阻等;顺便指出,心神不宁不过是失眠多梦和心悸等的代称,不具有证的属性;临床上如此辨证,可谓与权威文献大相径庭。

为了全面把握学术界对高血压的总体辨证情况,对近20年间高血压辨证文献110余篇归纳整理,共得44证,具体包括:肝阳上亢(风阳上扰)、风痰上扰(肝风痰浊)、肝肾阴虚(水不涵木)、肝肾阴阳两虚、肝火上炎(肝火炽盛、风火上扰)、肝血不足、肝气郁结、肝风内动、阴阳两虚、阴虚阳亢、阳虚、心脾两虚、脾虚痰扰、痰浊壅盛(痰湿壅阻、痰湿中阻、痰浊上逆、痰湿阻窍)、痰瘀阻络、心肾两虚(心肾气虚)、气阴两虚、气滞血瘀、肾精亏虚、肾阴不足、肾气不足、肾阳亏虚、肾虚脾弱、气血亏虚、瘀血阻络、冲任失调、肝郁脾弱、气虚下陷、血虚气逆、髓海空虚、外感风邪、痰热互结、热毒炽盛、少阳邪郁诸证。其中肝阳上亢与风阳上扰,风痰上扰与肝风痰浊,肝肾阴虚与水不涵木,肝火炽盛与肝火上炎、风火上扰,痰浊壅盛与痰湿壅阻、痰湿中阻、痰浊上逆、痰湿阻窍,心肾两虚与心肾气虚,诸证基本属于同证异名。归类处理后,统计各证出现频次,肝火炽盛32次,痰浊壅盛29次,肝阳上亢29次,肝肾阴虚25次,阴阳两虚23次,阴虚阳亢21次,肾精亏虚9次,气血两虚6次,瘀血阻络、心脾两虚、痰瘀阻络、气滞血瘀各5次,肝气郁结4次,气阴两虚3次,阳虚、肾阳不足、肾阴亏虚、肝肾阴阳两虚、气虚下陷、脾虚痰扰、肝风夹痰、心肾两虚各2次,冲任失调、肝郁脾虚、血虚气逆、髓海空虚、外感风邪、气血亏虚、痰热互结、肝血不足、热毒亢盛、少阳邪郁、肾虚脾弱、肾气亏虚各1次,共34证。其中保留了权威文献的12证,学术界实增22证。通过归类分析可以看出,高血压临床辨证远远超出了《原则》《标准》和第5~7版《中医内科学》辨证标准确定的范围,各种病证诊断规范和标准已失去了约束力,达到严重失控的程度。

通过对功能性消化不良、经前期综合征、偏头痛、乳腺囊性增生病、高血压56种西医疾病中医辨证标准与临床执行情况的比较分析,发现了普遍存在的共性问题。即在权威文献之间,权威文献与学术界之间,学术界内部,辨证差异甚大,国家和行业辨证标准形同虚设,学术界我行我素,或部分参照执行,或另起炉灶,使病辖诸证和诸证所属症状广泛离散,严重失控。通常一病推出数十个证,一证包含数十种症状,其间同证异名、同症异名、证和证彼此交叉重叠、证症不符等现象比比皆是。通过5种疾病的抽样考察可以确认,这种病证规范和标准搞一套,学术界临床辨证另搞一套,是中医界极为普遍的现象。于是出现这样的逻辑悖论,没有规范和标准显得中医诊治缺乏章法和规律,有了规范和标准又捆绑住临床医师的手脚,常常弃之不用。这无疑是极不正常的学术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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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二章 双轨制下的辨证论治体系)

二、中成药适应证乱象考察分析

辨证论治作为中医诊疗特色,体现在中医门诊遣药组方、开据中成药和六类中药新药研制的众多方面。可以注意到,中成药无论治疗中医或西医疾病,大多主治范围均病证结合称谓,如补中益气丸用于脾胃虚弱、中气下陷所致的泄泻、脱肛,丹参片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瘀血闭阻证等。不少传统品种则直接对证治疗,如六味地黄丸用于肾阴亏虚,四君子丸用于脾胃气虚等。从单一品种来看,除外天然药品种(如愈风宁心片、鸦胆子油口服乳液等),中医适应证基本清晰,临床选择使用似乎没有问题。但对中成药按中西医疾病分类考察时,就会发现中医适应证乱象丛生,完全超出可以想象的程度,揭示现存问题并分析其成因,有助于了解中医辨证问题的辐射效应和严重性,进而促成认识的统一。开展此类考察必须全面获取中成药品种的适应证信息,利用“中成药数据库”(见九九中医资讯网)检索可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1.主治中医疾病中成药适应证考察

鉴于中成药涉及的中医病证较多,故以咳嗽、不寐和胃脘痛为例,考察用于中医3病中成药的适应证构成情况。

(1)用于咳嗽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在治疗咳嗽的中成药中,用于咳嗽痰热壅肺者最多,如川贝枇杷糖浆、清肺化痰丸、清气化痰丸等品种。用于咳嗽痰湿阻肺者居其次,品种有二陈丸、牡荆油胶丸、橘红化痰片等。而用于咳嗽风寒犯肺和风热犯肺的品种大体相当,前者有风寒咳嗽颗粒、止嗽立效丸、桂龙咳喘宁胶囊等;后者有川贝枇杷糖浆、急支糖浆、百咳静糖浆等品种。另有用于咳嗽肺肾阴虚者,有麦味地黄丸、百令胶囊、百合固金丸等品种;用于咳嗽燥热犯肺者有枇杷叶膏、雪梨止咳糖浆、二母宁嗽丸等品种;用于咳嗽肺气虚者有润肺膏、润肺止嗽丸、人参保肺丸等;用于咳嗽肺阴虚者则有养阴清肺膏、二冬膏、橘红梨膏等;用于咳嗽寒痰阻肺者有消咳喘糖浆、华山参片、满山红油胶丸等。除此之外,有少数品种分别用于咳嗽脾肺气虚证(参贝北瓜膏、慢支固本颗粒)、脾肾两虚证(定喘膏、固本咳喘片)和脾胃虚弱证(金鱼注射液、参苓白术散);个别中成药用于咳嗽痰饮阻肺、肝火犯肺、肺胃蕴热和肾阳虚证,相关品种分别是控涎丸、黛蛤散、莲芝消炎胶囊和龟龄集。

累计用于咳嗽中成药的适应证,实际有风寒犯肺、风热袭肺、寒痰阻肺、痰热壅肺、痰湿阻肺、肺肾阴虚、燥热犯肺、肺气虚、肺阴虚、脾肺气虚、脾肾两虚、脾胃虚弱、痰饮阻肺、肝火犯肺、肺胃蕴热和肾阳虚16个。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中医内科学》确定的风寒袭肺、风热犯肺、风燥伤肺、痰湿蕴肺、痰热郁肺、肝火犯肺、肺阴亏耗7证。除外同证和同证异名,中成药用于咳嗽寒痰阻肺、肺肾阴虚、肺气虚、脾肺气虚、脾肾两虚、脾胃虚弱、肺胃蕴热和肾阳虚诸证为《中医内科学》所不载。相差悬殊可见一斑。

(2)用于不寐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治疗不寐的中成药,大多有养心安神功能。其中,治疗不寐气血两虚者有参芪五味子片、人参首乌胶囊、益脑胶囊等;用于不寐心脾两虚则有人参归脾丸、北芪五加片、刺五加脑灵液等;治疗不寐气阴两虚证者有心脑舒口服液、古汉养生精、益心宁神片等;治疗不寐心血不足有枣仁安神颗粒、夜宁糖浆、眠安宁口服液等;天王补心丸、安神补心丸和安神胶囊等用于不寐心阴不足者;用于不寐心肾不交者有养心安神丸、孔圣枕中丸、利尔眠胶囊等品种;治疗不寐脾肾两虚则有乌阳补心糖浆、五加更年片和健脑补肾丸等;干预不寐肝阳上亢者有琥珀多寐丸、脑立清片等品种。个别品种用于不寐肝气郁结(白草香解郁安神胶囊)、心血瘀阻(七叶神安片)、肝肾阴虚(精乌胶囊)和精血亏虚(补脑丸)诸证。

由治疗不寐中成药归纳出来的适应证有气血两虚、心脾两虚、气阴两虚、心血不足、心阴不足、心肾不交、肝阳上亢、肝气郁结、心血瘀阻、肝肾阴虚、精血亏虚11个,而《中医内科学》仅为不寐确定肝郁化火、痰热内扰、阴虚火旺、心脾两虚、心胆气虚5证。两者互有参差,差别较大。

(3)用于胃脘痛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治疗胃脘痛的中成药中,用于胃脘痛肝胃不和证品种(如越鞠保和丸、舒肝和胃丸、和胃片等)最多,其次用于胃脘痛之属脾胃虚寒证(如温胃舒胶囊、虚寒胃痛胶囊、丁蔻理中丸等),再次为气滞血瘀证(如胃康胶囊、元胡止痛片等)、脾胃气虚证(如胃得安片、胃舒宁颗粒、六君子丸等)、胃阴亏虚证(如胃安胶囊、养胃舒胶囊、养阴清胃颗粒等)、肝郁脾虚证(健胃愈疡片、养胃颗粒、胃尔宁片)、胃脘郁热证(复方拳参片、溃得康颗粒、溃平宁颗粒)、寒热错杂证(六味木香胶囊、荆花胃康胶丸)和饮食停滞(沉香化滞丸、槟榔四消丸)诸证。此外,用于胃脘痛寒凝气滞(良附丸)、寒凝血瘀(安阳精制膏)、肝郁化火(丹栀逍遥丸)、脾胃湿热(三九胃泰胶囊)、湿浊中阻(香砂平胃丸)、气虚血瘀(胃乃安胶囊)诸证的中成药也有一定数量。累计用于肝胃不和、脾胃虚寒、气滞血瘀、脾胃气虚、胃阴亏虚、肝郁脾虚、胃脘郁热、寒热错杂、饮食停滞等15证。《中医内科学》则确定为寒邪客胃、饮食停滞、肝气犯胃、肝胃郁热、瘀血停滞、胃阴亏虚、脾胃虚寒7证。两者相差一半。

治疗其他中医疾病的中成药的适应证的具体情况大同小异,即中成药涉及的适应证,均远远超出《中医内科学》确立的各病辨证数量。

2.主治西医疾病中成药适应证考察

主治为西医疾病的中成药的适应证,情况同样比较复杂。现以主治冠心病心绞痛、慢性肝炎和慢性萎缩性胃炎中成药的适应证为例,考察分析这个问题。

(1)用于冠心病心绞痛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中成药中,以气滞血瘀和心血瘀阻(心脉瘀阻、瘀血闭阻)为适应证者居多,如速效救心丸、冠心康颗粒、抗栓保心片等用于气滞血瘀证,心舒宁片、心血宁片、冠心丹芍片等用于心血瘀阻证。用于气虚血瘀则有心舒宝片、养心氏片、冠心静片等;用于气阴两虚者有益心舒胶囊、黄芪生脉饮、参麦注射液等;用于痰浊内阻有二夏清心片、瓜蒌皮注射液;羊藿三七片和六味西红花口服液则用于肾虚血瘀。而用于气血痰浊痹阻则有舒心降脂片、利脑心胶囊,用于痰瘀互结(茶色素胶囊)、气血虚弱(复方地茯口服液)、热结血瘀(金槐冠心片)、肝肾不足(刺五加注射液)的中成药较少。不少品种用于冗杂的复合证,如活力源口服液用于气阴两虚、心肾两亏,玉金方片用于元气亏虚、肝肾不足,冠脉通片用于肝肾不足、痰瘀阻络,保心片用于肝肾不足、瘀血阻络,冠心康片用于肝阳偏亢、脉络瘀阻,心力丸用于心阳不振、气滞血瘀,护心胶囊用于心血瘀阻或心阳不足,益脑宁片用于脾肾不足、血脉瘀阻,软脉灵口服液用于肝肾阴虚、气虚血瘀证。总计近20证之多。这与《原则》确定的心血瘀阻、气虚血瘀、气滞血瘀、痰阻心脉、阴寒凝滞、气阴两虚、心肾阴虚、阳气虚衰8证相较,可谓相去甚远。

另需指出,单就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血瘀证的品种而言,与血瘀证称谓基本相似的还有心血瘀阻证(大株红景天胶囊)、瘀血痹阻(双丹口服液)、瘀血闭阻(丹参片)、瘀血阻络(心脑康胶囊)、心脉瘀阻(心舒宁片)、瘀血阻脉(益心酮片)、血瘀型(银杏酮酯滴丸)、瘀血阻滞(舒胸片)、瘀血内停(精制冠心片)等,可谓五花八门,称谓极不统一。

(2)用于病毒性肝炎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治疗病毒性肝炎的中成药中,用于湿热为患者最多,包括肝胆湿热(茵栀黄口服液、肝康颗粒、肝健胶囊)、湿热郁蒸(当飞利肝宁胶囊)、湿热蕴毒(茵山莲颗粒)、湿热阻滞(舒肝益脾颗粒)、湿热毒盛(葫芦素片)等多种称谓。其次为肝郁脾虚,如舒肝益脾液、解郁肝舒胶囊、慢肝解郁胶囊等。此外,用于肝肾阴虚则有五仁醇胶囊、滋补肝肾丸、慢肝养阴胶囊等;用于肝肾不足有珍珠灵芝片、五味子胶囊等。肝泰冲剂、益肝冲剂、柔肝顺气丸等用于气滞血瘀证。针对气虚血瘀(肝灵胶囊)、气血两虚(金菌灵胶囊)、肝胃不和(参柴颗粒)、热毒内盛(板蓝大青颗粒)、热毒血瘀(片仔癀)、气虚肝郁(参柴肝康片)的品种虽少,但也可用来反映治疗病毒性肝炎品种适应证的一般情况。

治疗病毒性肝炎中成药中,针对复合证的品种甚多,通常用于两个复合证。诸如乙肝扶正胶囊(用于肝肾两虚、气虚血瘀)、陆英片(用于气滞血瘀,肝郁脾虚)、维肝福泰片(用于肝肾不足、气阴两虚)、芪桑益肝丸(用于湿热瘀阻,脾肾两虚)、肝复颗粒(用于肝胆湿热,气滞血瘀)、四季菜颗粒(用于气滞血瘀,肝血不足)、参芪肝康胶囊(用于湿热内蕴、肝脾不和)等品种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和络舒肝片(气滞血瘀、湿热、肝肾两虚)、强肝丸(气血两虚、肝郁,脾肾两虚)、肝舒乐冲剂(肝郁脾虚、邪在少阳、湿热)、乙肝宁颗粒(湿热、肝郁脾虚、气虚血瘀证)等竟然用于多证。不难看出,治疗病毒性肝炎品种的适应证称谓比较混乱,数量大大超出《原则》确定的肝胆湿热、湿邪困脾、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血瘀、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热毒炽盛8证。

