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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学的理性选择》(第三部分 中医理论悖论与学术危机)

二、中药归经研究得失分析

如果说药物四性是对疾病性质的选择性作用标识和理论,那么中药归经则是对疾病病位针对性干预的标志和学说。故中药归经理论是中药药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成为药性理论研究的主攻方向之一。学术界持续开展归经理论的实验研究,旨在揭示其内在规律和科学内涵,最终实现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化。然而,由于对中药归经理论缺乏深刻的理解,研究思路和方法背离了这一理论的传统架构,因而尚未取得实质性研究进展。本节拟简要分析中药归经现代研究的利弊得失,并提出后续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1.中药归经研究现状[14]

中药归经理论的现代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由中药有效成分的体内分布及其作用部位揭示归经理论的内涵;二是阐明药理效应指标与中医脏腑的相关性,借以诠释归经的本质。

在中药体内代谢与归经关系的研究方面,应用放射性自显影技术研究了川芎活性成分之一的川芎嗪在小白鼠体内细胞、组织、器官的定位分布[15]。结果证实,川芎嗪标记物3H-川芎嗪的敏感靶器官是肝和胆囊,与川芎归肝、胆经的认识相符,表明川芎的活性成分川芎嗪的体内分布与川芎归经密切相关。据以推论,中药归经的实质是药物活性成分在体内某些脏器的高浓度分布。采用同位素示踪技术观察了淫羊藿苷单用和复方应用在动物体内的分布状态,通过体内动力学模型和参数比较分析两种状态下淫羊藿苷的体内变化差异,发现淫羊藿苷主要分布在肝、肾、肾上腺,确认研究结果与淫羊藿归肝、肾经的传统认识一致[16]。有学者[17]引入亲电强度标度(ξ)模型和群子统计力学理论,研究了人体器官和组织内生命动力元素群的分布规律,得出各器官和组织的群子参数R1、R2,并以此为据把器官和组织分为以阳性阳离子为主、阴性阳离子为主和介于前两者之间偏阳、偏阴四大群体。据以研究了不同中药中生命动力元素群的亲电强度分布及其群子参数R1、R2。提出当群子参数R1<6时,中药以入肺经为主;当R1为6~9时,以入肾经为主;当R110~12时,以入肝脾经为主;当R1>13时,以入心经为主。可以看出,此类研究无论跟踪单一成分还是生命动力元素群,分布部位均为解剖学脏器。采用正常小鼠和14C-脱氧葡萄糖整体放射自显影等方法,考察单药在脏器、组织的经时分布,再聚类分析不同归经对各组织器官机能的影响[18],结果显示中药归经不是作用于与其同名的解剖学器官上,也不是作用于单一的器官组织上,各归经都有其作用重点,同时都作用于其他器官组织,只是存在作用幅度、时间和效应的差异。据以说明中医脏腑与解剖学器官组织不是一一对应关系,而是一种网络关系,这其实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命题。

有的研究[19]不是在体内进行,而是采用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直接测定14种归肺经中药的27 种无机元素进行聚类分析,发现这些中药中常量元素K、Ca、Mg平均含量最高,Fe、Mn、Zn、Cr、V、Se、Ni等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含量较高。故认为这些元素与肺经功能系统的病理生理有一定的联系,且认为微量元素可能是肺经中药归经作用的物质基础之一。遗憾的是,本研究未能与归其他经中药进行对比分析,也未能从药效学方面予以论证。

