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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三部分 中医理论悖论与学术危机)

4.相恶与相畏的关系

根据《本经》所云:“勿用相恶相反者”,可以确认相恶关系是与临床治疗不利的药物配伍。但具体含义如何则不得而知。《集注》序录认为:“相恶者,谓彼虽恶我,我无忿心”,至于相畏的含义陶氏未予明确。

金.李杲《珍珠囊补遗药性赋.总赋》中指出:“所谓恶者,恶其异我,不得自尽,如生姜恶黄芩之类是也。统而论之,彼所畏者,我必恶之;我所恶者,彼必畏我。”自此以降,相恶与相畏之间开始建立互相对待的关系。明.虞抟《医学正传.卷一》进一步强调说:“若夫彼畏我者,我必恶之。我所恶者,彼必畏我。盖我能制其毒,而不得以自纵也。”至此,相恶关系被重新定义为“我能制其毒”,这与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说:“相杀者,制彼之毒”毫无两致。而与李时珍“相恶者,夺我之能”的解释可谓大相径庭。综合诸家之言,李杲和虞抟所云之相恶是一种对临床有益的配伍关系。而李时珍所述则是一种削弱药力的配伍,是遣药组方应当避免的现象。显而易见,两种观点以李时珍更为符合《本经》“勿用相恶相反者”的认识。统编教材《中药学》将相恶定义为:“两种药物合用,一种药物与另一种药物相作用而致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比较符合《本经》原意和《本草纲目》的看法。这样以来,相恶与相畏之间的对待关系便不复存在了。

尚需说明,韩保升所说:《本经》“相畏七十八种,相恶六十种”,相畏与相恶的关系数量并不相同,也可佐证两者之间不存在互相对待的相互关系。

5.关于相胜的含义

相胜,是早已被忽略的药物间配伍关系,自唐、宋以降,人们便不再提及。通过检索《集注》七情表,查得“黄连胜乌头”和“五味子胜乌头”2种相胜关系。从乌头有大毒的情况分析,相胜体现的或许也是一种特殊的配伍减毒关系,即取黄连和五味子与乌头配伍,以减弱乌头之毒性。不过,其确切含义如何?与相杀和解毒是什么关系?后世为何不再使用这种称谓,均不得而知。

6.关于相反

对于相反的定义基本上没有岐义,主要问题表现在《本经》原始十八反药物的数量和具体药物上。我们[3235]早年统计了《集注》七情表相反药的数量和关系,总计有人参、沙参、丹参、玄参、苦参、细辛、芍药反藜芦;芫花、大戟、海藻、甘遂反甘草;半夏、栝蒌、贝母、白蔹、白及反乌头;云母反流水。因《本经》未将流水入药,故云母反流水不可能是《本经》的内容。这样,《本经》的十八反实际是十九反。

需要指出,在七情表中,药物相反关系的记录是双向的,即一方面记录甘遂、大戟、芫花、海藻分别反甘草,另一方面又记录甘草反甘遂、大戟、芫花、海藻。其他相反药物的记载情况也是如此。这种特殊的注录方式旨在提醒人们对相反配伍可能造成伤害的高度重视。不过在《证类本草》序例诸病通用药解毒内容中,另有甘草解百药毒、甘草解芫花毒的记载,倘若如此,甘草与甘遂、大戟、芫花、海藻就不应存在相反关系。诸如此类,都是有待明确的问题。

综上所述,用药七情的含义和相互关系问题尚未从根本上得以解决。相关的理论约定规范了历代医家的临床行为;但因理解上的差异,突破七情限制者也不乏所见。这些均为深入考察药物配伍宜忌理论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和充分的探索空间。阐明这些问题,或许为配伍规律的现代研究提供了某些启示或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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