(3)用于萎缩性胃炎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专门或侧重用于萎缩性胃炎的中成药较少,大致有二十余种,适应证构成也比较分散。用于脾胃虚寒者最多,有胃炎宁冲剂、参芪健胃冲剂、温胃舒胶囊、虚寒胃痛胶囊等;其次为主治胃阴虚者,有胃安胶囊、胃乐宁片、养胃舒软胶囊等。胃疡安胶囊、和胃降逆胶囊用于气滞血瘀证;祛瘀益胃胶囊、胃乐舒口服液用于气虚血瘀证;养胃舒颗粒、胃脘舒颗粒用于气阴两虚证;养胃颗粒、胃脘舒颗粒用于脾虚气滞证。另有胃益胶囊、猴头菌片、温胃舒颗粒分别用于肝胃气滞、气血两虚和脾肾阳虚诸证。而三九胃泰胶囊用于湿热内蕴、气滞血瘀两证,丹桂香颗粒用于脾胃虚寒、气滞血瘀两证,这几个品种均用于复合证。

综合来看,治疗萎缩性胃炎中成药共涉及脾胃虚寒、胃阴虚、气滞血瘀、气虚血瘀、气阴两虚、脾虚气滞、肝胃气滞、气血两虚、脾肾阳虚、湿热内蕴10证,与《原则》确定的萎缩性胃炎肝胃不和、脾胃虚弱、脾胃湿热、胃阴不足、胃络瘀血5证相较,差异较大。两者相同或相近的适应证只有肝胃不和(肝胃气滞)、脾胃湿热(湿热内蕴)、胃阴虚(胃阴不足),其他诸证则互有参差,中成药明显超过《原则》确定的适应证。

3.中成药适应证乱象成因

考察分析表明,无论干预中医疾病还是西医疾病,中成药适应证确实相当混乱,已经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然而这就是现实,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也不能相信的现实。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

(1)中成药品种“多室同堂”  这是导致中成药适应证混乱的原因之一。许多古代名方制剂的主治,仍然使用传统的表述方式,而陆续推出的新品种则采用新的表述形式,导致不同时期品种主治表述的明显差异,适应证的混乱也在所难免。针对这一问题,国家药典委员会落实中成药国家标准提高行动计划,曾组织专家对一千四百余个上市中药品种的功能主治进行重新规范,解决了部分显而易见的问题。但由于中药品种数量太大,又涉及生产厂家的切身利益,以及重新注册等法律问题,尚未对所有品种的功能主治进行规范。但需指出,即便对所有品种的功能主治重新规范,也只是解决一些浅层次的问题。潜在的实质性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因此,不能指望通过重新规范中成药的功能主治解决适应证混乱的问题。

(2)中成药主治宽泛导致适应证失控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个品种主治2种以上(包括2种)同一或不同系统的疾病,而这些疾病的辨证标准基本上是不同的,故在适应证选择时,或依从某一疾病的辨证标准,或分别取用多种疾病似乎相近、相关的适应证,或各取所需,诸多品种干预复合证便是这样拼凑而来的。二是一个品种同时主治一种疾病的急性和慢性状态。如许多品种主治急慢性气管炎、急慢性支气管炎、急慢性咽炎、急慢性胆囊炎、急慢性胃炎、急慢性胃肠炎、急慢性肠炎、急慢性肝炎、急慢性鼻炎、急慢性鼻窦炎、急慢性喉炎、急慢性扁桃体炎、急慢性软组织损伤、急慢性肾炎、急慢性肾盂肾炎、急慢性尿路感染、急慢性风湿性关节炎、急慢性阑尾炎等,由于疾病的急慢性过程的临床表现不同,借以做出的辨证诊断自然也不同,治疗上理应有明显差异。大量中药品种同时用于同一疾病的急慢性过程,必然导致适应证选择或顾此失彼,或拼凑出一些临床不可能同时见到的复合证。这样以来,辨证论治的规范性、严肃性和优越性荡然无存了。中成药适应证乱象与此不无关系。

(3)中医病证失范对中成药适应证的影响  除外传统中成药,近几十年开发的中药品种的适应证确定必然参酌时下通用的病证诊断标准。亦即,有什么样的病证规范结果,就会有与之相照应的中成药适应证。应当说,以《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和《中医儿科学》等为代表的临床各科统编教材,保持了以中医病名实施辨证的基本模式。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编撰的《中医证候规范》、《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和由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完成的《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初稿》,由于是国内知名老中医分别领衔编撰的,故大体保留了依托中医疾病的辨证方式。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标准》,规定了各病证的名称、诊断依据、证候(其实是证)分类和疗效评定标准,基本上保留了统编临床各科教材的编写方式,增加了疗效评定标准,但不包括治疗的内容。对这些文献的辨证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在证名称谓、证名真伪、证属症状、解剖与非解剖术语使用、病辖诸证数量等诸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没有统一标准,执行起来必然出现偏差,中成药适应证的混乱与此关系甚大。

(4)西医病证诊断失范对中成药适应证的影响  自从《原则》发行以来,就成为病证结合中药新药研制确定品种适应证和临床试验方案设计通常遵循的范本。十余年来,我们先后多次撰文对《原则》不同版本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质疑和商榷,问题包括中西医疾病两种辨证规范结果的逻辑矛盾、基于西医疾病辨证规范不同版本存在显著差异、围绕西医疾病辨证脏腑概念属性的异化和西医疾病辨证规范所属症状虚拟性等(后文将详细论及)。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导致中药新药研制参酌《原则》辨证时,执行起来前后不一、莫衷一是,借以研究上市的中成药的适应证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事实说明,中成药适应证的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状态既影响中医临床合理和安全用药,又对中医辨证论治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使本已松动的辨证论治体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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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二章 双轨制下的辨证论治体系)

三、辨证标准与临床辨证的差异性

中成药适应证的混乱状况,确实令人震惊和难以置信。如果对此仍旧不以为然,不能引起学术界对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存在问题的高度重视,那么,不妨换个角度,深入考察国家、行业、学会和专家制定的病证诊断规范和标准的执行情况,看看临床辨证时实际发生了什么,可能会更有说服力。以下拟从功能性消化不良、经前期综合征、偏头痛、乳腺囊性增生、高血压病和更年期综合征6病临床辨证执行各种辨证标准的情况进行综合分析。

(一)功能性消化不良辨证标准与临床辨证问题[3]

功能性消化不良(FD)是消化系统常见病、多发病,作为功能失调类疾病,中医药治疗优势明显。不过,各部门分别制定辨证标准,学术界各行其是,严重制约了FD辨证论治经验的交流和推广。现对六、七版统编《中医内科学》、学会和行业标准有关FD辨证标准在临床辨证中的应用情况予以考察。

1.《中医内科学》痞满与FD辨证比较

中医学没有与FD完全对应的病名,根据其临床表现,《中医内科学》痞满与之相当。考察痞满辨证情况,可了解FD辨证的大致情况。

五版教材无痞满及其辨证内容。六版教材确定邪热内陷、饮食停滞、痰湿内阻、肝郁气滞、脾胃虚弱5证;七版教材则推出湿热阻胃、饮食内停、痰湿中阻、肝胃不和、脾胃虚弱、胃阴不足6证。两书饮食停滞(饮食内停)、痰湿中阻(痰湿内阻)、肝胃不和(肝郁气滞)、脾胃虚弱4证基本相同,六版所立邪热内陷证,症见胃脘痞满、灼热急迫、按之满甚、心中烦热、咽干口燥、渴喜饮冷、身热汗出、大便干结、小便短赤、舌红苔黄、脉滑数,可谓一派热象,强调痞满由邪热所致,这在FD是不可能见到的。七版则有湿热阻胃证,症见脘腹痞满,或嘈杂不舒,恶心呕吐、口干不欲饮,口苦,纳少,舌红苔黄腻,脉滑数,与邪热内陷证尚不能混为一谈。七版另外新增胃阴不足证。

2.学会和行业FD辨证标准比较

随着病证结合研究的不断深入,2001年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脾胃病专业委员会通过了《功能性消化不良中医诊治规范(草案)》,将FD中医辨证确定为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脾虚痰湿、饮食积滞和寒热错杂5证。2003年中国中西医结合研究会消化系统疾病专业委员会颁布《功能性消化不良的中西医结合诊治方案(草案)》,将FD分为肝气郁结、脾胃气虚、肝气犯胃、湿热滞胃4证。除肝郁气滞与肝气郁结属同证异名外,其他各证均不相同。2003年草案将肝气郁结与肝气犯胃两证分立,实在令人费解。众所周知,FD本为中医胃脘部病变,肝气郁结证虽然未提胃腑,但必然影响于胃,故与肝气犯胃不应有本质区别。比较两证所属症状,2003年草案中肝气郁结证症见脘胁胀痛,痛无定处,脘闷嗳气,急躁易怒,脉弦;而肝气犯胃证症见胃脘痞满,闷胀不舒,胀及两胁,情志不遂易诱发或加重,嗳气呃逆,烧心泛酸,心烦急躁,脉弦或弦细。肝气郁结为脘胁胀痛,而肝气犯胃见胃脘痞满,闷胀不舒,胀及两胁,合起来表述则为脘胁胀满。脘胁痛与胀都是FD的基本症状,故两者大同小异;关于肝郁的表现,前者称嗳气、急躁易怒,后者称情志不遂易诱发或加重、嗳气、心烦急躁,同样没有本质区别。可知肝气郁结与肝气犯胃为同证异名,不当分立条次。

2002版《原则》将痞满分为肝胃不和、饮食停滞、寒热错杂、脾胃虚弱、脾胃湿热5证,同时明确痞满相当于FD等疾病。《原则》的辨证标准显然参照了《中医内科学》和2001年草案。肝胃不和由肝郁气滞转化而来,饮食停滞和脾胃虚弱取自六版教材,寒热错杂来自2001年草案,脾胃湿热当属新增。

由此可见,有关FD辨证标准,学会和行业互有参差,没有定律。在短短三年中,两个草案和《原则》FD辨证数量有所不同,称谓互有参差,且存在本质差异,变化之快之大都是惊人的。

3FD临床辨证分析

由于各版本教材、学会和行业间有关FD的辨证标准存在明显差异,临床执行如何格外值得关注。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近10年的临床报道,可以确认FD临床辨证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参照权威文献辨证,二是结合临床经验灵活变通。现具体分析如下:

1)参照权威文献辨证情况分析  临床上执行权威文献的FD辨证标准,并非完全照搬。张声生参照《原则》结合临床实际诊断出肝胃不和、饮食停滞、寒热错杂和脾胃虚弱4证;古学文则分为肝胃不和、寒热错杂和脾胃虚弱3证;谷灿立完全参照2003年草案辨为肝气郁结、脾胃气虚、肝气犯胃、湿热滞胃4证;吴汉荣确立为脾胃虚弱、肝郁气滞、湿热内蕴3证,3证称谓与草案稍有不同,或许考虑肝气郁结与肝气犯胃为同证异名,故舍去了肝气犯胃证。薛莉萍参照2001年草案,辨为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脾虚痰湿、寒热错杂4证,舍弃了饮食积滞证。可以看出,针对建立的多个FD辨证标准,人们各取所需,并结合临床实际有所取舍,进而使FD辨证标准的执行充满变数。但此类辨证在临床上并不占主导地位。

2)参考标准结合临床经验灵活辨证  临床上大部分医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进行辨证。如范汉淮将FD分为肝胃郁热、中虚气滞、脾胃虚寒3证,与各标准均不相干。李淑贞认为肝失疏泄为该病基本病机,故分为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胃郁热、肝郁湿阻、肝郁阴虚、肝胃瘀血6证,后四证为各标准所不载。赵凤莲将FD分为肝郁脾虚、湿阻脾虚、胃阴不足、饮食积滞、脾虚胃热、脾胃虚寒和瘀血阻络7证,后3证为教材和各标准所未收。类似情况不乏所见。人们根据各自经验进行辨证,并非完全我行我素,而是部分参酌权威文献,部分灵活应用。

为了全面把握FD临床辨证情况,通过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检得近十年FD辨证文献43篇,共收206证,多为同证异名,经归纳整理,剔除重复,总计20证。依次为肝胃不和(肝郁气滞、肝气犯胃、肝胃气滞、肝郁犯胃)38次;饮食停滞(食积停滞、食积胃滞、食积胃肠、饮食积滞、饮食内停、饮食伤胃、食滞胃肠、食滞胃脘、食滞伤胃、脾胃食积)23次;胃阴不足(胃阴亏虚、胃热伤阴、阴虚胃热、阴虚胃痛、脾胃阴虚)19次;脾胃虚寒(脾胃阳虚)18次;脾胃虚弱(脾胃气虚)17次;肝胃郁热(肝郁胃热、胃中郁热、肝胃湿热)15次;脾胃湿热(湿热内壅、湿热内蕴、湿热内阻、湿热阻胃、湿热中阻、胃热湿浊、湿热中阻)14次;寒热错杂(寒热中阻、寒热夹杂)13次;肝郁脾虚(中虚气滞、脾虚气滞)13次;痰湿中阻(湿困脾胃、湿滞脾胃、湿浊中阻、痰湿蕴阻、痰湿内阻)10次;脾虚痰湿(脾虚湿盛、脾胃虚弱痰湿、湿阻脾虚、脾虚夹湿、胃虚痰阻)9次;瘀阻胃络(瘀血阻络、肝胃瘀血、瘀血停滞)5次;寒湿困脾(寒湿)2次;湿阻气滞(肝郁湿阻)2次;寒中胃脘2次;气滞血瘀(肝郁气滞血瘀)2次;另有脾肾阳虚、肝郁阴虚、脾虚胃热、肝胃虚寒各见1次。事实说明,虽有权威文献指导,但FD临床辨证极不规范,同证异名相当普遍,辨证范围离散甚大。居前12位诸证的构成,肝胃不和占18.45%,饮食停滞占11.17%,胃阴不足占9.22%,脾胃虚寒和脾胃虚弱分别占8.73%8.25%,肝胃郁热占7.28%,脾胃湿热占6.80%,寒热错杂和肝郁脾虚均占6.31%,痰湿中阻占4.85%,脾虚痰湿占4.37%,瘀阻胃络占2.43%,诸证代表了FD临床辨证的主导趋向,与各标准收录诸证互有异同。这一现象足以说明,FD临床辨证在参酌权威文献的同时,又有较大灵活性和不确定性。标准之外推出诸证如果为临床总结的经验认识,为何未被各标准收录?新增诸证如此之多,其客观性如何?这些问题都应理性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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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二章 双轨制下的辨证论治体系)

二、中成药适应证乱象考察分析

辨证论治作为中医诊疗特色,体现在中医门诊遣药组方、开据中成药和六类中药新药研制的众多方面。可以注意到,中成药无论治疗中医或西医疾病,大多主治范围均病证结合称谓,如补中益气丸用于脾胃虚弱、中气下陷所致的泄泻、脱肛,丹参片用于冠心病心绞痛瘀血闭阻证等。不少传统品种则直接对证治疗,如六味地黄丸用于肾阴亏虚,四君子丸用于脾胃气虚等。从单一品种来看,除外天然药品种(如愈风宁心片、鸦胆子油口服乳液等),中医适应证基本清晰,临床选择使用似乎没有问题。但对中成药按中西医疾病分类考察时,就会发现中医适应证乱象丛生,完全超出可以想象的程度,揭示现存问题并分析其成因,有助于了解中医辨证问题的辐射效应和严重性,进而促成认识的统一。开展此类考察必须全面获取中成药品种的适应证信息,利用“中成药数据库”(见九九中医资讯网)检索可轻松解决这个问题。

