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

现已明确，以中医教科书为代表的现代中医学用现代哲学、逻辑学和现代医学对传统中医经典进行诠释与修订。这样以来，传统中医经典在现代传承过程中不经意走样了。实事求是地说，面对中华民族留下的这一份宝贵、厚重而又复杂的文化遗产，完整、系统和准确地继承其精华是十分困难的。原因在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有着与其完全相应的思维方式、学术语境和语言特征，不可能与现实的相关方面实现直通车。因此，明确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是至关重要的。

探讨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应当侧重考察《内经》，考察《内经》深深植根其中的传统文化。也就是说，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说到底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研究最为深入的首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树人教授，著名的“象思维”，就是他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高度抽象与概括。他认为，“象思维作为中国传统思维的基本特征，乃是区别于概念思维或逻辑思维的一种思维，或者称之为非概念思维[10]”。象思维“不是从概念出发，而是从‘象’出发。它不是下定义作规定，而是在‘象的流动与转化’中自由联想。这种在动态整体思维中自由联想的时空，是无限广阔的”[11]。象思维广泛渗透到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中国哲学文化经典，如《周易》、《老子》、《庄子》以及儒家‘四书’之创造，并非诉诸西方逻辑概念思维，而主要是诉诸‘象思维’”[12]。我们知道，概念是现代思维的逻辑起点。作为“不是从概念出发”的“非概念思维”，象思维是在没有概念的条件下思维的。这对于逻辑思维和当今中医界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会激起人们对非概念思维究竟如何进行产生浓厚的兴趣。王教授明确指出，“如果说逻辑概念思维表现为理性，那么象思维则主要表现为悟性”[12]。说到理性思维，自然是指归纳推理、演绎推理、类比推理等具体思维方式。不过，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否存在归纳和演绎，学术界却有着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认识。可以注意到，王树人、殷旵和杨振宁三位著名专家学者的观点就各不相同。特别是杨振宁教授关于中华文化有归纳法而没有推演法的讲话，引起学术界广泛热议与评论，殷旵先生也曾积极参与这一讨论。这场争鸣的启示性、延展性和学术性值得称道，对于考察和回答中医经典的思维方式有直接借鉴意义。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2004年9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2004文化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杨振宁教授作了“《易经》对于中华文化的影响”的主题发言。他通过对传统经典著作《易经》的分析，认为“要特别加强讨论的，中华的文化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借以回答“近现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个十分沉重的话题。他分析说：“中华文化的归纳法来源是什么，如果看易传，易者象也，易象者意想也，就是要立一些卦符要贯彻一些观念，把它趋向比类，所以观物取象这是易经的精神，所以归纳法向上要想求得整体的观念，这个是贯穿在易经的精神里面，可是缺少的是推演的办法。易经的精神分类、精简、抽象化是归纳法的精神。中华文化没有发展出推演法，我们怎么可以证明呢？”在他看来，“易经的精神对汉语、汉文跟中华文化都有巨大的影响，也直接引导出来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在这一点上阻碍了近代科学的萌生。”殷旵先生参加了此次会议，他对杨教授所说“中华的文化有归纳法，可是没有推演法”持不同意见。为了确立自己的观点，随后他广泛请教海内外诸位专家学者，包括中国社科院哲学系王树人教授、中国易经学会老会长、武汉大学唐明邦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成中英教授、美国南加洲西易经学会会长汪忠长教授、马来西亚易经学会会代陈瑞哲先生等，同时翻阅有关“归纳”了与“演绎”的哲学著作[13]。足以说明他对杨振宁教授观点的重视程度。在日后出版的《易经大传新解》中，殷旵先生专门引录了王维《科学基础论》、夏甄陶《认识论引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爱因斯坦文集》中六段关于归纳与演绎的论述，并绘制了一幅八卦图借以说明《易经》中体现的归纳法和演绎法[13]。为了讨论问题，特将书中原图复制如下：

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演绎推理是按照三段论（所有S都是P）的程序实现的。三段论推理包含两个性质判断构成的大、小前提，和一个性质判断构成的结论。两个前提和结论都是直言命题，每个直言命题均由主项和谓项两个不同的概念组成，两个前提和结论中包含各出现两次的三个不同概念，分别代表大项、中项和小项。结论中的主项为小项，用S表示；在大小前提中各出现一次而结论中不出现者为中项，用M表示；结论中的谓项属大项，用P表示。例如：

所有的哺乳动物都是脊椎动物——大前提（包含大项“脊椎动物”的前提）

羊是哺乳动物——小前提（包含小项“羊”的前提）

所以，羊是脊椎动物——结论

其中，脊椎动物、哺乳动物和羊分别代表大项、中项和小项。由于大前提中明确的全类事物的共同属性是客观真实的，必然为该类事物中的每一具体事物所拥有，故而演绎推理的结论是必然的。三段论推理结论的正确性取决于大前提的真实性；取决于推理程序符合三段论规则。按照这样的逻辑规定，我们就不难判断，殷旵先生所说的推演（演绎），与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或者说是内涵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在图示中，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母卦象征的是自然现象，通泰、否塞；感、应；损、益；终、始八子卦则象征了社会、人事现象。从八母卦演绎出八子卦，这个过程与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的先人不可能同时也没有必要按照形式逻辑的规则建立八卦乃至六十四卦等。在八母卦和八子卦中，各自表征的自然现象或人事、社会现象均不是内涵明确的概念，而是两组具有广泛包容性的符号。而演绎推理的前提要真实，八母卦和八子卦显然不具有这样的客观真实性。在演绎推理的三段论中，小项的外延被包含在中项的外延中，中项的外延被包含在大项的外延中，亦即羊的外延被包含在哺乳动物的外延中，哺乳动物的外延被包含在脊椎动物的外延中，而八母卦和八子卦的诸卦中，不能明确具体何卦为S，何卦属M，何卦是P，因而它们之间也不存在外延包含与被包含的逻辑关系。另外，最为根本性问题在于，由八母卦推演出八子卦的过程，没有同时也不可能按照三段论的程序进行演绎推理。因此可以确认，无论传说中的伏羲演绎八卦，还是殷旵先生讲解八母卦演绎八子卦，都与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没有关系，同样与其所引用的马克思、爱因斯坦等关于演绎法的论述风马牛不相及。他用自己理解的推演（演绎推理）替换马克思、爱因斯坦等所讲的演绎，替换形式逻辑的演绎推理，不知不觉出现偷换概念的散失。分析表明，在《易经》中不存在现实意义上的演绎推理，不仅如此，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在中医经典《内经》中，同样不存在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演绎推理。仅就演绎推理而言，杨振宁教授通过分析《易经》得出的中华文化没有推演法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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