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典应学习，研究无禁区

关于中医四大经典，学术界的认识不尽统一。一般将《黄帝内经》（包括《素问》、《灵枢》）、《难经》、《伤寒杂病论》（包括《伤寒论》、《金匮要略》）、《神农本草经》视为中医四大经典。但也有将《温病条辨》列为四大经典之一。综合中医四大经典，其基本内容包括了生理学、病理学、诊断学、治疗学和药物学。最早建立了中医阴阳学说、五行学说、藏象学说、病因学说、病机学说、脉学、诊法、经络学说、养生学、药性学说、七情学说、组方原则等理论体系，一直是古今中医学的规矩准绳。

鉴于四大经典的学术价值，古代要成名医上医大医者，当为必读之书。学习四大经典，现代的情况有所不同。统编中医教材将四大经典摘其要、分门别类收入各书，于是四大经典便以原著和统编教材之类的节略本两种方式面世。在原著与统编教材之间，客观存在知识对称和吻合程度的问题。故而要想了解一个完整的祖国医学，全面掌握学以致用的方法，单纯学习统编教材是不够的。不言而喻，学习经典有助于系统把握中医学的基本理论和理论精髓，掌握中医理论的传统建构方式，了解中医学传统思维方式和方法论，把握中医学的早期沿革和对后世各种学术流派的影响等。由于对象不同，学习经典的方式、内容、数量和要求会有不同。在本科阶段，主要是学习，研究生阶段则应兼顾研究。特别是攻读博士学位阶段，研究应占较大比重。这就涉及学习和研究经典著作应当采取的态度。当然，业内的中医药专业工作者同样涉及这一问题。

《思考》这本书与其说是思考中医，解读《伤寒论》，不如说是解决人们对中医的认识问题，核心是纠正对学习和研究中医经典的态度问题。应当说，作为一名大学教授，指导人们学习和研究经典是无可厚非的。关键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学习和研究经典。为了鼓励和引导人们学习经典，《思考》指出：

“今天我们的临床落后，我们治病的水平上不去，是不是因为理论落后造成的？我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中医的理论不但没有落后，在很多领域还大大超前。”“我想中医的情况大抵亦如此（属早熟品），正因为早熟，而且早熟的跨度太大，乃至现代她仍不落后，甚至还超前。所以，在中医这个体系里，完全不存在理论落后于临床的问题。”（《思考》P6）

说到“早熟”，无论用到植物、动物和人身上，都不是一个褒义词。植物早熟了，不是季节和天气反常了，就是肥料问题。动物早熟、家畜家禽早熟了，大多是饲料出了问题，肉食鸡不到3个月就上市了，饲料没有问题就怪了。儿童早熟了可不得了，可能吃了黑心老板生产的含激素的食品。可见，凡是早熟的东西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问题。因此，无论中医理论是否超前，最好不用这个词。

要想回答中医理论是落后还是超前了，既可从科学属性和科学精神方面进行逻辑分析和判断；又可用经验事实予以证明。这里先讨论前者，至于经验事实将另文论及。

我们知道，科学研究以探索真理为宗旨，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科学活动旨在不断实现自我超跃，由相对真理逐步逼近绝对真理，但永远也不可能达到绝对真理，因而科学探索是永无止境的。科学研究是追求真理的神圣事业，然科学不是真理的化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又是可错的，它通过否定之否定连续实现扬弃的矛盾运动。每一项真正的科学研究总是从内在而不是外在的矛盾运动中发现问题开始，继而以假说的形式，由最初有限的事实和证据对所观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做出符合逻辑的推断，然后论证假说，客观得出证实或证伪的结论。正所谓“只要自然科学在思维着，它的发展形式就是假说。”（恩格斯）根据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观点，科学应当具有公有性、普遍性、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如果确认这些认识是正确的，同时坚信中医学是一门科学，我们只好且必须用这一标准衡量和判断中医学（包括经典）。根据科学的本质、目标和精神，在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当下，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自欺欺人的话，沿革两千余年，以不变应万变，始终未发生变异，永远正确的科学理论可能存在吗？稍微有一点常识的人都会对这个问题做出理性而正确的判断。

现在，问题还要回到中医学是否科学这个问题上来。对于这个问题，坦诚而勇气可嘉的是廖育群教授，他认为“中医药不叫科学，未尝不可”，并指出“如果先定义了科学是沿着‘西方实验+逻辑、推理’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认知体系与方法，并指出中医的价值、智慧、方法都与此不同，或者是途径不同，甚至强调有超越其上的价值的话，那又何必强说自己“科学”呢？”（《哲眼看中医》P90）应当说，廖先生用词非常巧妙，他没有使用“中医药不是科学”的否定判断，而是“中医药不叫科学”，给自己留足了回旋的余地，也给学术界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倘若如此，就可免除以科学的名义对中医药学的比较、判断、批评甚至责难。但是，如此给中医学卸下了包袱，人们仍然无法轻松下来，如果中医学不叫“科学”，那又该叫什么？叫文化，叫传统文化吗？中医界能满意这样的称谓吗？实际上，大家对此是心知肚明的，《思考》中所讲所述几乎全部是传统文化的内容（如儒释道、易学、河图洛书、咬文嚼字的小学等），传统医学与传统文化水乳交融是不争的事实，但人们还是不情愿中医学被“降格”和“矮化”为不叫科学的境地。