1.主治中医疾病中成药适应证考察

鉴于中成药涉及的中医病证较多,故以咳嗽、不寐和胃脘痛为例,考察用于中医3病中成药的适应证构成情况。

1)用于咳嗽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在治疗咳嗽的中成药中,用于咳嗽痰热壅肺者最多,如川贝枇杷糖浆、清肺化痰丸、清气化痰丸等品种。用于咳嗽痰湿阻肺者居其次,品种有二陈丸、牡荆油胶丸、橘红化痰片等。而用于咳嗽风寒犯肺和风热犯肺的品种大体相当,前者有风寒咳嗽颗粒、止嗽立效丸、桂龙咳喘宁胶囊等;后者有川贝枇杷糖浆、急支糖浆、百咳静糖浆等品种。另有用于咳嗽肺肾阴虚者,有麦味地黄丸、百令胶囊、百合固金丸等品种;用于咳嗽燥热犯肺者有枇杷叶膏、雪梨止咳糖浆、二母宁嗽丸等品种;用于咳嗽肺气虚者有润肺膏、润肺止嗽丸、人参保肺丸等;用于咳嗽肺阴虚者则有养阴清肺膏、二冬膏、橘红梨膏等;用于咳嗽寒痰阻肺者有消咳喘糖浆、华山参片、满山红油胶丸等。除此之外,有少数品种分别用于咳嗽脾肺气虚证(参贝北瓜膏、慢支固本颗粒)、脾肾两虚证(定喘膏、固本咳喘片)和脾胃虚弱证(金鱼注射液、参苓白术散);个别中成药用于咳嗽痰饮阻肺、肝火犯肺、肺胃蕴热和肾阳虚证,相关品种分别是控涎丸、黛蛤散、莲芝消炎胶囊和龟龄集。

累计用于咳嗽中成药的适应证,实际有风寒犯肺、风热袭肺、寒痰阻肺、痰热壅肺、痰湿阻肺、肺肾阴虚、燥热犯肺、肺气虚、肺阴虚、脾肺气虚、脾肾两虚、脾胃虚弱、痰饮阻肺、肝火犯肺、肺胃蕴热和肾阳虚16个。这个数字远远超出《中医内科学》确定的风寒袭肺、风热犯肺、风燥伤肺、痰湿蕴肺、痰热郁肺、肝火犯肺、肺阴亏耗7证。除外同证和同证异名,中成药用于咳嗽寒痰阻肺、肺肾阴虚、肺气虚、脾肺气虚、脾肾两虚、脾胃虚弱、肺胃蕴热和肾阳虚诸证为《中医内科学》所不载。相差悬殊可见一斑。

2)用于不寐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治疗不寐的中成药,大多有养心安神功能。其中,治疗不寐气血两虚者有参芪五味子片、人参首乌胶囊、益脑胶囊等;用于不寐心脾两虚则有人参归脾丸、北芪五加片、刺五加脑灵液等;治疗不寐气阴两虚证者有心脑舒口服液、古汉养生精、益心宁神片等;治疗不寐心血不足有枣仁安神颗粒、夜宁糖浆、眠安宁口服液等;天王补心丸、安神补心丸和安神胶囊等用于不寐心阴不足者;用于不寐心肾不交者有养心安神丸、孔圣枕中丸、利尔眠胶囊等品种;治疗不寐脾肾两虚则有乌阳补心糖浆、五加更年片和健脑补肾丸等;干预不寐肝阳上亢者有琥珀多寐丸、脑立清片等品种。个别品种用于不寐肝气郁结(白草香解郁安神胶囊)、心血瘀阻(七叶神安片)、肝肾阴虚(精乌胶囊)和精血亏虚(补脑丸)诸证。

由治疗不寐中成药归纳出来的适应证有气血两虚、心脾两虚、气阴两虚、心血不足、心阴不足、心肾不交、肝阳上亢、肝气郁结、心血瘀阻、肝肾阴虚、精血亏虚11个,而《中医内科学》仅为不寐确定肝郁化火、痰热内扰、阴虚火旺、心脾两虚、心胆气虚5证。两者互有参差,差别较大。

3)用于胃脘痛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治疗胃脘痛的中成药中,用于胃脘痛肝胃不和证品种(如越鞠保和丸、舒肝和胃丸、和胃片等)最多,其次用于胃脘痛之属脾胃虚寒证(如温胃舒胶囊、虚寒胃痛胶囊、丁蔻理中丸等),再次为气滞血瘀证(如胃康胶囊、元胡止痛片等)、脾胃气虚证(如胃得安片、胃舒宁颗粒、六君子丸等)、胃阴亏虚证(如胃安胶囊、养胃舒胶囊、养阴清胃颗粒等)、肝郁脾虚证(健胃愈疡片、养胃颗粒、胃尔宁片)、胃脘郁热证(复方拳参片、溃得康颗粒、溃平宁颗粒)、寒热错杂证(六味木香胶囊、荆花胃康胶丸)和饮食停滞(沉香化滞丸、槟榔四消丸)诸证。此外,用于胃脘痛寒凝气滞(良附丸)、寒凝血瘀(安阳精制膏)、肝郁化火(丹栀逍遥丸)、脾胃湿热(三九胃泰胶囊)、湿浊中阻(香砂平胃丸)、气虚血瘀(胃乃安胶囊)诸证的中成药也有一定数量。累计用于肝胃不和、脾胃虚寒、气滞血瘀、脾胃气虚、胃阴亏虚、肝郁脾虚、胃脘郁热、寒热错杂、饮食停滞等15证。《中医内科学》则确定为寒邪客胃、饮食停滞、肝气犯胃、肝胃郁热、瘀血停滞、胃阴亏虚、脾胃虚寒7证。两者相差一半。

治疗其他中医疾病的中成药的适应证的具体情况大同小异,即中成药涉及的适应证,均远远超出《中医内科学》确立的各病辨证数量。

2.主治西医疾病中成药适应证考察

主治为西医疾病的中成药的适应证,情况同样比较复杂。现以主治冠心病心绞痛、慢性肝炎和慢性萎缩性胃炎中成药的适应证为例,考察分析这个问题。

1)用于冠心病心绞痛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治疗冠心病心绞痛的中成药中,以气滞血瘀和心血瘀阻(心脉瘀阻、瘀血闭阻)为适应证者居多,如速效救心丸、冠心康颗粒、抗栓保心片等用于气滞血瘀证,心舒宁片、心血宁片、冠心丹芍片等用于心血瘀阻证。用于气虚血瘀则有心舒宝片、养心氏片、冠心静片等;用于气阴两虚者有益心舒胶囊、黄芪生脉饮、参麦注射液等;用于痰浊内阻有二夏清心片、瓜蒌皮注射液;羊藿三七片和六味西红花口服液则用于肾虚血瘀。而用于气血痰浊痹阻则有舒心降脂片、利脑心胶囊,用于痰瘀互结(茶色素胶囊)、气血虚弱(复方地茯口服液)、热结血瘀(金槐冠心片)、肝肾不足(刺五加注射液)的中成药较少。不少品种用于冗杂的复合证,如活力源口服液用于气阴两虚、心肾两亏,玉金方片用于元气亏虚、肝肾不足,冠脉通片用于肝肾不足、痰瘀阻络,保心片用于肝肾不足、瘀血阻络,冠心康片用于肝阳偏亢、脉络瘀阻,心力丸用于心阳不振、气滞血瘀,护心胶囊用于心血瘀阻或心阳不足,益脑宁片用于脾肾不足、血脉瘀阻,软脉灵口服液用于肝肾阴虚、气虚血瘀证。总计近20证之多。这与《原则》确定的心血瘀阻、气虚血瘀、气滞血瘀、痰阻心脉、阴寒凝滞、气阴两虚、心肾阴虚、阳气虚衰8证相较,可谓相去甚远。

另需指出,单就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血瘀证的品种而言,与血瘀证称谓基本相似的还有心血瘀阻证(大株红景天胶囊)、瘀血痹阻(双丹口服液)、瘀血闭阻(丹参片)、瘀血阻络(心脑康胶囊)、心脉瘀阻(心舒宁片)、瘀血阻脉(益心酮片)、血瘀型(银杏酮酯滴丸)、瘀血阻滞(舒胸片)、瘀血内停(精制冠心片)等,可谓五花八门,称谓极不统一。

2)用于病毒性肝炎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治疗病毒性肝炎的中成药中,用于湿热为患者最多,包括肝胆湿热(茵栀黄口服液、肝康颗粒、肝健胶囊)、湿热郁蒸(当飞利肝宁胶囊)、湿热蕴毒(茵山莲颗粒)、湿热阻滞(舒肝益脾颗粒)、湿热毒盛(葫芦素片)等多种称谓。其次为肝郁脾虚,如舒肝益脾液、解郁肝舒胶囊、慢肝解郁胶囊等。此外,用于肝肾阴虚则有五仁醇胶囊、滋补肝肾丸、慢肝养阴胶囊等;用于肝肾不足有珍珠灵芝片、五味子胶囊等。肝泰冲剂、益肝冲剂、柔肝顺气丸等用于气滞血瘀证。针对气虚血瘀(肝灵胶囊)、气血两虚(金菌灵胶囊)、肝胃不和(参柴颗粒)、热毒内盛(板蓝大青颗粒)、热毒血瘀(片仔癀)、气虚肝郁(参柴肝康片)的品种虽少,但也可用来反映治疗病毒性肝炎品种适应证的一般情况。

治疗病毒性肝炎中成药中,针对复合证的品种甚多,通常用于两个复合证。诸如乙肝扶正胶囊(用于肝肾两虚、气虚血瘀)、陆英片(用于气滞血瘀,肝郁脾虚)、维肝福泰片(用于肝肾不足、气阴两虚)、芪桑益肝丸(用于湿热瘀阻,脾肾两虚)、肝复颗粒(用于肝胆湿热,气滞血瘀)、四季菜颗粒(用于气滞血瘀,肝血不足)、参芪肝康胶囊(用于湿热内蕴、肝脾不和)等品种屡见不鲜。更有甚者,和络舒肝片(气滞血瘀、湿热、肝肾两虚)、强肝丸(气血两虚、肝郁,脾肾两虚)、肝舒乐冲剂(肝郁脾虚、邪在少阳、湿热)、乙肝宁颗粒(湿热、肝郁脾虚、气虚血瘀证)等竟然用于多证。不难看出,治疗病毒性肝炎品种的适应证称谓比较混乱,数量大大超出《原则》确定的肝胆湿热、湿邪困脾、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血瘀、肝肾阴虚、脾肾阳虚、热毒炽盛8证。

3)用于萎缩性胃炎中成药适应证分类构成  专门或侧重用于萎缩性胃炎的中成药较少,大致有二十余种,适应证构成也比较分散。用于脾胃虚寒者最多,有胃炎宁冲剂、参芪健胃冲剂、温胃舒胶囊、虚寒胃痛胶囊等;其次为主治胃阴虚者,有胃安胶囊、胃乐宁片、养胃舒软胶囊等。胃疡安胶囊、和胃降逆胶囊用于气滞血瘀证;祛瘀益胃胶囊、胃乐舒口服液用于气虚血瘀证;养胃舒颗粒、胃脘舒颗粒用于气阴两虚证;养胃颗粒、胃脘舒颗粒用于脾虚气滞证。另有胃益胶囊、猴头菌片、温胃舒颗粒分别用于肝胃气滞、气血两虚和脾肾阳虚诸证。而三九胃泰胶囊用于湿热内蕴、气滞血瘀两证,丹桂香颗粒用于脾胃虚寒、气滞血瘀两证,这几个品种均用于复合证。

综合来看,治疗萎缩性胃炎中成药共涉及脾胃虚寒、胃阴虚、气滞血瘀、气虚血瘀、气阴两虚、脾虚气滞、肝胃气滞、气血两虚、脾肾阳虚、湿热内蕴10证,与《原则》确定的萎缩性胃炎肝胃不和、脾胃虚弱、脾胃湿热、胃阴不足、胃络瘀血5证相较,差异较大。两者相同或相近的适应证只有肝胃不和(肝胃气滞)、脾胃湿热(湿热内蕴)、胃阴虚(胃阴不足),其他诸证则互有参差,中成药明显超过《原则》确定的适应证。

3.中成药适应证乱象成因

考察分析表明,无论干预中医疾病还是西医疾病,中成药适应证确实相当混乱,已经到了难以想像的程度。然而这就是现实,是我们不愿意看到也不能相信的现实。为什么会出现如此严重的问题呢?

1)中成药品种“多室同堂”  这是导致中成药适应证混乱的原因之一。许多古代名方制剂的主治,仍然使用传统的表述方式,而陆续推出的新品种则采用新的表述形式,导致不同时期品种主治表述的明显差异,适应证的混乱也在所难免。针对这一问题,国家药典委员会落实中成药国家标准提高行动计划,曾组织专家对一千四百余个上市中药品种的功能主治进行重新规范,解决了部分显而易见的问题。但由于中药品种数量太大,又涉及生产厂家的切身利益,以及重新注册等法律问题,尚未对所有品种的功能主治进行规范。但需指出,即便对所有品种的功能主治重新规范,也只是解决一些浅层次的问题。潜在的实质性问题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因此,不能指望通过重新规范中成药的功能主治解决适应证混乱的问题。

2)中成药主治宽泛导致适应证失控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一个品种主治2种以上(包括2种)同一或不同系统的疾病,而这些疾病的辨证标准基本上是不同的,故在适应证选择时,或依从某一疾病的辨证标准,或分别取用多种疾病似乎相近、相关的适应证,或各取所需,诸多品种干预复合证便是这样拼凑而来的。二是一个品种同时主治一种疾病的急性和慢性状态。如许多品种主治急慢性气管炎、急慢性支气管炎、急慢性咽炎、急慢性胆囊炎、急慢性胃炎、急慢性胃肠炎、急慢性肠炎、急慢性肝炎、急慢性鼻炎、急慢性鼻窦炎、急慢性喉炎、急慢性扁桃体炎、急慢性软组织损伤、急慢性肾炎、急慢性肾盂肾炎、急慢性尿路感染、急慢性风湿性关节炎、急慢性阑尾炎等,由于疾病的急慢性过程的临床表现不同,借以做出的辨证诊断自然也不同,治疗上理应有明显差异。大量中药品种同时用于同一疾病的急慢性过程,必然导致适应证选择或顾此失彼,或拼凑出一些临床不可能同时见到的复合证。这样以来,辨证论治的规范性、严肃性和优越性荡然无存了。中成药适应证乱象与此不无关系。

3)中医病证失范对中成药适应证的影响  除外传统中成药,近几十年开发的中药品种的适应证确定必然参酌时下通用的病证诊断标准。亦即,有什么样的病证规范结果,就会有与之相照应的中成药适应证。应当说,以《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和《中医儿科学》等为代表的临床各科统编教材,保持了以中医病名实施辨证的基本模式。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编撰的《中医证候规范》、《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和由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完成的《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初稿》,由于是国内知名老中医分别领衔编撰的,故大体保留了依托中医疾病的辨证方式。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标准》,规定了各病证的名称、诊断依据、证候(其实是证)分类和疗效评定标准,基本上保留了统编临床各科教材的编写方式,增加了疗效评定标准,但不包括治疗的内容。对这些文献的辨证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在证名称谓、证名真伪、证属症状、解剖与非解剖术语使用、病辖诸证数量等诸方面均存在一定的问题。由于没有统一标准,执行起来必然出现偏差,中成药适应证的混乱与此关系甚大。

