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医五行学说的历史局限性

刘力红教授虔诚地认为，中医经典尽善尽美，首先要相信，再信受奉行。对待中医五行学说当然也是如此。他说，“疾病跟五行是很有关系的。这种关系在《内经》里面随处可见。你不谈五行，你认为五行是迷信，那你的中医搞不好”（《思考》P156）。实事求是地说，五行学说与阴阳学说一样，两者有主有从，相互补充，共同完成了中医理论的基本架构。中医学离开了五行学说，如同中医离开阴阳学说一样，是不可思议的。

但“谈五行”、“用五行”与“信五行”是完全不同的事情。古代医家论五行，用五行，信五行，可谓天经地义。现代就不同了，不同版本的《中医基础理论》（简称《中基》）都在总论重点介绍五行学说，业内人等不谈、不用是不可能的。说到信，则要做具体分析了。实际上，凡细心者就会发现，《中基》在全面介绍五行学说及其在中医学中具体应用后，都会留下片言只语作为后赘，以供人们思考。吴敦序主编的《中基》指出[1]：“临床上依据五行的生克规律指导和进行治疗，确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但是，并非所有的疾病都可以用五行生克规律来治疗的。因此，既要正确地掌握五行生克规律，又要依据具体病情进行辨证论治。”由此可知，五行学说尚不具备无懈可击的普适性和规律性。印会河主编的《中基》[2]也表达了同样的意见，认为“阴阳五行学说是属我国古代的辩证唯物观，但不能否认还受到社会历史的限制，而存在着相当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生理和病理变化时，不能停留于阴阳或五行的抽象概念，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各种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才能更实际、更具体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为保卫人类健康作出贡献。”并进一步强调：“并非所有的疾病都可以从五行生克这一规律来治疗，疾病需要用的就用，不需要用的就不用，绝不要机械地生搬硬套。”（印会河，P26）印本笼统地指出五行学说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建议具体应用时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事实说明，两部统编教材《中基》并非完全相信五行学说，它们在介绍五行学说时，都比较慎重地做出适当保留。

由主流统编教材可以看出，五行学说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既然如此，具体揭示这些问题便显得十分重要。但刘力红教授不这样认为，他全面捍卫中医经典，当然义无反顾地捍卫了五行学说。在《思考》中，详细论述五行学说，用五行学说解决实际问题，对临床案例用五行学说予以诠释，充斥大多章节。践行论五行、用五行、信五行，甚至痴迷五行的观点和信念，旨在让人们相信，五行学说是经久不衰、相当实用且必须坚信的。一方面是教材笼统而有所保留的基本态度，另一方面是刘力红的痴迷坚守，问题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地步了。如果不能明确五行学说的具体问题出现在哪里，一则教材的说法难以服人；二则无法破解中医学发展缓慢、举步维艰的难题。因而逐一考察刘力红教授运用《内经》五行学说分析临床案例和相关事例的思维过程，或许有助于从根本上揭示五行学说的本质。

例1

廖姓老中医用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一种东西，加入草药中，煎汤外洗骨癌患处，洗几次后疼痛逐渐消退，止痛效果灵验。（作者解释说）过去人死了用土葬，尸体腐烂后渗到棺材底板上，连同底板一起腐烂，上面长的东西感受腐气而生。按照《素问．金匮真言论》所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谿，其味咸，其类水，其畜豕，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肾家的臭是腐，所以，凡属腐烂一类性质的病变都与肾相关，它（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东西）与肾的病变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思考》P47）