在中药干预后生物学指标变化与归经关系的研究方面,以藏药余甘子连续给动物灌胃给药7d后,摘取动物脏器,检测cAMP、cGMP含量,结果余甘子组心、肺、胃组织cGMP含量显著降低,小肠组织cGMP含量显著升高;心、脾、肾、小肠、膀胱组织cAMP含量显著升高,胃组织cAMP含量显著降低;心、脾、肺、肾、胃组织cAMP/cGMP值差异显著。据此确认余甘子归心、脾、肺、肾、胃、小肠、膀胱诸经[20]。但未能明确cAMP、cGMP含量和cAMP/cGMP比值高低与归经关系确定的依据。根据中医学“肾主骨”的理论,对地塞米松致骨质疏松大鼠分别予补肾复方灌胃和膏剂穴位敷贴,以cAMP/cGMP比值为指标,观察补肾复方对大鼠肝、脾、肾等10种脏器组织细胞内信息调节的影响及其与药物归经的相关性[21]。结果表明,补肾复方对cAMP/cGMP信使变化的调节与本草学记载的归经基本相似。与张吉仲应用正常动物不同,本研究使用动物疾病模型,考察指标仅用cAMP/cGMP比值,对未用cAMP、cGMP含量指标未做说明。有学者认为[22]菟丝子入肾经,可增强肾脏生理功能,延缓衰老,抗骨质疏松,提高免疫功能,抗遗尿和具有性激素样作用;入肝经,可提高肝脏功能而抗肝损伤,肝开窍于目,可抑制白内障生成;入脾经,脾气健运,痰无所生,可降血糖血脂,如此把中药归经与药理作用广泛关联起来,未能明确中药归经与药效学指标之间关联性的证据,亦即两者相关的普适性和排它性。此学者开展的另一同类研究[23]确认海马归肝经,理由是中医五大循环系统中的肝在分类上属于现代医学的免疫系统,这与菟丝子入肾经能提高免疫功能恰好自相矛盾。

由受体学说研究中药归经,被视为从亚细胞或分子水平揭示药物作用机制。根据槟榔可引起腺体分泌增加,特别是增加唾液分泌,可加强胃肠平滑肌张力,使其蠕动加快,消化液分泌旺盛,食欲增加。基于受体理论,判断槟榔为M胆碱能受体激动剂,可对胃肠产生兴奋作用,这与槟榔归胃、大肠经结论是一致的[24]。据此有学者认为中药有效成分及其受体是归经的物质基础[25],但中药与中药有效成分的关系、有效成分所体现的是传统功能还是现实药理作用、各项药效学指标与中药归经的相关性等均未明确,故此类研究同样难以深入。

2.中药归经研究的主要问题

基于中药体内分布和中药对生化指标的影响开展的归经理论实验研究,方法和指标虽不断变换,但存在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关于西医脏器组织与中医脏腑的关系  探讨中药归经就会涉及药物的作用部位,因而把中药归经落实到实质性脏器组织似乎是天经地义的。所有由体内代谢验证和确定中药归经者,均无一例外地把中药成分分布的解剖学脏器组织作为中药归经的具体部位,进而把西医解剖学脏器组织与中医脏腑等同起来。因此,明确解剖学脏器组织与中医脏腑的确切对应关系,便成为证明和发现中药归经的首要前提。

解剖学脏器组织与中医脏腑的关系,具体包括中西医同名脏腑之间对应关系和西医其他脏器组织与中医脏腑之间对应关系两个方面。中药归经学说是建立在中医脏腑学说与经络学说之上的药性理论,中医学的脏腑不是解剖学意义上的脏器。这就决定了中药归经的具体部位不可能是纯粹的解剖学脏器和组织,亦即西医脏器组织与中医脏腑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中西医同名脏腑(五脏六腑)如此,中西医非同名脏腑(解剖之脑、骨髓、甲状腺、肾上腺、胰腺、血管组织、脂肪组织、血细胞与中医五脏六腑)也是如此。因而即便发现中药的脏器组织分布与中药的传统归经(脏腑)大体吻合,也不能得出中药归经的实质是药物活性成分在体内某些脏器的高浓度分布的结论。