4)西医病证诊断失范对中成药适应证的影响  自从《原则》发行以来,就成为病证结合中药新药研制确定品种适应证和临床试验方案设计通常遵循的范本。十余年来,我们先后多次撰文对《原则》不同版本存在的严重问题提出质疑和商榷,问题包括中西医疾病两种辨证规范结果的逻辑矛盾、基于西医疾病辨证规范不同版本存在显著差异、围绕西医疾病辨证脏腑概念属性的异化和西医疾病辨证规范所属症状虚拟性等(后文将详细论及)。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导致中药新药研制参酌《原则》辨证时,执行起来前后不一、莫衷一是,借以研究上市的中成药的适应证难免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事实说明,中成药适应证的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这一状态既影响中医临床合理和安全用药,又对中医辨证论治体系造成巨大冲击,使本已松动的辨证论治体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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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二章 双轨制下的辨证论治体系)

无论现代中医学与传统中医学有多么大的本质区别,针对中医疾病(诸如咳嗽、水肿、胃脘痛等)辨证论治这一点则是共同的。由此可见,两者仍属同宗同轨的的诊疗体系。

自明末清初西学东渐以来,随着人们对西医学的排斥、疑惑,到接触、学习、理解和兼容,传统中医学开始进入潜移默化的渐变过程,传统的辨证论治诊疗模式相应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早期的中西医汇通,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的中西医结合,两种医学的相互渗透、交汇与融通不断深化,最终形成相对独立的中西医学兼容的学术思想体系。其突出特征是西医辨病与中医辨证相结合,在此基础上开展中西医结合治疗,探讨病证本质和中医药干预的作用机制。以《原则》为代表,现已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依托西医疾病辨证论治的诊疗模式,形成了与依托中医疾病辨证论治并驾齐驱的双轨制辨证论治体系。

五十余年来,两种辨证方式各有临床医师在使用,据称均取得了很好的疗效。表面看来,两者各行其是,互不干涉,相安无事。然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医疾病与西医疾病本来就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分别依托两类疾病辨证时理所当然有所不同。尽管如此,中医界并不关心两种辨证方法之间究竟有何区别,也不愿意了解围绕中医疾病辨证转向西医疾病辨证究竟发生了什么。当传统中医学与现代中医学在几乎没有明显迹象的情况下发生了重大变异,我们对双轨制下的辨证论治愈发充满疑惑,本能地觉察到这里或许潜藏一个不为人们所知的学术陷阱。让我们深入其中窥探个究竟吧。

一、依托中西医疾病辨证引发的混乱

五年前,我们即曾指出,中医疾病多半是西医多种疾病共见的一个症状;同样,西医一种疾病又可分属于中医的若干种疾病。由此决定了基于中西医疾病的两种辨证规范必然存在明显的差异。且两种辨证规范结果混而杂存时(见于《原则》),内在的逻辑矛盾极易暴露出来[1]。深入揭示其中的利弊和症结,已经成为学术界无法回避的问题。

(一)依托中医疾病辨证存在的问题

应当说,以《中医诊断学》、《中医内科学》、《中医妇科学》和《中医儿科学》等为代表的临床各科统编教材,虽不断修订,但保持了以中医病名实施辨证的基本模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先后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编撰的《中医证候规范》、《中医证候鉴别诊断学》和由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完成的《中医病名诊断规范初稿》(简称《初稿》),由于是国内知名老中医分别领衔编撰的,故大体保留了依托中医疾病的辨证方式。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的《标准》,收载各科病397种,规定了各病证的名称、诊断依据、证候(其实是证)分类和疗效评定标准,基本上保留了统编临床各科教材的编写方式,明显不同的是增加了疗效评定标准,但不包括治疗的内容。大体在1990年以前,中医界保持着上述文献为代表的以中医疾病为依托的辨证论治体系。通过比较可以看出,这些文献围绕中医疾病辨证存在的显而易见的问题,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

1.同证异名普遍存在  如有称气滞、血虚、血瘀者,或称气机郁滞、血液亏虚和瘀血阻滞者,两者用字数量明显不同。另有用字数量相同、用字不同而表义相同者,如气血虚弱则另称气血虚损、气血虚衰、气血亏虚、气血亏损、气血两虚、气血亏乏、气血不足、气虚血少等。这种现象相当普遍。

2.证与所属症状不符  症状是证的表象,证是一组相互关联症状的基本属性的抽象诊断。只有证的所属症状与之彼此照应时,才能做出客观、正确的诊断。例如心火下移证所属症状为口舌生疮,阴部生疮等,可知心火不独下移,并见上炎之象,因此不当单以心火下移证论之。诸如此类,各文献中比较多见。

3.不符合证的定义的假证  例如乳汁壅滞、虫寄皮下、虫积成疳、虫扰肛门、矿物入耳、异物入目、皮肉破损、伤筋败骨等显然不具有证的基本特征,尽管这可能是人们不得已而为之。而把胃气上逆、津不上承和肺失清肃等视为证,容易产生一定的迷惑作用。其实,胃气上逆正是呃逆、呕吐、反胃和呕逆等中医病名的代名词;而津不上承则是口唇干燥、舌燥少津等略感抽象的同义语,肺失清肃则是咳嗽之类另一表述形式,相互之间并无本质区别。此类情况也不少见。

4.证的总数各不相同  不难看出,各文献证的总量相差比较悬殊,部分则互有参差。证的总数的差异受多种因素影响,至少包括假证混杂、复合证拆分、单证合并、同证异名统一、古今证谱归并与取舍等。

5.辨证体系各有异同  汇总各文献的辨证情况,有脏腑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八纲辨证、病机辨证、六经辨证、温病辨证和临床各科辨证等。文献不同,采用的辨证方法也不同。实际上,各种辨证方法之间重复现象比较严重,并存在不少同证异名者。所有辨证文献均未能明确各种辨证方法之间的对应关系。

6.中西医术语混杂使用  在围绕中医病名辨证规范时,解剖和西医术语的使用是非常敏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当缺乏中医学理论基础时,直接沿用西医病名则不利于发扬中医学术”[2]。人们普遍担心,移植西医病名会改变中医特色,进而使病证规范的结果西医化。然而,《初稿》一方面不赞同使用西医病名,另一方面却收入了诸如胃癌、胃下垂、肝癌、肝破裂、时行肝病、肝病昏厥、脾破裂、肺癌、肠癌、直肠癌等西医疾病,制定了这些疾病的辨证标准。当《初稿》中医脏腑辨证术语与这些病名混杂后,中医脏腑的解剖和非解剖属性就变得琢磨不定了。此外,《标准》将乳糜尿、痛风、血吸虫病、钩虫病、蛔虫病、绦虫病、囊虫病、丝虫病、蛲虫病纳入中医内科病中,在围绕中医疾病辨证占主导地位的诊断标准中混杂部分西医疾病辨证标准,必然留下了当时尚无法察觉的隐患。

事实上,在依托中医疾病辨证规范时,学术界从未考虑制定统一的辨证标准。当时国内几位知名老中医各举一面辨证规范的大旗,另有《中医诊断学》、临床各科教材和《标准》的各自颁布,似乎都在维护中医传统辨证方式。不过,由于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最初人们旨在解决中医病名和证名长期混乱的良好愿望,却引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在这一背景下,基于西医疾病辨证规范正式拉开了序幕。

(二)中西医疾病之间的关系

依托西医疾病建立病证结合的诊断标准,是坚持走中西医结合之路必须解决的根本问题。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全然不顾中西医疾病之间的差别,以及由这种差别可能导致的非预期结果,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可以说,不知道中医疾病和西医疾病之间的关系如何,就不可能深层次了解由依托中医疾病辨证过渡到基于西医疾病辨证究竟发生了什么。

由统编中医临床各科教材中,可以了解中医病名的总体构成。尽管各版本互有出入,但不影响从整体上做出客观中肯的分析判断。以《中医内科学》为例,象疟疾这样中西医通用的病名仅仅是个别现象。绝大多数中医病名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西医疾病大体相当,大体属于“一对一”的关系(如肺痨与肺结核、胸痹与冠心病心绞痛、厥脱与休克),抛开两种医学的界限,可将这种“一对一”的关系理解为同病异名,即肺痨和肺结核是一种疾病的两种称谓,类似情况所占比重比较小;一类是中医疾病与相关西医疾病或西医疾病与相关中医疾病属于“一对多”的复杂关系(见表12),此类情况所占比重较大。

 

 

以上两表是根据《原则》等明确的中西医病名关系建立的。两表侧重列举了中西医内科12种疾病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在其他科疾病同样普遍存在。透过表格,可以看出中西医疾病深层次的相互关系。在表1中,所谓一种中医疾病与多种西医疾病相当,实际是指多种西医疾病各自发展到不同时期可能共见的一种症状,对这一症状中医则以疾病相称。基于这样的对待关系,这些西医疾病之间一般不存在有机联系。以中医病名痞满为例,西医有慢性胃炎、胃下垂、功能性消化不良、溃疡病、胃黏膜脱垂、慢性胆囊炎、慢性肝炎、胃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可出现以痞满为主的临床表现,于是,中医称之为疾病的痞满便成为多种西医疾病共见的一个临床症状,有所不同的是,西医通常以腹胀相称而已。不难判断,这些西医疾病之间多半不存在实质性联系。

 

另如表2所示,一种西医疾病与多种中医疾病相当,实际存在三种情况。一是这些中医疾病为同一西医疾病共见的主要临床表现,如慢性萎缩性胃炎可同时见到中医所称的痞满、嘈杂和胃脘痛即属此类,对于这些西医用于诊断的临床表现(具体称呼时两种医学会有所不同),中医则以疾病相称。二是该种西医疾病处于不同转归阶段,临床表现发生明显改变,因而根据不同阶段的临床表现而分属于多种中医疾病,如与充血性心力衰竭不同阶段相照应的中医病名胸痹、惊悸、怔忡、喘证和水肿等。由此可知,当多种中医疾病维系在同一西医疾病之下,相互之间自然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呈现共生、因果和递阶关系。故而可以确认,与西医疾病相关的多种中医疾病,实为西医疾病不同发展阶段共时或历时出现的主要症状。三是与西医疾病相关的中医疾病中,存在同病异名现象。如病毒性肝炎相关的中医病名黄疸与疫黄,即属同一中医病名的不同称谓。明确了中西医疾病之间的复杂关系,才能客观准确地回答中西医两种辨证模式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以及变化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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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一章 古今中医脏腑辨证体系的嬗变)

二、古今疾病脏腑辨证差异性比较

笼统地讲,古今疾病的脏腑辨证具有继承性无疑是正确的。但人们往往强调了它们的继承性,却回避两者之间的差异性。这与人们习惯附和某种约定俗成的看法有关,也与古今疾病脏腑辨证的差异性比较非常困难不无关系。

古今疾病脏腑辨证的差异性,可从常见疾病所辖脏腑诸证的构成情况予以论证。但存在的问题是,现代中医病名比较规范,古代病名则比较混乱。同病异名者、疾病属性相近而称谓不同者普遍存在。为了便于考察,只有将古代疾病性质大体相同者汇总起来,归纳其所辖脏腑诸证,方可与现代相同疾病所辖脏腑诸证做比较。以上已对胸痹、偏头痛、中风3病的古今脏腑辨证进行比较,为了深刻揭示古今的差异,进一步选取咳嗽、痰饮、呕吐、泄泻、消渴、水肿、淋涩、积聚、黄疸、虚劳10种古今常见疾病,对其所辖脏腑诸证进行比较分析[3]。

1.古今咳嗽所辖脏腑证比较

《普济方》中,咳嗽类疾病有咳嗽、伤风咳嗽、虚劳咳嗽、暴咳嗽、伤寒咳嗽、时气咳嗽、热病咳嗽、咳逆、咳逆上气、咳逆短气、咳嗽短气、咳嗽上气、咳嗽失声、咳嗽熏法、诸咳嗽、久嗽、五脏诸嗽17种,这些疾病所列的820首方剂中涉及的脏腑证主要与肺、胃和肾(下元)有关,总计19证。经过归类,肺虚(肺气不足、肺气虚弱)出现22次,肺热(上焦有热)20次,肺寒(肺气虚寒、肺脏虚冷)17次,肺壅9次,肺气不和4次,肺虚热1次,这些称谓均属咳嗽的本脏证(严格说来,肺壅和肺气不和不能算表义明确的证)。另有胃冷(胃气虚冷)出现5次,胃气虚弱2次;下元虚冷、肝胃不调、肺胃虚寒、脾胃虚弱和脾胃虚寒各1次。各证累计出现85次,占相关方剂总数的1/10左右,总体涉及到的证的数量较少。但可大致看出,肺热和肺寒、肺虚是古代咳嗽比较常见的证,这与现代所称的风寒袭肺、风热犯肺、风燥伤肺、痰湿蕴肺、痰热郁肺、肝火犯肺和肺阴亏耗有所不同。由于古代治疗咳嗽的方剂中尚有风冷、风热、痰盛(痰涎、痰壅、痰逆、痰实、痰饮、痰唾黏稠)等记载,虽未与病位合称,但推测风冷、风热和痰盛应与现代所称的风寒袭肺、风热犯肺、痰湿蕴肺和痰热郁肺相近。综合来看,古代风燥伤肺、肝火犯肺和肺阴亏耗3证缺如,古今咳嗽脏腑辨证差异较大。

2.古今痰饮所辖脏腑证比较

《普济方》中痰饮类疾病有痰饮、一切痰饮、虚劳痰饮、悬饮、溢饮、支饮、留饮、留饮宿食和痰饮食不消9种,这些疾病所列156首方剂中涉及的脏腑诸证与脾、胃、肾(元气)和肺有关,总计15证,出现频次占总方剂的1/10左右。其中,脾胃不和最多,出现13次,脾胃虚弱(脾胃气虚)和脾胃虚冷各6次,胃虚(胃气虚弱)5次,胃气不和4次,胃冷(胃气虚冷)、肾脏虚冷、肾虚(元气衰弱)、脾虚各2次,肺胃不和、肺热各1次,各证累计出现44次。归并后得脾胃不和、脾胃虚弱(胃虚、脾虚)13次,脾胃虚冷(胃冷)8次,胃气不和4次,肾虚、肾脏虚冷各2次。可以看出,古代痰饮病变部位大致在脾、胃和肾。而当今则有脾阳虚弱、饮留胃肠、邪犯胸肺、饮停胸胁、络气不和、()阴虚内热、寒饮伏肺等证,病变部位主要确定在肺。现代认为悬饮病位在肺,而古代则与肺无关;支饮、溢饮和留饮古代均无证的引录。总体说来,古代对痰饮辨证偏重脾胃,注重生痰之源,此痰具有广义性;现代侧重于肺,重视贮痰之器,此痰当属狭义之痰。