评论：刘教授解释的这个案例尽管十分朴素，析理则充分运用《内经》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简单地说，腐（尸体之腐+棺木之腐）入肾（非解剖脏器），肾主骨（骨癌病变部位），故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东西可止骨癌疼痛。借助五行学说，以肾为中心和中介，把腐和骨两个同属水行的事物联系起来，肾、腐和骨三者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内经》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的逻辑规定，似乎天衣无缝。其实，问题恰好出在这里，在其表述中存在许多逻辑问题。例如，文称“凡属腐烂一类性质的病变都与肾相关”，除各种疮疡腐烂以外，粘膜糜烂的疾病至少有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慢性胃炎、溃疡性结肠炎、妇科多种炎症等，还有糖尿病足等局部的腐烂，是否都属于中医肾的病变？腐的东西很多（例如臭鸡蛋、臭豆腐等。后者乃豆+腐，均入肾），是否均可替代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东西用于骨癌疼痛？因为这些物件总比棺木上长出的东西文明多了。腐入肾，仅限于治疗骨性疼痛吗，按照中医理论，可否用腐的东西强筋壮骨、聪耳益智、添精补髓等？腐气所入之肾具体定位当在哪里？药性之腐通过“肾”的什么渠道干预骨病的？方中不但有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一种东西，还配伍其他药物，如何知道止痛作用是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一种东西的作用，而与其他药物无关？如果是整个复方的作用，仅用方中的一种药物解释全方的止痛作用合理吗？这是在相信本案确实有效，相信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一种东西可以入药的前提下，提出的诸多质疑。不难看出，这个案例的分析结论都是在归纳不周全的情况下得出的，丝毫经不起推敲。

例2

日本学者研究发现，日本人钟爱一种类似中国豆豉的食品，是大豆发酵后制成的。这种食品为什么对提高大脑功能有独特作用？答案仍在《内经》里面。属于神经系统的脑，与肾关系最密切，因“肾主骨生髓，髓通于脑”，故要改善和提高脑功能，就要从肾入手。其依据还是《素问．金匮真言论》这段话，肾的谷为豆，其臭为腐。肾之谷为豆很好理解，大家只要拿一颗豆一瞧就明白了，豆的外形与肾一模一样，只是缩小了。所以，豆与肾有一种非常的关系，这是不难理解的。另外，豆经过发酵，使上述这个“亲情”关系又密切了许多。为什么呢？因为发酵实际就是一个腐质化的过程。所以，发酵以后的豆对肾的作用更大了，对肾的作用大，当然对脑的作用就大，这就从经典的角度印证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思考》P49-50）

评论：刘教授对本案例的解释煞费苦心。按照五行的规定，豆入肾（虚拟之肾），发酵变腐，叠加入肾（虚拟之肾），豆之外形同肾（解剖之肾）故也入肾（虚拟之肾），肾（虚拟之肾）主骨生髓而通于脑，故类似豆豉的食品能提高大脑功能。基于传统思维角度，所做诠释完全符合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的理论阐述。然而，其中的肾虚虚实实，游移于解剖与非解剖属性之间，明显存在偷换概念的逻辑问题。此外，如果豆豉改善大脑功能是因为“豆的外形与肾一模一样”，那么，豆科植物的种子都有这样的外观特征，是否都有类似的作用呢？不仅如此，中医尚有以脏补腑法，即用动物的脏器补治人体同名脏腑，如用动物的肝治疗眼疾（肝开窍于目），用动物心治疗惊悸（心主神明），按照这样的逻辑，动物的肾似应有提高大脑功能的作用，请问，动物的肾确有这样的调节作用吗？

例3

豆又称肾豆。肾实际上我们看一颗大豆的外观，它就像一个缩小了的肾。因此，豆类及其制品，对于肾，对于与肾相关的骨和脑就有特殊的作用。比如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保健食品叫大豆孵磷脂。服卵磷脂除了调节血脂、改善心脑功能、增加记忆力外，对某些脱发还有很好的作用。而从中医的角度看，这些作用都与北方有关，都与肾有关。所以，研究食物不能光考虑现代的营养学，还要考虑到“方”的因素。（《思考》P163）

评论：本案例与例2大体相同，都是由大豆与解剖之肾外形相似，结合中医肾主骨生髓，通于脑，脑为髓之海的理论，大豆借助肾（由解剖之肾转换为虚拟之肾），偷换概念进入五行关系链。一旦进入，大豆的功能也便不证自明了。基于中医理论，肾与脑功能、记忆力和头发（肾藏精，精血互生，发为血之余）密切相关，故大豆制品具有这些方面的调节作用。通过偷换概念，非常简单地搞定了大豆的功能，五行学说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体现在哪里呢？