《思考》作者熟谙此道，故在公开场合始终回避直接回答中医是否科学的问题。在《哲眼看中医》中，刘力红教授的论文题目恰好是“思考中医的科学性问题”，是以与中国中医药报社记者王乐羊对话的形式进行讨论的。他认为：

“对于中医是不是‘科学’这样一个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在这几十年里，中医各级行政管理部门专门设置了科研机构，为将中医纳入现代科学的轨道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工作做得并不理想，一方面中医还是没有真正被纳入到科学的轨道上来，另一方面则是中医的很多固有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呢？我想这与我们在将‘科学’引进中医时，没有充分地注意她的对象和前提是很有关联的。如果今后我们仍然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个问题，那么对中医的讨论其意义将是非常有限的。”

显而易见，记者所提问题针对性很强，刘教授却拐弯抹角，始终未能正面回答。同样，在《思考》一书的最后，有作者与责任编辑龙子仲的九个问答，第二个问题同样要求回答中医科学性问题，他有点不耐烦地说道：

“其实回想起来，科学在日常的意义上只不过是这个时代人们的一种习惯，就象四川人喜欢吃麻辣，谓之川菜，没有麻辣的菜，不管你怎么好，它也吃不下。中医之于现代人讲的科学，就象四川人遇到了上海菜，甜叽叽的，尽管上海人吃得津津有味，可川人就是不习惯，就是受不了。所以对中医科不科学这个问题，我是感到越来越不想谈了，觉得真的没意思！你说中医科学，她治病，你说中医不科学，她照样治好病。”（《思考》P483）

关于科学，尽管没有比较统一的定义，但将其视为“在日常的意义上只不过是这个时代人们的一种习惯”，有些过于轻率了。按照这一说法，吸烟、嗜酒、打麻将是习惯，爱好流行歌曲、习武和书法也是一种习惯，但这些都不能算是科学。至于借用川菜和上海菜阐述中医学和科学之间的关系，同样没有道理，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科学具有公有性和普遍性原则，它不受地区、民族和国度的限制。拿计算机来说，四川人和上海人、中国人和英国人都喜欢用。只要是科学的东西，大家都会接受。科学问题压根不是四川人和上海人喜不喜欢的菜系问题。而以治好病作为中医是否科学的唯一标准，也是没有说服力的。因为“宗教同样要解决人的心身健康问题，能说宗教也应纳入医学范围，也是科学吗？”（《哲眼看中医》P92）

根据刘力红教授上述说法，如果认为他对中医是否科学的认识如此浅薄，那就错了。他“越来越不想谈了，觉得真的没意思”了，记者却硬是让他谈，他若说中医是科学的，接下来就会要求用科学标准和科学精神考察中医，中医显然不是这个意义上的科学，他显然知道结果是什么；要说中医不科学，又不是其本意，实在无奈，只能心猿意马地说上一通。实事求是地讲，回答中医是否科学这个问题确实有点难，当各种因素混杂在一起，中医学已不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和科学问题了，它承载着传统文化的基因，承载着把传统文化溶入血脉的许多人的情感，还承载着许多其他方面的东西，任何带有否定意味的回答，都应三思而后行。另一方面，把中医经典随意拔高到难以想象和企及的程度，就可能过犹不及，故也应慎之又慎。令人费解的是，在不曾回答中医学是否科学的情况下，刘力红教授竟然发现了中医经典历久弥新、永不过时的巨大潜能和诱人魅力，总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他说：

“看看经典中医理论的包容性究竟有多大，它的延伸性、超前性究竟有多大，它究竟还能不能给我们今天的临床带来指导，而不应光看到她是两千年前的产物。如果这个理论的确落后了，的确不能适应现代，那就要毫不犹豫地打破她，在中医这个体系里建立起‘相对论’。如果这个理论根本没有落后，如果在这个经典的框架里已然具足‘相对论’、‘量子力学’，那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打破她呢？”（《思考》P8）