3.古今呕吐所辖脏腑证比较

《普济方》中呕吐类疾病有呕吐、干呕、呕哕、伤寒干呕、霍乱干呕、伤寒呕哕、时气呕哕、热病哕、胃反和虚劳呕逆1O种,这些疾病所列696首方剂中涉及的脏腑诸证与脾、胃和肾(下元)有关,总计18证。其中,胃冷(胃气虚冷、胃虚寒)出现30次,脾胃虚冷(脾虚冷)25次,脾虚(脾胃虚弱、脾胃气虚、脾气虚弱)23次,胃虚(胃气虚弱)20次,胃气不和14次,脾气不和6次,胃热8次,胃气虚热2次,脾胃气滞2次,以上当属呕吐的本脏证。另有肾气虚弱和下元虚冷各出现1次。各证累计出现132次。显然脾与胃的虚冷(55)、虚弱(43)与不和(合为20)是呕吐的基本病理改变,胃热也占一定比重,呕吐的病变部位在脾胃是可以确认的。现代则为呕吐确定了外邪犯胃、饮食停滞、痰饮内阻、肝气犯胃、脾胃虚寒和胃阴不足6证,其中肝气犯胃当为新创,而胃阴不足与古代的胃气虚热属性是否相同尚不得而知。

4.古今泄泻所辖脏腑证比较

泄泻类疾病在《普济方》中有泄泻、诸泻、水泻、泄痢、飧泄、濡泄和洞泄注下7种,这些疾病所列441首方剂中涉及的脏腑诸证与脾、胃、肾(下元)和大肠有关,总计18证。经过归类,脾虚(脾胃虚弱、脾胃气虚、脾气虚弱)出现36次,脾胃虚冷(脾胃虚寒、脾虚冷)出现31次,脾胃不和5次,肠胃虚寒4次,肠胃虚弱3次,脾胃虚热、大肠虚冷、肠虚、肾虚各2次,脾肾风虚、脾肾虚冷、脾肾虚弱、下元虚冷各1次,累计出现91次。不难看出,脾、胃和大肠的虚弱(41)和虚冷(37)在泄泻中占主导地位,脾胃的虚热证和脾肾复合证各自出现的例次甚少,尚不足以说明问题。现代则为泄泻确定了寒湿泄泻、湿热泄泻、食滞肠胄、肝气乘脾、脾胃虚弱、肾阳虚衰6证。与古代不同的是,肝气乘脾为现代新创;古代的下元虚冷和脾肾虚冷虽与现代肾阳虚衰近乎相关,但仅为个例,缺乏论证强度,推测肾阳虚衰意义上的证古代尚未确立。

5.古今消渴所辖脏腑证比较

《普济方》中,与消渴相类的疾病有消渴、消渴烦躁、消肾、消中、消渴口舌干燥、食治三消、虚热渴、胃热渴、久渴、暴渴、消渴引水过度、消渴后虚乏12种。这些疾病所列的529首方剂中,涉及的脏腑诸证比较复杂,大体与胃、脾、心、肺、肾(下元、下焦)有关,总计25证。经过归类,胃热(胃实热)出现13次,心脾积热(心脾实热、心脾壅滞)出现9次,脾热(中焦蕴热、脾胃中热)6次,肾虚(肾气不足、精血枯竭、下元虚损、下焦虚冷)11次,虚热(上焦虚热、中焦虚热、三焦虚热)3次。另有心虚3次,心热、心肺壅热、心肾不交各2次,肺热、脾胃干燥、脾胃不调、脾虚、胃虚各1次,各证累计出现56次。各证占方剂总数的1/10左右,涉及脏腑较多,目标很不集中。这种情况比较符合人们对事物由浅入深的认识过程。因消渴一病的表现形式比较复杂,故而难以进行确切的脏腑定位。尽管如此,仍可看出,古代注意到消渴病机变化中胃热、心脾积热和脾热所处的重要地位,而虚的变化则责之于肾。目前统编教材中确认的胃热炽盛大体继承了胃热、心脾积热和脾热的本质认识,但总体上侧重由虚论治,故推出肺热津伤、肾阴亏虚、阴阳两虚诸证;而《原则》虚实并论,虚者有阴虚热盛、气阴两虚、阴阳两虚血瘀水停3证,实者有湿热困脾和血瘀脉络2证。可见现代文献之间各证已有差别,而古今比较所辖脏腑诸证差别更大。

6.古今水肿所辖脏腑证比较

在《普济方》中,有气肿、十水、涌水、风水、石水、皮水、卒水肿、水气心腹鼓胀、水气脚膝浮肿、大腹水肿、水肿胸满气急、水肿咳逆上气、水肿小便涩、水蛊、血分水分肿满、食治水肿病、伤寒后身体虚肿等与水肿有关的疾病,各自列属的方剂中均未涉及与脏腑相关之证。与水肿有关且列属脏腑诸证的疾病有水肿、诸肿、水气、湿肿、水气遍身肿满、伤寒后身体虚肿、身体肿胀、虚劳浮肿、肺气面目四肢浮肿9种。这些疾病所列633首方剂中涉及的脏腑诸证与脾、肾、肺有关,总计12证。具体说来,脾虚(脾胃气虚、脾胃虚弱)出现13次,脾肾气虚(脾肾不足)出现5次,肾虚(肾气虚)2次,肺气上逆(肺脏气壅、肺气壅滞)3次,另有脾湿、肝实热各1次。各证累计出现25次,仅占方剂总数的1/25。粗略看出水肿与脾和肾的病机变化有关。现代将水肿分为阳水与阴水两类,阳水有风水泛滥、湿毒侵淫、水湿浸渍和湿热壅盛4种,4证字面上未涉及到脏腑,但在各证病机表述中,则将病位主要确定在肺与脾。阴水则有脾阳虚衰、肾气衰微2证。表面看来,古今水肿所涉及的脏腑证均与脾、肾有关,似乎没有本质区别,其实不然。现代医学的肾源性、心源性和肝源性疾病是临床水肿的原发性疾病,围绕这些疾病确定的脏腑诸证似应有一定的关联性。然而,现今对急、慢性肾炎、心力衰竭和肝硬化腹水的辨证五花八门,《原则》中心力衰竭确定为心肺气虚、气阴两亏、心肾阳虚、气虚血瘀、阳虚水泛、痰饮阻肺和阴竭阳脱证;慢性肾炎则有肾气虚、脾肾阳虚、肺肾气虚、肝肾阴虚、气阴两虚(不包括标证)5证。归纳起来,已与古代水肿所列脏腑诸证相去甚远。

7.古今淋涩所辖脏腑证比较

在《普济方》中,淋涩类疾病中的淋秘、淋沥、热淋、时气小便不通、热病小便不通五病所属方剂没有涉及脏腑诸证。列属脏腑诸证的疾病有食治五淋、小便淋秘、小便赤涩、砂石淋、膏淋、劳淋、卒淋、石淋、小便难、小便不通、伤寒小便不通、血淋、气淋、冷淋14种。其下所列743首方剂中涉及的脏腑证与膀胱、心、肾、下焦、小肠等有关,总计22证。其中,膀胱热结(下焦湿热、下焦积热、下焦热结、膀胱积热、膀胱有热、三焦积热、肾热)出现27次,心热10次,肾虚(肾气不足)9次,膀胱虚冷(下焦虚寒、下元虚冷)5次,小肠热结(小肠积热)4次,膀胱虚热2次,其他心虚、肺热、胃虚、肺燥、下焦气滞各1次。各证累计出现62次,占方剂总数1/12。大致可以看出,淋涩以膀胱热结为主,心热和小肠热结为辅,肾虚和膀胱虚冷次之。鉴于心与小肠的表里关系,古有“心移热于小肠”之说,故在淋涩中出现心热和小肠热结之证。现代文献确定为膀胱湿热、脾肾亏虚和肝郁气滞3证,舍弃了心热等证,增加了肝郁气滞证,同时完成了膀胱热结到膀胱湿热的转变。

8.古今积聚所辖脏腑证比较

《普济方》中积聚类疾病较多,但肥气、伏梁、痞气、息贲、积聚心腹痛、诸癥、暴癥、米癥、发癥、虱癥、鳖癥、结瘕、蛇瘕、鳖瘕、鱼瘕、痃气、癖气、久痃癖、寒癖、酒癖、痃癖心腹胀满、痃癖不能食、积年厌食癥块、食不消成癥癖、癥瘕积聚、八瘕、疝瘕、癥痞、血积气痛、血瘕、诸癖结胀满、虚劳癥瘕等30余种疾病皆无脏腑证分布。令人费解的是,肥气、伏梁、痞气、息贲和贲豚为五脏之积,所属之证理应与五脏相关,经检索仅在治疗贲豚的方剂中给出肾虚和肾脏虚冷两证,并各自仅出现1次。列属脏腑证的积聚类疾病有积聚、虚劳积聚、积聚心腹胀满、积聚宿食不消、久积癥癖、癥瘕、食瘕、贲豚、痃癖9种,所列718首方剂中涉及的脏腑诸证与脾、胃、肾(下元)等有关。其中,脾胃虚弱出现9次,脾胃虚冷(脾虚冷)出现8次,肾脏虚冷(下元虚冷)和肾虚(下元虚损)3次,脾胃不和2次,脾胃气滞、心脾冷痛、三焦壅滞各1次。各证累计出现28次,占相关方剂总数的1/25,据以论证的力度明显减弱。可粗略看出,积聚癥瘕在古代可能认为与脾、肾的虚损有关。教材则将积聚一分为二,聚证分出肝气郁滞和食滞痰阻2种;积证分为气滞血阻、瘀血内结、正虚瘀结3证。尽管古代也有气积、气滞、血气不调(见积聚、积聚心腹胀满)、血气疼痛(见久积癥癖)、血结(见癖气)、血气凝滞(见诸癥)和瘀血(见八瘕)等与气血相关的表述,但这些证数量甚少,也没有与肝的病机变化结合起来,难以看出潜在的辨证趋势。如果古代把本病脏腑辨证确实定位在脾、肾,那么古今的差异就比较悬殊了。

9.古今黄疸所辖脏腑证比较

在《普济方》中,黄疸类疾病急黄、诸黄、发黄、阴黄、内黄、三十六黄、风疸、酒疸、黑疸、伤寒发黄、时气发黄、热病发黄等,因无脏腑证分布而未参与统计。仅黄疸、黄疸病、黄病小便淋涩、诸疸、胃疸、谷疸、女劳疸7病所属168首方剂之下注录了脏腑证,具体涉及胃、脾和心3脏,提出6种脏腑证。其中,胃热(胃实热)出现13次,脾热(脾胃积热、心脾壅热)5次,心热2次。虽然各证累计出现仅20次,但可看出以脾、胃热证居多,似可认为当时已确认脾胃有“热”是黄疸基本的病机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各证的病位均与肝胆无关。现在则认为黄疸病机主要为湿热合邪,临床有湿重于热或热重于湿之分,与古代单从热论明显不同;教材中另外提出脾胃虚寒,病位与传统相同,但病机则一热一寒,性质完全相反;《原则》中针对病毒性肝炎列出肝胆湿热、湿邪困脾、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血瘀、肝肾阴虚、脾肾阳虚和热毒炽盛8证,病位确定在肝、脾和肾3脏,以肝为主。这是疾病脏腑定位由非解剖学脏腑(胃、脾)向实质性脏器()转移的典型例证,是西医学思维方法在潜移默化中参与改造中医脏腑辨证体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事实说明,黄疸所辖脏腑诸证确实发生了本质性变化。

10.古今虚劳所辖脏腑证比较

《普济方》中虚劳类疾病有虚劳、虚劳赢瘦、虚劳潮热、虚劳骨热、风劳、气劳、急劳、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伤寒后夹劳、虚劳少气、虚劳不足、五劳七伤16种。所列620首方剂中涉及的脏腑证与肾、心、脾、胃、膀胱、肝、肺和小肠等有关,总计24证,是涉及脏腑证最多的一类疾病。其中,肾气虚(肾虚)出现26次,心劳热出现22次,肾脏虚冷15次,脾胃气虚(脾气虚弱、脾胃气虚)12次,脾胃虚冷(胃气虚冷、脾虚冷)1O次,脾胃不和(胃气不和)7次,心虚、膀胱虚冷、肝实热各3次,心肾不交、上焦虚热、脾肾虚冷、脾劳热各2次,心肺积热、小肠热、心气不足、上焦壅热、肺虚各1次。各证累计出现114次,占相关方剂总数的1/6。应当说,这是考察的1O种疾病中脏腑证披露最多者。这种情况可能与本病症状表现复杂,累及脏腑较多有关。不难看出,虚劳与肾、脾和心关系最为密切,前两脏侧重于虚弱和虚冷,心则表现为劳热,其他脏腑诸证则属散在。教材中所列各证均与脏腑有关,包括肺气虚、脾气虚、心气虚、肾气虚、心血虚、肝血虚、肺阴虚、心阴虚、脾胃阴虚、肝阴虚、肾阴虚、心阳虚、脾阳虚、肾阳虚14证。显然古代涉及的脏腑诸证有所侧重,但较粗糙;现代的约定细腻而周全,包括五脏阴阳气血虚损诸证。古今相差悬殊。

综上所述,通过10余种中医疾病所属脏腑诸证的古今比较,可明显看出两者客观存在的重大差别。主要表现在:疾病属性的脏腑定位数量不同;疾病辨证的具体相关脏腑互有参差;疾病相关脏腑侧重角度不同;疾病所属脏腑证的性质不同。基于这些差别,至少可以引出如下4点思考:①古今疾病脏腑辨证演变的规律是什么?②导致古今疾病脏腑辨证重大差异的原因何在?③基于古今疾病脏腑辨证的重大差异性,临床遣药组方有何异同,古为今用如何取法?④古今脏腑辨证的重大差异是学术进步,抑或其他?不明确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医学的继承与发展将始终处于迷茫与困顿之中[6]。

 参考文献

[1]梁茂新,刘进,洪治平,等.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228

[2]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制定.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一、二、三辑.北京,1993、1995、1997

[4]CFDA.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

[5]梁茂新.传统与现代:嬗变中的中医脏腑辨证体系,科学文化评论2004;1(6):5-15

[6]梁茂新,鞠宝兆.古今疾病脏腑辨证差异性比较,中华中医药杂志,2007,22(2):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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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古今脏腑诸证虚实、寒热对应关系的差异

按照《中基》的规定,脏腑诸证之间应当体现虚与实、寒与热的对应转化关系。这是体现朴素辩证法思想的必要条件。

可以注意到,《灵枢.本神》中最早确立了脏腑证的对应关系,所谓“肝气虚则恐,实则怒”,“脾气虚则四肢不用,五脏不安,实则腹胀,经溲不利”,“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肺气虚则鼻塞不利,少气,实则喘喝、胸盈、仰息”,肾气虚则厥,实则胀”,均从五脏各自对应的虚实两证的主要症状表现进行了比较性记述。在《灵枢·淫邪发梦》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在《普济方》提供的古代脏腑证谱中,肝实与肝虚、心实与心虚、脾实热与脾虚冷、肺实与肺虚、肾实与肾虚、脾胃俱实与脾胃俱虚、小肠实与小肠虚、大肠实与大肠虚、三焦寒与三焦热、三焦实热与三焦虚寒、胆实热与胆虚寒、胃实热与胃虚冷、膀胱实热与膀胱虚冷、胃寒肠热与胃热肠寒等,至少在形式上建立了彼此对应的相互关系。并且,围绕这些脏腑证均给出了相关的治疗方剂。此即说明,古代脏腑诸证之间虚实关系的建立,是针对具体的临床表现而抽象出来的,是言之有物的临床实在。