(2)中药与其所含单一成分的关系  以中药所含某一成分的体内分布部位探讨中药的归经,是复杂问题简单化处理惯用的方法。如以淫羊藿苷代替淫羊藿,以川芎嗪代替川芎,或以所含微量元素代替整个药物,由单一成分的体内分布证明传统归经的正确性,以发现中药新的归经。假定西医脏器组织与中医脏腑之间是彼此对应的,仅用中药所含单一成分的脏器组织分布验证整个中药传统归经的正确性,同样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这一研究的可靠前提是中药所含单一成分必须是中药传统功能主治的唯一物质承担者,否则,任何单一成分都不能代表该成分所来自的中药,即淫羊藿苷不能代替淫羊藿,川芎嗪不能代替川芎,丹参酮不能代表丹参,而中药中所含的微量元素,其代表性同样是非常有限的。尽管已发现许多中药所含单一成分的活性体现中药的部分功能主治,但此类研究总体说来还很薄弱,很不全面。亦即,单一成分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中药的传统功能主治,基本上属于未被证实的认识。以十分有限甚或未知的认识为依据,以单一成分的体内代谢代表中药的体内过程,借以讨论归经的本质,只能以偏概全,得出片面、失真的结论。显而易见,若这些问题未解决,单一成分体内代谢速率、脏器组织分布范围和浓度与归经的关系等,都没有讨论的实际意义。

(3)中药归经的判断标准  有学者[26]自建中药吸收、分布、排泄情况与归经相关性的判定标准:①口服吸收良好者,判与归脾、胃、肝、大肠、小肠经相关;注射或舌下给药吸收良好者,判与归心、肝经相关。②凡脑、甲状腺、血管组织分布明显者,判与归心、心包、肝经相关;骨髓和血细胞内分布明显者,判与归脾、肾经相关;骨骼、肾上腺、子宫、卵巢、胎盘、睾丸等组织中分布明显者,判与归肾经相关;肌肉、胰腺、脂肪组织分布明显者,判与归脾经相关。③以粪便排泄为主者,判与归胆、大肠、小肠经相关;小便排泄为主者,判与归肾、膀胱、三焦经相关;以汗液排泄为主者,判与归肺经相关。借以分析了32种中药归经与其体内代谢过程的关系,可以看出,这个标准是拼凑中医理论加杜撰的结合体,操作起来矛盾重重。按照口服吸收标准,中药汤剂、中成药(丸、散、片、胶囊、颗粒、口服液等)均与归脾、胃、肝、大肠和小肠经相关吗?具体归何经又当如何细分?既可口服又能外用中药的归经如何处理呢?中药注射剂有皮下、肌肉和静脉注射之别,是否均与归心、肝经相关呢?双黄连颗粒和双黄连注射液前者口服,后者注射给药,均属辛凉解表之剂,各自应该归属何经?此标准可否用于西药归经研究?倘若可用,西药中药化可谓举手之劳。诸如此类,这个标准自相矛盾,漏洞百出,令人难以置信。实际上,将西医脏器组织混同中医脏腑同样是判断标准问题,这个问题的性质与该标准没有本质区别。

(4)中药归经的实验研究与临床脱节  中药药性大体是由临床诊治的观察和领悟最终抽象出来的。如同中药四性的确认,主要是因治疗寒性或热性疾病有效,则由治热以寒、治寒以热归纳总结出来的,中药归经的确定基本也应如此,即中药归经的选择性作用是针对疾病状态而言的。开展基于体内代谢的中药归经研究,通常采用健康动物。因此,利用健康动物开展中药体内代谢与归经关系的研究,忽视了正常和疾病状态下中药体内代谢的差异性,背离了归经理论产生的临床背景。至于以中药干预健康动物,考察动物脏器cAMP、cGMP含量以及cAMP/cGMP的比值,据其高低确认中药归经,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即生理和病理状态下这些指标变化是不同的,故中药在不同情况下的干预效应也不可能相同,生理状态下的检测结果不能证明病理状态下的变化情况。

(5)生物学指标与中药归经的关系考虑  无论干预正常动物亦或疾病动物模型,以cAMP、cGMP和其他生物学指标验证和发现中药的归经,都存在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则问题,即中药作用的中医脏腑与这些生物学指标之间的关系均是未知的,有待证明的。即便名噪一时的肾本质研究,确认了尿和血17-羟皮质醇在肾阳虚证时低下,也不能据此判断调节这一指标的某一药物一定归就肾经。原因在于,另有研究者在其他脏腑虚证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可以非常明确地说,现在任何生物学指标与中医的脏腑均未建立一一对应的确定关系,因而据以验证和揭示中药归经,无异于沙中楼阁,没有可靠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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