在这里，刘教授给我们展示了中医经典的延伸性、超前性，那就是“在这个经典的框架里已然具足‘相对论’、‘量子力学’”，这是多么激动人心的重大发现啊！是啊，两千年前中医经典中就具足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中国人可以为此扬眉吐气了，有什么理由去打破它呢。可是，当我们发现这句话之前冠上一个“如果”，心一下子就凉了下来，原来这是刘教授提出的一种有待证实的假设，开了一个不够严肃的玩笑。既然是假设，大家就不要当真了。可以看到，在《思考》中，几乎全部应用这样的语式由中医经典推出惊世骇俗的观点。对少数人来说，这样的爆料好比一针兴奋剂，至少让人能兴奋和娱乐一阵子，但这种刺激不会持久保持下去。在中医界，以往还曾出现计算机在《伤寒论》中已有原形的说法；无独有偶，中国足球踢得不好，也曾有人认为“外国人踢得虽好，但不如中国人踢得早”，据说现代足球就来自宋代高俅踢的蹴鞠。少数人这样一种扭曲的心理，很象鲁迅笔下的一个人物。可以肯定，这绝对不是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的正常心态。下面看看刘教授还有哪些惊人之语吧。他在用《内经》的思想分析了用棺木的底板上长出的东西治疗骨癌的案例后，非常感慨地说到：这

“让我们对经典的每一句话都感到不可小视，如果我们对经典建立了这样的信心，然后变被动为主动，利用经典去主动思考一些东西，很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所以，我坚信，我们从《内经》里面必定能够找到解决艾滋病的方法。”（《思考》P49）

这无疑又是一个爆炸性消息（时过10年，不能算新闻）。由其坚定的语气，似乎没有理由怀疑刘教授能在未来某一个时间从《内经》的感悟中找到解决艾滋病的具体办法。但是，当此类信息频繁曝出，又没有提供相关证据时，人们就会怀疑这是一种习惯——口无遮拦的讲话习惯。

为了强化人们相信经典、全面接受经典的意识，刘教授对学习中遇到的障碍、矛盾等有其特殊的态度和做法。他“在遇到临床疗效不如意的时候，从来没有怀疑过是中医的问题，是理论的问题。所以，对于理论是否滞后于临床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好好地去思考。这个问题解决了，对于理论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信受奉行。在遇到障碍的时候，我们会在自身的领悟上找问题，而不会归咎于理论。”并反复说，“根据我的经历和观察，大多数情况问题并不出在理论上，而是出在我们的认识上。”（《思考》P7）正常的理解，此话的弦外之音是，少数情况下问题出在理论上。当然这也不是刘教授的本意，他不应当也不会轻易留下这样的破绽，实际走了一条循序渐进拔高中医理论的路线，接下来使人们确信，中医经典“她在揭示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她在利用人与自然的和谐方面，做到了尽善尽美，无以复加。”（《思考》P289）；最终将其推向极致，即“中医至少不是局限在科学文化这一个层面的东西。”（《思考》P43）

这样以来，口子一步一步被彻底封死了。中医经典如此完美，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对其说三道四。在其循循善诱的训导和感召下，吸引部分追随者是不奇怪的。不过，科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医学果真尽善尽美，达到了绝对真理的境界，超跃了科学和文化，那它会是什么呢？它一定是超文化、超科学、超现实的东西。我们看到，在刘力红教授的精心呵护下，中医理论被羽化为虚无缥渺的“浮云”。不经意中，中医学被捧杀了。

尚需注意，在学习经典方面，刘力红教授要求人们首先做到“信受奉行”。他解释说：“对这件事我首先是相信了，相信了才有可能去进行上面的思考。如果对这件事根本不相信那怎么会有以后的思考？”“所以，相信是第一，只有这一步做好了，才有可能为今后的研究带来机会。如果首先就不信受，那一切就被你拒绝了，一切的机会就没有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么回事。”（《思考》P66）刘力红教授担心有人不遵从他的教化，竟以略带威胁的口吻说：“我奉劝那些欲对经典发表意见的人，一定要三思而后言。否则你的底线在哪儿。”（《思考》P43）

听完刘力红教授苦口婆心和带有威胁的告诫后，凡经历文革的人自然会联想起尘封了三十余载不堪回首的记忆。当时，要求人们“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结果给国家造成无法估量的危害和损失，后经邓小平同志拨乱反正，批判“两个凡是”，解放人民思想，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才彻底砸碎了这一思想枷锁。三十多年过去了，现在又将这种国人深恶痛绝的麻醉和束缚人们思想的思维方式作为训戒用到中医经典方面来，让人们对中医经典盲目地全盘接受，人为设定学术研究的禁区，用意何在？！请问，这里还有半点科学精神吗？！

综上所述，中医经典需要学习，但绝对不能盲目学习，不分精华糟粕全盘接受。当然，在没有完全实现取其精华，除去糟粕的情况下，学术界必须保持必要的表面张力，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经典，掌握要领精髓；另一方面应大胆理性地质疑经典，敢于推陈出新。

原文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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