回到现代,情况就大为不同了,各脏腑均无明确对应的虚、实和寒、热两证。如所周知,肾脏诸证中的肾阳虚、肾阴虚、肾气虚、肾阴阳两虚、肾精不固等无一例外都是虚证,没有与之对应的肾脏实证。脾脏诸证大体以虚为主。其他各脏腑虽有虚实之证,但虚、实两证之间大多不具有严格的对应关系。如肝的虚证有肝血虚、肝阴虚证,而肝气郁结、肝火上炎为肝的实证,虚实证之间显然未能体现古代肝虚与肝实这样的严格意义上的对应关系。至于脏腑证的寒热属性基本亦是如此。总体说来,古今脏腑诸证虚实、寒热对应关系相差较大。古代的对应情况较好,当今对应情况较差。

(四)古今同病所辖脏腑诸证的差异

探讨古今病证之间的关系,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从《普济方》病目中证病合称的情况进行考察;一是对所列1619种病各自所涉及的脏腑证进行分析,借以对现代脏腑证与疾病的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

将病目中证、病结合称谓者进行拆分和归类,可以确认,与肝脏证相关的主要疾病有眼病、面青、多怒、筋脉拘挛(转筋、筋急、筋脉抽掣、筋脉疼痛、脚膝症状、头目不利;与肺脏证相关的主要疾病有吐血、声嘶不出、多涕、生疮;与心脏证相关的主要疾病有惊悸和多汗;脾脏证则为咽喉不利、呕哕、泄痢、心腹疼痛、腹内虚鸣、水谷不化、呕吐、不下食、肌体赢瘦、不能饮食、腹胀满诸病;肾脏证的主要疾病为骨痿、赢瘦、阳气痿弱(即阳痿)、眼黑暗、齿痛、多唾、漏浊、遗精、腰膝症状、耳鸣、心腹疼痛、脐腹疼痛、腹胁疼痛。

从证、病结合称谓的情况可以确认,眼病(肝实眼、肝虚眼、肾肝虚眼黑暗)和脚膝症状(肝风毒流注入脚膝筋脉、肾脏风毒流注腰膝)见于肝、肾两脏诸证;心腹疼痛(脾脏冷气攻心腹疼痛、肾脏积冷气攻心腹疼痛)和赢瘦(脾胃气虚弱肌体赢瘦、肾脏虚损骨痿赢瘦)见于脾、肾两脏诸证。由于证、病结合称谓的情况列属病目之中,故可认为这种证、病结合称谓是经过规范和普遍认可后确认的证病关系。这样,我国古代的五脏证实际只与30余种疾病建立了比较明确的从属关系。基于这些关系进行比较,很容易明确古今异同之处。在现代中医学看来,咽喉不利是肺脏病变,与脾脏几乎没有关系;阳气痿弱和遗精不但责之于肾,现实兼责之于心、脾;骨痿除与肾有关外,现实还责之于肺热、脾胃亏虚和肝之虚损。呕吐古代归咎于脾,现实则认为还与肝和胃的病机变化有关。由此可见,古今五脏诸证和具体疾病的对应关系互有异同。这仅仅是从病目中披露的“冰山一角”。

在《普济方》中,各病目之下分别列述此前历代用于治疗该种疾病的所有方剂,每首方剂在介绍药物组成同时,都要介绍其对应的具体症状,《普济方》数据库管理系统提供了全面检索各病之下所有方剂对应症状的方法,为考察病、证和症状三者之间关系提供了极大便利。

一般说来,古今相同或相近疾病所辖脏腑诸证有一些差异是正常的,但差异程度之大却是无法想象的。在统编教材中,胸痹分出心血瘀阻、痰浊壅塞、阴寒凝滞、心肾阴虚、气阴两虚和阳气虚衰6证。其中心血瘀阻和心肾阴虚两证是典型的脏腑证,而阳气虚衰则认为与肾阳虚衰同属一证。对古代与胸痹相同或相近的胸痹、胸痹短气、胸痹心下坚痹痞急、胸痹噎塞、胸痛、心痹和心痛7病所属诸证进行考察,结果大大出乎意料之外,胸痹、胸痹噎塞、胸痛、心痹4病压根未给出证的属性,因而谈不上所属的脏腑证问题。仅在心痛症状中给出了痼冷和气虚(各出现1次)两证,这两证从字面上也与脏腑证无关。

对于头痛,统编教材列出风寒头痛、风热头痛、风湿头痛、肝阳头痛、肾虚头痛、血虚头痛、痰浊头痛、瘀血头痛8种类型的头痛。与脏腑证直接相关的是肝阳头痛和肾虚头痛。对古代的头痛、首风、偏头痛、偏正头痛、脑风、风头痛、风眩头痛、膈痰风厥头痛、伤寒头痛、时气头痛、脚气痰壅头痛、热病头痛、眼眉骨及头痛所涉及的头痛的疾病进行检索,在治疗头痛的156首方剂中,出现与证有关联的表述者包括风虚、气虚、气血不足、风痰、风冷、血虚、风毒、风热、风壅、骨寒、痰盛、虚热和气滞13种,风虚和气虚各出现7次,其他只出现1、2次;首风列方162首,涉及风寒、痰壅、风热、痰结、脾胃虚弱、寒痰、风痰、风毒和风虚9种,均出现1、2次;偏头痛列方39首,仅提出肺壅和上焦虚热各1证;偏正头痛49方,所列诸证有风痰、上实下虚、上盛下虚、湿热、风湿、气虚、风壅、风虚、风热9种,只有风痰出现2次;脑风36方,所列2证为风冷和风湿,各出现1次;风头痛76方,检出风痰、风热、风壅、风寒、风毒、风虚、热痰、痰壅、上焦壅热、上焦壅滞10证,其中风痰出现5次,为最多;风眩头痛44方,所出杂证较多,包括痰壅、痰涎壅滞、痰涎壅盛、痰逆、痰厥、风毒上攻、热毒、风冷、血风、风虚、血虚、血气衰弱、肝虚和荣卫不调14个,前3证大同小异;膈痰风厥头痛37方,列出风痰、痰厥、气厥、风虚、热痰、痰盛、痰逆、痰涎、气虚、风壅10证,各证主要与风和痰相关,以风痰出现次数最多,计12次,痰厥居其后,为l1次;伤寒头痛84方,所及诸证有痰涎壅盛、风热、风寒、痰涎、风壅、痰实、壅热、风痰、冷气、气壅和痰壅,也多与风和痰有关;时气头痛30方,仅列风痰和胃热2证;脚气痰壅头痛19方,痰壅出现14次,另外2个为风毒和热壅;热病头痛用方较少,仅12方,未出1证;眼眉骨及头痛44方,列出风热、风毒、肝热、壅热、风痰、毒气诸证。综合各种头痛所列诸证,涉及到的脏腑诸证有脾胃虚弱、肺壅、肝虚、胃热、肝热、上焦虚热、上焦壅热和上焦壅滞8证,这些证均为散在,很不集中,尚难确定哪些是当时头痛比较规范的证。与现实的肝阳头痛和肾虚头痛相较,古今头痛所属的脏腑证确有较大差异。至于其他诸证,教材中风寒、风热、血虚、痰浊头痛均可在古代找到相同或相似者,而瘀血、风湿头痛则无与之对应的称谓。

中风一病,所辖之证古今相差更大。通过对古代中风、风不仁、风偏枯、偏风、中风半身不遂、中风不随、中风身体不遂、中风角弓反张、中风筋脉挛急、中风口呙、中风口呙斜僻、中风口噤、中风偏枯、中风舌强不语、中风失音不能语、中风失音不语、中风四肢拘挛、中风四肢拘挛不得屈伸、风口眼呙斜、风口噤、风瘫痪、风腰脚不遂等的全面检索,可以确认各病涉及到的脏腑证有心肺中风、肺中风、大腑虚冷、脾胃虚冷、脾胃不和、脾胃虚弱、胃气虚冷、胃气虚、胃寒、肾气虚弱、肾脏风冷、肝肾俱虚、肝肾气虚、上焦壅热、上焦热结、上焦壅滞、肝风、心虚、心热诸证,确有杂乱无序之感。这个现象可以说明两方面问题,一是古代中风病所属诸证未经规范;而从另一个角度又可说明,当时的辨证似乎并不重要。统编教材中中风所辖诸证也较罗乱,1993版《原则》比较规范,共确定为风痰火亢证、风火上扰证、痰热腑实证、风痰瘀阻证、痰湿蒙神证、气虚血瘀证、阴虚风动证7证,但未明确这些证相关的具体脏腑。事实说明,古今中风病所辖诸证差异甚大。

仅从临床常见的胸痹、头痛和中风3病的比较中即可看出,古今相同或相近疾病所辖诸证相差甚大,其中的脏腑证自然也存在本质差异。由此引出的链锁反应是,辨证论治如果是客观严密的,辨证不同在治疗也会有很大差别。而治疗上的差异则是后续研究有待深入讨论的问题。

(五)古今脏腑虚证与虚冷证、实证与实热证之间关系不同

基于现代中医学的角度,虚证与虚冷(现称虚寒)证、实证与实热证是有本质区别的。以脾虚和脾阳虚(又称脾虚寒)为例,脾虚的主要症状有食少纳呆、食后腹胀、倦怠乏力、便溏等;若为脾阳虚,则在脾虚基础上增加畏寒、脘腹冷痛、腹部喜暧喜按、肢冷、大便清稀等。显而易见,脾虚与脾阳虚临床表现有较大差异,因而本质是不同的。同样道理,实证与实热证也应是不同的。但在古代,情况则大不一样。

《普济方》认为:肝虚则“气血不荣,内伤寒冷”;心虚所见诸症“皆手少阴经虚寒所致也”;肺虚“则生寒,寒则阴气盛”;而脾者,“若虚则生寒,寒则阴气盛”。而肝实“则生热,热则阳气盛”;肺实“则生热,热则阳气盛”;“脾实则生热,热则阳气盛”。诸如此类,脏腑虚证的必然发展趋势是虚寒证,而脏腑实证的进一步发展则为实热证。但实际情况是,古代脏腑虚实证之下,常常虚与虚冷、实与实热相提并论,表述中体现的过程和程度关系在具体运用时完全淡化了。肝实之下,所列诸证为肝气实、肝气壅实、肝脏壅实、肝实热、肝脏实热、肝脏积热、肝邪热、肝脏壅热、肝壅盛、肝气壅盛、邪热伤肝、肝脏风壅,诸证有实有热,或实、热共称;肝虚之下则推出肝元虚损、肝元气虚、肝气虚损、肝气亏损、肝元风虚、肝脏风虚、肝脏虚风、肝脏不足、肝气不足、肝元虚冷、肝气虚冷、肝气虚寒、肝虚寒、肝脏虚冷、肝脏虚寒、肝气生寒、肝经受寒、肝气不定等证,如此虚证与冷(寒)证混而杂存,似无本质区别。而其他各脏腑虚证与虚冷证、实证与实热证之间的情况与此基本相同。

事实说明,在我国古代,虚证与虚冷证、实证与实热证之间并无本质区别,是可以相提并论的。现代则与之截然不同。反映在用药上,古今自然也会有一定的差别。

(六)古今脏腑辨证赖以确立的基本要素不同

中医辨证的对象是四诊获取的证候,证候是由一组患者自诉症状和医师诊察所见(现称体征)组成的,其中包括舌象和脉象。应当说,在我国明代以前,脉诊的应用已相当普遍,但诊舌在辨证(脏腑辨证)中的作用尚待明确。

将《普济方》中与舌有关的症状体征筛选出来,共有舌肿、舌肿痛、舌强、舌肿强、舌强不语、木舌、重舌、舌干、舌上出血、舌下出血、舌尖出血、舌疮、口舌疮、舌缩、舌本缩、舌缩口噤、舌裂、吐舌、舌涩、舌硬、舌麻、舌痒、舌紫、舌卷、舌上白屑、舌本无力、摇头弄舌、弄舌、嚼舌仰目、舌黑有孔、舌下有膜、舌下皮膜如瘤、舌青、舌赤、舌痿黄、舌白滑、舌黑、口舌干燥、口舌生疮、口苦舌干、口舌干燥41个。毫无疑问,这些舌象在疾病诊断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基于现代中医的角度,则可认为其中绝大多数不具备辨证诊断的意义。即这些舌象未能从舌体、舌质、舌苔、舌色、苔色等方面精细描述舌的具体变化,携带的反映病因、病机的信息较少,故审因审机诊断不可能达到当今这样的重视和依赖程度。由此可见,尽管十三世纪中叶舌诊专著《敖氏伤寒金镜录》业已问世,尚未从根本上改变脉诊一花独秀的局面。舌诊知识的大力介绍和推广,通过明清时期的相关著作可以非常清晰地反映出来。于是可以推断,在明代以前,真正意义上参与审因审机诊断的舌诊尚未形成气候。倘若如此,古今脏腑辨证所依赖的基本要素就会有所不同,因而脏腑辨证赖以确立的方式和辨证结果自然有别。

综上所述,我国古代脏腑辨证体系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业已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得到的启示和结论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将古今中医脏腑辨证体系混为一谈是不妥当的。在确认古今脏腑辨证体系和整个中医理论体系一脉相承的同时,必须承认古今客观存在的本质差别,这是继承和挖掘祖国医药学遗产时应当采取的客观态度。

2.中医脏腑辨证体系的古今差别表明,中医学术体系的基本内核早已发生了未被人们察觉的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未来还将发生类似的本质性变化。承认这种变化,迎接正在发生的新变化,是学术界应当采取的理智态度。

3.中医的未来发展,必须首先全面廓清现代中医学与传统中医学之间的关系,即现代中医学究竟继承、改造和扬弃了什么?传统中医学的精华究竟在哪里?现代中医学多大程度上保留了这些精华?

4.由于事实存在现代中医学与传统中医学貌合神离的现象,因而当前利用现代中医学开展的中医研究,多半不是在全面把握了传统中医学精髓基础上的继承与创新。故可推断,未来发生的中医学变革不可能在现代中医学基础上实现。因而在未能明确传统中医学合理和科学内核的情况下,学术界采用任何现代实验方法研究中医的努力都将无果而终。

5.通过古今脏腑辨证体系的比较,深刻揭示了古今辨证潜在的本质差异。这是开展中医发生学研究的一次比较成功的尝试。事实说明,仅仅由显而易见的表面现象出发,由人云亦云的思维定势出发,由以统编中医教材为代表的现代中医学出发,不可能把握传统中医学辨证论治的本质。古代中医文献的聚类检索和精细、深层次的文献理论研究,显得十分重要[5]

《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一章 古今中医脏腑辨证体系的嬗变)

众所周知,辨证论治是中医学两大特色之一,是中医临床诊疗思想、方法和技术的集中体现,是中医获取临床疗效的基本手段。但中医辨证论治体系并非铁板一块,它是由脏腑辨证、病因辨证、六经辨证、八纲辨证、气血津液辨证和三焦辨证等多种辨证方法综合构成的。各种辨证方法有自己特殊的应用场合,相互之间有交叉也有重叠。其中,以脏腑辨证普适性较强,临床应用最为普遍,故而被视为中医辨证论治体系的核心。

客观地说,辨证论治并不是中医学的传统称谓。在1956年首批中医院校(北京中医学院、上海中医学院、成都中医学院、南京中医学院和广州中医学院)创建之初,为了编写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教材,中医界借助古代中医文献对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经验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归纳总结,辨证论治即是在这一背景下概括抽象而来,进而成为中医界独具特色的诊疗模式。可以看到,在不同版本的中医统编教材中,均把《内经》、《伤寒杂病论》和《本草经》等四大经典作为必修或选修课,而在中医基础学科和临床各科教材中,中医经典著作中的精华部分,包括理论和方药又被节选收入。这一切皆可印证,以统编教材为代表的现代中医学不折不扣全面继承了传统中医学,古今辨证论治诊疗体系一脉相承,没有迹象表明发生了质的改变。中医学亘古不变地神奇传承,增进了人们对中医诊疗模式的信重与推崇。随后,与证有关的各类研究(包括中医现代化研究)便以现代中医学为范本进行规划和设计,借以揭示传统中医学的合理内核和科学本质。

按照自然法则,任何事物都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一成不变的事物是不存在的。作为一种知识、一门学问也是如此。十六年前我们即曾指出,以全国统编教材为代表的现代中医学实际上是传统中医学经过我们的认知结构同化改编而来的。其结果是传统中医学被保留了,同时又被改造和变通了。在《中医基础理论》(简称《中基》)中,可以明显看出传统中医理论被改造和变通的迹象[1]。有鉴于此,辨证论治体系还能独善其身吗?亦即古今辨证论治诊疗体系果真没有发生质变吗?显然,这是关系数十年来基于现代中医学开展的与证相关的各类研究能否反映传统中医学的规律和本质的重大问题,有必要通过古今中医辨证体系的比较予以澄清。

一、古今中医脏腑诸证差异性比较

开展古今中医辨证体系的比较研究,难度高,工作量大,操作起来比较困难。考虑到脏腑辨证在整个辨证体系中的核心地位,集中比较古今脏腑诸证的差异性,可以算作是对古今中医辨证体系的抽样比较,完全可以用来说明整个辨证体系的差异。即便如此,要想全面索取古代脏腑诸证的构成情况也是非常困难的。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先期建立了“《普济方》数据库管理系统”(见九九中医资讯网www.99zyzx.cn),为检索古代脏腑诸证准备了必要条件。不过,由于《普济方》为明代以前方剂之集大成者,从中获取的资料只能代表此前一千余年间脏腑诸证的基本情况,整个明清时期则属空缺。但换一个角度,中间间隔数百年,将明代以前与现代中医脏腑诸证的构成进行中间间隔的断代比较,或许比用连续性资料考察分析更有意义。现代脏腑诸证的构成情况,由不同版本的统编临床各科教材、《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简称《标准》)和《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简称《原则》)[24]中索取,相应比较容易。古今脏腑诸证的差异性比较,正是由这两方面资料中获取的脏腑诸证展开的。

(一)古今脏腑诸证构成概况

1.《普济方》脏腑诸证总体构成

《普济方》是明初朱橚组织编撰的大型古代方剂学巨著,书中收载了汉以降明以前二百余部历代方书和临床著作中的方剂学资料,是一千余年间方剂学之集大成者。全书收载方剂6万余首,疾病1619种,所属症状4729种,而脏腑诸证即混存于这些病症之中。毫无疑问,这些脏腑证大体是古代脏腑证谱的总和,具有这一历史阶段的代表性和权威性。

1)《普济方》病目中脏腑诸证构成

《普济方》设病目1619种,其中可以称之为脏腑证的有97个。独立的脏腑诸证45个,具体包括三焦实热、三焦虚寒、上焦热、三焦寒、三焦热、肝实、肝虚、胆实热、胆虚寒、心实、心虚、心热、心脏风热、心中寒、小肠实、小肠虚、脾实热、脾虚冷、脾胃不和、伤寒后脾胃气不和、脾胃冷热不和、脾胃俱实、脾胃俱虚、胃实热、胃虚冷、胃热、胃热肠寒、胃寒肠热、肺实、肺虚、肺脏壅热、肺中寒、大肠实、大肠虚、肾实、肾虚、肾寒、肾脏风冷气、膀胱实热、膀胱虚冷、肝脏、心脏、脾脏、肺脏和肾脏。其中的肝脏、心脏、脾脏、肺脏和肾脏似乎不应以证相称,不过,它们均出现在病目中,其下又给出相关治疗方剂,权且也列属脏腑诸证。

另有一类是与具体疾病合称者,即三焦胀、三焦咳、三焦约、三焦吐、肝虚眼、肝实眼、肝气逆面青多怒、肝壅头目不利、肝病筋急、肝风筋脉拘挛、肝风冷转筋、肝风筋脉抽掣疼痛、肝风毒流注入脚膝筋脉、胆热多睡、胆虚不得眠、心热多汗、心虚惊悸、伤寒后心虚惊悸、脾实热咽喉不利、脾脏冷气攻心腹疼痛、脾脏冷气腹内虚鸣、脾气虚腹胀满、脾脏虚冷泄痢、脾胃虚冷水谷不化、脾胃不和不能饮食、脾胃气虚弱不能饮食、脾胃气虚弱呕吐不下食、脾脏气虚弱呕吐不下食、脾胃气虚弱肌体赢瘦、食治脾胃气弱不下食、血风攻脾胃不能食、热病后脾胃虚不思饮食、脾胃壅热呕哕、胃风腹胀泄痢、肺脏壅热吐血、肺脏痰毒壅滞、肺脏伤风冷多涕、肺脏伤风冷声嘶不出、肺脏风毒生疮、肾脏积冷气攻心腹疼痛、肾脏虚冷气攻腹胁疼痛、肾冷气卒攻脐腹疼痛、肾脏风虚耳鸣、肾脏风毒流注腰脚、肾脏虚损阳气痿弱、肾脏虚损骨痿赢瘦、肾虚多唾、肾虚齿痛、肾虚漏浊遗精、肾肝虚眼黑暗、膀胱气痛和五脏风热眼,总计52种。将脏腑证从中剥离出来,除去重复者,则有三焦()、肝气逆、肝壅、肝病、肝风、肝风冷、肝风毒、胆热、胆虚、脾脏冷气、脾气虚、脾胃虚冷、脾胃气虚弱、血风攻脾胃、脾胃壅热、胃风、肺脏壅热、肺脏痰毒壅滞、肺脏伤风冷、肺脏风毒、肾脏积冷气、肾脏虚冷、肾冷气、肾脏风虚、肾脏风毒、肾肝虚和膀胱气27种。包括单纯脏腑诸证45种,合为72种。

2)《普济方》中与症状并列的脏腑诸证构成

一般说来,病目中脏腑诸证理应是当时比较规范的基本证。这些脏腑证在具体应用时的情况如何,可从方剂适应病症中得以确认。在《普济方》病目之下,与症状并列的脏腑证共有376种。其中单纯肝脏证35个,心脏证25个,脾脏证16个,肺脏证18个,肾脏证49个;单纯胆腑证5个,小肠腑证13个,胃腑证19个,大肠腑证15个,膀胱腑证16个,上焦、中焦、下焦和三焦证69个;两脏复合证55个,脏腑复合证31个,两腑复合证10个。显而易见,这个数目比病目中72种脏腑证多出5倍有余,其中包括部分同证异名者,也有不少是属性不同的新证。

例如,在病目中肝脏证仅有肝实、肝虚、肝气逆、肝壅、肝风、肝风冷、肝风毒、肝病、肝脏9个,而肝病和肝脏又是不确定的肝脏证。但从《普济方》所有方剂主治病症中筛选出来的肝脏证竟达35种。其中,肝脏实证有肝实、肝气实、肝脏气逆、肝脏壅毒;肝脏虚证有肝虚、肝脏虚弱、肝脏不足、肝经不足、肝气不足、肝气虚弱、肝气虚损、肝脏气虚、肝血不足;肝脏热证有肝热、肝实热、肝脏实热、肝脏壅热、肝脏积热、肝脏热毒;肝脏寒证有肝气虚冷、肝气虚寒、肝虚冷、肝脏虚寒、肝脏虚冷;肝脏风证有肝经风热、肝脏风热、肝脏风冷、肝脏风寒、肝脏风毒、肝风、肝脏风气、肝脏风壅、肝脏风虚、肝脏中风,另有肝气不定证。

当然,不排除肝虚与肝脏虚弱、肝脏不足,肝气不足与肝气虚弱、肝气虚损和肝脏气虚,肝热与肝实热、肝脏实热、肝脏壅热,肝气虚冷与肝气虚寒,肝虚冷与肝脏虚寒和肝脏虚冷,肝脏风冷与肝脏风寒,很可能为异名同证。综合肝脏诸证,出现最多者为肝虚78次,其次为肝热50次,肝实热37次,肝风36次,肝脏中风29次,肝气虚弱(包括肝气不足、肝气虚损和肝脏气虚)17次,后续则为肝脏风毒、肝脏壅热、肝脏风热、肝脏风虚等。病目中肝脏复合证仅有肾肝虚眼黑暗,而混迹于症状之中的肝脏复合证则增至肝肾不足、肝肾俱虚、肝肾虚热、肝肾风热、肝肾气虚、肝肾虚损、肝肾风虚、肝肾风毒、肝胆俱虚9种。类似的情况同样见于其他脏腑诸证。

经统计,与症状并列的脏腑证总计376个,尚待进一步考证,故未将异名同证者予以剔除。

2.现代中医学脏腑诸证构成

应当说,全国统编中医教材涉及的脏腑证,可以代表当代中医证谱的全部。粗略统计表明,教材共收载中、西医疾病488种,共论及1196个证。但属于脏腑证者见于192个病种的258个证。其中肝脏证4个,心脏证26个,脾脏证29个,肺脏证35个,肾脏证28个,胃腑证22个,胆腑证5个,大肠腑证6个,膀胱腑证1个,两脏复合证46个,脏腑复合证17个,两腑复合证2个。

也以肝脏证为例,统编中医临床教材共出现69个证,实为40证。其中肝郁气滞(包括肝气郁结)12次;肝郁湿热5次;肝郁、肝郁痰凝、肝经郁热各4次;出现2次的有肝阴亏虚、肝气郁滞、肝火上炎、肝经郁火、阴虚风动;其余的血虚肝旺、肝经湿毒、肝热、肝郁化热、肝火炽盛、肝郁化火、肝郁痰结、肝郁痰火、肝经火旺、肝郁火旺、肝阳暴亢风火上扰、肝阳证、肝阳化风、邪恋正虚内风扰动、风阳内动、风阳上扰、热极动风、热毒动风、痰热动风、肝风内动、风痫、邪陷厥阴、肝血虚、肝阴虚、肝阴不足、寒滞肝脉、湿热动风、暑热动风、肝郁不舒、肝经化火均出现1次,以上共为40个肝脏证。其中,从字面上理解,肝郁气滞与肝郁、肝气郁滞和肝郁不舒3证,肝经郁热与肝经郁火、肝郁化热、肝郁化火和肝郁火旺4证,肝热与肝经火旺、肝经化火、肝火上炎和肝火炽盛4证,肝阴虚与肝阴亏虚、肝阴不足2证,肝阳化风与风阳内动、肝风内动2证等等,大体无本质区别,亦属异名同证。

了解了古今脏腑证的总体构成和肝脏证具体构成,即可从本质上把握古今脏腑证的异同和演变规律。

(二)古今脏腑证谱构成差异比较

从古今脏腑证谱的总体数量和各脏腑证的具体数量的比较中,可以看出古今脏腑诸证构成上的差别。显而易见,抛开同证异名者,数量上的区别主要是由证的基本构成不同所导致的。

经过比较,我国古代诸如肝脏风毒、肾脏风毒、肺脏风毒、肝肾风毒、肝肾风热、心脏风热、肺脏风热、肝脏风热、肝脏风虚、肾脏风虚、心脏风虚、肝肾风虚、脾肾风虚、肝中风、脾中风、肾中风、心中风、肺中风、胃中风、肾脏风冷、肝脏风冷、肝脏风壅、肝气实、肝脏气虚、肝气虚寒、脾胃俱实、胆实热、胆虚寒、肝脏热毒、心实热、脾强、脾劳热、心脾实热、肾寒、心寒、心气虚冷、肝肾气虚、脾热、肾热、肾气不和、肾脏实热、下元虚冷、真气虚损、气分寒、血分寒、血气虚冷等,众多古代常用之证为全国统编中医教材所不收,但不排除或有少部分已改换为新的称谓,如下元虚冷与当今所说的肾阳虚,真气虚损与当今所说的肾虚等。同样,当今通用的诸多脏腑证,如肝郁气滞、肝火上炎、肝郁化火、肝火犯肺、肝胆湿热、肝阴虚、肝肾阴虚、肝郁脾虚、肝火犯胃、肝郁痰凝、心肝火旺、心肺气虚、心肾阳虚、气虚血瘀、胃火上炎、肺阴虚、脾虚湿恋、肺胃实热、脾气下陷、脾不统血、脾阴虚、脾胃湿热、肾虚血瘀、命门火衰、肺肾阴虚、湿热困脾、肾虚髓减、心肝阴虚、痰湿壅肺等,在古医籍中不曾见察,显系后世整理或重新确认的。在统编教材中,小肠和三焦两腑证空缺;而古代小肠腑证则有小肠热、小肠实热、小肠壅热、小肠热结、小肠有热、小肠虚热、小肠冷痛、小肠虚冷(小肠虚寒)、小肠风等多证;而三焦证为数更多,有上焦证22个,中焦证9个,下焦证18个,三焦证20(其中包括异名同证者),共计有69证之多;统编教材中仅有膀胱湿热证,而古代除《普济方》病目中的膀胱实热、膀胱虚冷、膀胱气痛外,与症状并存的还有膀胱积热、膀胱热结、膀胱虚热、膀胱有热、膀胱冷痛、膀胱气滞、膀胱气实、膀胱久冷和膀胱冷气等。

脏腑复合证的情况也是如此。古代的肝脏复合证有肝肾不足(肝肾俱虚、肝肾虚损)、肝肾虚热、肝肾风热、肝肾气虚、肝肾风虚、肝肾风毒和肝胆俱虚7证。显而易见,主要为肝肾的复合证。在当代,肝的复合证数量和构成与古代大有不同,教材中有肝脾不和、肝脾血瘀、肝气犯脾、肝郁脾虚、脾虚肝旺(土虚木亢)、心肝血虚、邪陷心肝、毒陷心肝、肝火犯肺、肝气乘肺、肝肾阴虚、肝肾不足(肝肾亏损、肝肾亏虚)、肾虚肝旺(肾虚肝亢)、肝郁肾虚14证;而《原则》中则有肝肾阴虚(肝肾阴亏)、肝肾不足(肝肾亏损、肝肾亏虚、肝肾两虚)、肝肾精亏、肝脾湿热、肝郁乘脾、肝郁脾虚、肝旺脾虚、肝火犯肺、肝胆火炽(肝胆火盛、肝胆热盛)、肝胆湿热、肝胆气郁、肝胃不和、肝火犯胃13证。当代肝脏复合证主要为肝脾复合证和肝肾复合证。如果说古代的肝肾不足、肝肾虚热与当代的肝肾不足、肝肾阴虚从称谓和内涵上比较接近的话,那么,其余5证当今已不复存在;而现今推出的肝脏复合证大多为古代未载的新创证。古今脏腑复合证演变之甚、相差之大,是人们不曾料到的。同时可以看出,中医五行学说关于生克制化的脏腑关系,未能在疾病状态下通过列述的脏腑复合证将乘侮关系充分体现出来。古今均残缺不全,古代尤为突出,现实也未能显示出严密的逻辑演化特征。

以上仅提供了部分古今脏腑证差异的例证,全面比较则差异更大。尽管其中有的证可能演变为今天的其他证,但古今脏腑证谱构成的悬殊差异由此可见一斑。(待续)

九九中医资讯网(99中医)

《中医学的理性选择》节选

编者按

各位朋友、学术界同仁:大家新年好!

20158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正式付梓刊行了《中医学的理性选择》一书。此书针对学术界普遍关心的中医药基础理论、临床基础等核心问题展开讨论,揭示这些问题的成因和性质,并相互关联地聚焦到中医基础理论自身存在的逻辑自洽问题,以及全面参与中医药理论大厦构筑的思维模式问题。旨在一元地回答中医学继承与发展的症结,回答解决这些问题的基本办法。此书的写作特点是思辨的、批判的,不附和当今公认的主流认识。既未支持中西医结合派(又称研究中医派),也没有附和中医传统派(又称中医研究派)。而是坚持一切从事实出发,从科学性和逻辑自恰性出发,经过长期独立思考提出了具有颠覆性的系统认识。故可想像,责任编辑决定出版此书时,一定承受了较大的心理压力。正因如此,我们对责任编辑充满敬意和心存感激。

应当说,出版此书不是目的,利用这一载体把与众不同的另类声音和观点发表、传播出去,以期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讨论,进而将中医药学术研究引向深入,是我们撰写此书的根本宗旨。《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的问世,给了作者“一言堂”的机会,却不可能给整个学术界提供“群言堂”的场所。如果未能听到理性的批评意见,自然失去刊行此书的真正意义。于是争得出版社方面的同意,在2016年新年伊始,通过九九中医资讯网(WWW.99zyzx.cn)陆续节选发表书中的核心内容,使有兴趣的读者可直接参与评论。这样便创造一个开诚布公、平等交流的平台。欢迎学术界同仁,各中医药院校的研究生,积极参与讨论和批评,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无论语言平和还是尖锐,只要理性发表看法,都会得到充分尊重。我们也会及时回答提出的各种问题(如有兴趣全面阅读此书,可通过“当当网”直接联系邮购)。

内容提要

“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研究的启动和常态化,标志着中医理论研究得到业内高度重视,人们已不满足于提高中医疗效这一经验层面的诉求,旨在实现理论体系的科学诠释与重大创新。不过,无论采用何种方法,中医理论并未取得突破与进展。问题何在?如何摆脱窘境?

本书全方位、多视角考察了古今脏腑辨证的差异性、现今临床辨证存在的双轨制、基于西医疾病辨证所属症状的虚拟性;并对辨证失范所致动物模型研究、证的生物学特征研究、中药新药临床证候疗效评价,以及体质学说研究诸方面存在的弊端进行深入剖析。同时,揭示了药性理论研究存在的各种问题。借以展示中医现代研究的真实一面。在此基础上,阐明中医学核心术语、阴阳五行学说和整体观客观存在的逻辑问题,并从思维模式角度揭秘众多问题的症结。鉴此,本书认为,中医界应在深入讨论并获取共识前提下,在借助象思维建构的中医学与基于概念逻辑思维造就的现代科学和医学之间,重新探讨并架构交融、会通的方法与桥梁。故而本书是一部探讨中医药理论研究和自身存在问题,并提出研究方向的专著;可望成为从事中医药理论研究、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医临床研究、中药新药研制和中医文化研究者开卷有益的挚友。

自序

世纪之交,中医界在盘点既往取得学术成就的同时,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战略研讨,踌躇满志迎接新世纪到来。此间,我们却纠结在与证有关的各类研究的反思之中,心情复杂地撰写《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这本小册子,向学术界发出了不同的声音。非常感谢人民卫生出版社于1998年刊行此书,并2年后得以再版。

坦诚地说,此书的性质是质疑和批评的。旨在客观揭示时下与证有关的所有研究,诸如证本质、证的动物模型、辨证规范、辨证论治、证的内涵与外延、与证相关的基本术语等存在的问题,大致给出解决的方法与对策,进而促进中医学术体系的自我更新和完善。由于证是中医理论中最为敏感的“神经”,牵一发而动全身,故而书中连带讨论了证与阴阳、五行、脏腑、八纲、六淫和气血津液等的关系,初步阐明了各自存在的问题,希望引起业内的关注与议论,借以把中医理论研究引向深入。

或许学术惯性使然,或许人微言轻之故,证和与之相关的问题并未引起业内重视,非但未能稍许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发展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至于阴阳、五行、脏腑、八纲等方面的缺陷,基本无人问津。其实,这些问题个个都不轻松,是中医临床和理论研究不可逾越的。学术界如此不屑一顾,着实令人百思不得其解。2000年6月,在香港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恰逢一位非常熟悉的中医理论专家参加会议,主动聊起此书,他直截了当地说:书中的观点基本赞成,但能否不这样写,因为中医现在更需要保护。当时我无语了,我完全理解这位前辈对中医学厚重的情感,同时理解人们比较淡漠的心态。正像《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序中已经认识到的那样:中医学似乎更需要保护,而不是批评,哪怕是善意的批评。老先生如此凝重的提醒,代表了业内不少人的心声,在认识到中医理论问题严重性的同时,深感提出和解决问题的复杂性。一段时间放缓了思考的节拍,后续的写作计划暂时搁置下来。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没有放弃思考。除跟踪中医理论研究外,继续深入研究证和相关理论问题,梳理问题的来龙去脉。通过对古今脏腑辨证差异性比较,确认古今辨证已经发生质变;而依托中西医疾病辨证的双轨制,彻底颠覆了传统辨证方式;普遍存在的西医疾病辨证所属症状的虚拟性,足以证明中西医结合辨证论治体系已经名存实亡;国家、行业、学会和教材建立的辨证标准互有参差,临床辨证我行我素,离散甚大,淡化了辨证的客观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事实表明,作为特色之一,中医证、辨证和辨证论治诊疗体系已经碎片化。不仅如此,证的问题如同已经打开的潘多拉魔盒,迅速波及证和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研究、证的生物学特征研究(包括证本质研究、微观辨证研究、证的组学研究)、证的疗效评价指标研究、证候类中药新药研究和体质学说研究等。所有与证相关的临床、理论与研究均无一幸免。触目惊心的学术乱象提示,这已不再是证本身的问题。现在看来,《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顺藤摸瓜解析证的构成要素阴阳、脏腑、八纲、六淫、气血津液等,研究思路没有错,只是尚需深入探索。于是,面向中医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整体观和药性理论开展研究,并将心得陆续发表出来,一些敏感话题则在中国科学院主管的《科学文化评论》刊出。显而易见,这些恰好是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换言之,首当其冲是证的问题,归根结底是中医理论深陷逻辑悖论之中。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研究全面实施。可以确认,每一年度的专项无论如何规划设计,都不会游离于上述问题之外。故而有理由期待专项研究直面中医理论核心问题,指点迷津,引领方向。然而,面对如此严重的理论问题,“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研究却避而不谈;整个研究全部建筑在有待解决和证实的问题之上,把充满矛盾的理论当作研究的依据和基础;研究思路依然新瓶装旧酒,未曾取得值得称道的标志性成果;不仅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还严重误导学术界,制造出大量学术赝品。针对这一现状,难道还能继续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吗?!鉴此,原已搁置的写作计划开始重新启动。

根据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医学披露出来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理论体系自身的问题,保护中医不可能促进理论突破和创新。当中医理论难以进化、无法证实和证伪时,学术界赋予它的两大特色必然出了问题,故而从特色入手解析中医理论搁浅的根本原因,可谓最佳突破口和切入点。同其他科学一样,中医学只能通过理论体系的自我完善与更新卓然而立,在否定之否定中不断推向前进。另一方面,从事中医理论研究时,必须以亲手整理、归纳的大量翔实资料为依据,不能把有待证实的东西作为研究业已夯实的基础。应极力戒免感情色彩和偏激行为,对学术研究采取客观求实的态度。与《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不同的是,本书涵盖了中医理论的核心内容,包括中医术语、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中医整体观和药性理论研究等,展示一个真实的、充满矛盾的中医理论全景图。最终把中医理论问题和理论研究的症结聚焦到思维方式上来。一言以蔽之,象思维语境下建构的中医学与逻辑概念思维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医学不可能直接通约,强行用现代医学和科学的方法手段研究中医学,只能适得其反,导致中医学被肢解、被异化的局面。虽中西医汇通已百年之久,迄今尚未找到两者恰当会通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当前中医界“最值得探讨者,就是象思维与逻辑概念思维会通的问题”(王树人语)。这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整个中医界必须着力解决的关键问题。否则,中医学仍将在混沌无序中举步维艰。

尚需指出,探讨中医基础理论,主要借助以统编教材为代表的现代中医学而实现的。当频繁穿行于传统经典和现代中医学之间,日久就会发现,中医经典理论有被现代中医学改造和变通的迹象。《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业已指出,阴阳的对立制约、互根互用、消长平衡和相互转化规律,已经具备了对立统一规律的本质特征。也就是说,在编写中医教材时阴阳已被拔高到对立统一规律的现代哲学层次。中医整体观也是如此,是今人基于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借用现代哲学范畴的整体拔高而来的观念。如此处理忽视了,象思维语境下建立的阴阳、五行、藏象学说与现代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和整体之间,不存在对应和逻辑关系,也不可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提升阴阳、五行和藏象学说的现实水平,以至于全面提高中医学的理论水平。相反的,由此带来的欺骗性,蒙蔽和误导中医界数十年,使人们不能从依赖象思维建立的传统经典的本真本然思考和解决问题,贻误了许多宝贵时间。类似的情况还有“证”,现代中医学硬是让证替代传统病机的职能,同时保留了病机,又将证与证候混同。这一系列改变导致证、证候、病机、病因等术语内涵交叉,彼此套叠,乱作一团。至于古今脏腑证谱和疾病脏腑辨证的本质差异性,通过比较同样得到证实。诸如此类,中医经典既被保留了,又被变通了,现代中医学俨然成为传统经典理论的替身和代言者。这是借助现代中医学探讨中医经典必须注意区别对待的。

应当说,本书是《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的姊妹篇,两书写作思路和风格是相同的。如此全面阐述中医理论存在的问题和弊端,并大致提出解决的办法和途径,在中医界恐怕还是第一次,所要承担的风险是可想而知的。面对宽容的学术环境,与其患得患失、唯唯诺诺,不如坦诚面对、针砭弊端。全面提出问题,凝聚共识,进而为中医学革故鼎新作出理性的选择。鉴于全书讨论内容涉及不同层面和类别的理论和知识,把握确有一定难度,浅薄和疏漏在所难免,诚望有识者批评斧正。

梁茂新

2015年4月 

作者简介

梁茂新(1949—),医学硕士,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辽宁中医药大学方剂学科学术带头人,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九九中医资讯网(http://www.99zyzx.cn)站长。研究方向:①中医基础理论研究。对证的内涵与外延、证本质、证和病证结合动物模型、与证相关术语、辨证规范、古今脏腑证谱进行系统研究;并对中医整体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进行理论研究。②药性理论研究。对中药四性、归经、七情、十八反、君臣佐使法则、妊娠禁忌药等开展文献理论研究。③方药数据库研究。建立了《普济方》数据库、中成药数据库、中药数据库等,通过个人网站实现信息共享。④中药小复方精选系统操作技术平台研究。发表学术论文155篇,牵头、参与出版学术著作12部,参加2010年版和2015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临床用药须知》编撰,代表作为《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获发明专利5项。

范颖(1962—),医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副院长;国家中医药重点学科——方剂学科带头人,中华中医药学会方剂学分会副主任委员,国家药典委员会委员。获第七届辽宁省教学名师奖。主要从事方剂配伍规律研究;注重在中药基础上研究药物间配伍关系和配伍规律,并对君臣佐使法则等方剂配伍问题进行了文献和理论研究。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主编论著5部,副主编论著3部。

李国信(1963—),医学博士/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辽宁省中医药研究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临床中药学重点学科带头人,国家卫生计生委临床药学重点专科带头人。担任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药临床药理三级实验室主任等。研究方向:①中药新药临床疗效评价方法研究;②中药警戒方法学研究。发表学术论文23篇,编写专著6部,获发明专利2项。

目  录

第一部分  辨证论治的双轨制

第一章  古今中医脏腑辨证体系的嬗变

一、古今中医脏腑诸证差异性比较

二、古今疾病脏腑辨证差异性比较

第二章  双轨制下的辨证论治体系

一、依托中西医疾病辨证引发的混乱

二、中成药适应证乱象考察分析

三、辨证标准与临床辨证的差异性

四、西医病证所属症状虚拟性及成因

第二部分  辨证失范多米诺骨牌效应

第三章  中医动物模型研制全面受挫

一、中医病因造模动物证属性判定

二、移植西医方法和指标造模证属性判定

三、依据症状体征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

四、方药反证法动物模型证属性判定

五、单纯证的动物模型研制的可行性

六、血瘀证动物模型研制的若干问题

七、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研制的可行性

八、西医病证所属症状虚拟性与动物造模

第四章  证的生物学特征研究之得失

一、微观辨证难以实现的根本原因

二、中医辨证与三大组学的关系

第五章  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制的理论问题

一、中医疗效评价指标研究中的证和证候

二、证候类中药新药研制中的证和证候

第六章  中医体质学说研究问难

一、体质定义的逻辑问题

二、《中医体质分类与判定》的标准问题

三、中医体质与疾病关系问题

四、中医体质与证潜在逻辑矛盾

五、体质学说与辨证体系的关系

六、儿童体质研究带来的冲击

第三部分  中医理论悖论与学术危机

第七章  中药药性理论研究面临的问题

一、中药四性研究利弊考察

二、中药归经研究得失分析

三、中药十八反猜想

四、中药七情研究关键问题

第八章  中医学基本术语和相互关系

一、现代中医学基本术语矛盾种种

二、证素是中医界呼唤推出的新概念吗

三、《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术语含义的嬗变

四、《素问》病机十九条探赜

五、建国初期中医核心术语研究得失

第九章  中医阴阳学说的历史局限性

一、《中医基础理论》引出的话题

二、阴阳并非逻辑学意义的概念

三、疾病状态下阴阳诸证的逻辑矛盾

四、中医阴阳学说被拔高的纠结与反思

第十章  中医整体观的哲学反思

一、关于“人体是有机的整体”

二、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三、关于药物与天地人相应

四、在整体与部分之间

第十一章  中医界两大学派之博弈

一、传统守成派的基本观点和逻辑问题

二、中西医结合派的基本观点和根本问题

三、中医界两大学术流派论争的实质

第四部分  中医学术语和思维模式

第十二章  中医学术语的逻辑属性

一、中医学术语的定义方式

二、中医学术语的内涵与外延

三、中医学术语的其他逻辑问题

四、中医学术语的逻辑问题症结

第十三章  中医学思维形式

一、中华文化思维形式之论争

二、中医经典的象思维特征

三、中医思维方式研究述评

四、中医理论的未来走向

第十四章  中医学的理性选择

一、中医基础理论研究的理性选择

二、加强传统和现代思维方式研习

三、保持必要的张力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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