例4

五谷里面稻属西方，属肺谷，而肺主皮毛，所以，从美容的角度讲，吃大米恐怕要好一些。南方人的皮肤为什么比北方人细腻，这可能与南方人主食肺谷有关。（《思考》P163）

评论：按照《内经》五行学说规定，五方与五谷的关系为东方麦、南方黍、中央稷、西方稻、北方豆。《内经》所谓“天不足西北，地不足东南”，与中国的地理环境大体相合，但五谷与五方的关系却与地产并不完全符合。由于确定了五谷的五行归属，便与五脏建立了相互关系。因肺外合皮毛，故刘教授认为南方人皮肤细腻与吃稻米有关。那么这一推断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具体说来，南方人皮肤细腻，南方人吃稻米，稻米属西方，肺应西方，肺外合皮毛，因而南方人皮肤细腻与吃稻米有关。这样论证完全符合五行学说的理论规定，不过，稍加思考即可发现，整个关系链条中几乎所有的环节都是开放的，不是单一因果关系。就南方人皮肤细腻而言，其实南方人也有皮肤不细腻的，东方人、北方人等也有不少皮肤细腻的，在中国以外不同地域的外国人也有皮肤细腻或不细腻之分，此当如何解释？关于南方人吃稻米问题，其实南方人也吃面食，北方人、东方人也有许多喜欢吃稻米，并有米食和面食均喜爱者。至于饮食习惯，南方人与其他地方的人不仅在主食上有区别，在副食和其他方面也有众多区别，为什么不会是其他因素导致的呢？而稻米属西方，其实即便在远古时期稻米也不是中国西方的物产，而生产稻米的地域和国度实际包括南方、北方、东方等。此外，南方和北方的具体地域也应明确，南北方以哪里为界，长江以南、岭南、广东、广西是否都算南方？北方是否包括东北和西北？皮肤细腻的标准又是什么？是靠仪器确定还是感官眼睛识别的？可见，南方人皮肤细腻与食肺谷（稻米）有关的推断，是靠诸多不确定性建立起来的。就连刘教授本人都感到不太踏实，爰用了一个“可能”，以示并不确定。另外，如果认为南方人皮肤细腻与吃稻米有关，按照五行学说，必须允许推定北方人骨骼坚韧与吃豆有关，诸如此类，能站得住脚吗？！

例5

一个土气很弱的病人，用了补土的药，用了四君子汤，用了理中汤，可是老不好，什么原因呢？结果发现这个病人老是穿一身青色的衣服，你在这里补土，它在那里伐土，这怎么会好呢？（《思考》P159）

评论：脾虚（土气很弱）病人用四君子汤和理中汤补脾、温补脾阳，可谓正治，但总是不好，刘教授根据五行学说找到了久治不愈的原因，是病人总穿青色的衣服。这个青属于肝木，属于春天的绿色，土气已弱，肝木克伐脾土，于是认为脾病难愈。从五行学说来看，这种分析无可厚非。然而，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生机勃勃，满眼葱绿，是最养眼的颜色，最有利于患者的康复，照刘教授说法，此类患者连户外都不可以去了。在各类各级医院，病号住院服是同一颜色，医生全部穿白大衣，戴白帽子，患者照样一批批病愈出院了，并未影响疗效。按照刘教授的做法，是否也要准备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的服装，根据五行和藏象学说对患者辨证诊断确定病位后，再分发给医患不同颜色的服装？

例6

曾邕生师傅曾经治疗过一例重症肝硬化腹水的患者，病人卧病不起，所以，只好请曾医生上门去诊治。曾医生看病处方之后，还做了一个奇怪的举动，就是将病人家的其中一面墙整个地用煤刷黑，然后让病人住在这间房里静养服药，结果病人很快得到痊愈。黑色居北方，北方属水、属肾，所以，曾医生用黑必定与肾有关。治病不但用药物的气味与主治，而且还从五色入方、五色治方，这个经验值得我们借鉴。（《思考》P159）

评论：该例与例5类型相似，刘教授认定曾医生诊断此例重症肝硬化腹水病人与中医的肾有关，而将其卧室墙壁涂成煤黑色。因中医的肾和黑色同属五行的水行，故而肾与黑色便可同气相求，产生辅助治疗效果。站在五行学说立场上，似乎很有道理。可是，这里仍有多个疑点：重症肝硬化腹水治愈了，其评价指标和方法是什么？作为曾医生口授给刘教授的治疗验案，能否提供治愈的直接证据？无论中西医医院，病房的墙壁几乎全部是白色，患者大多治愈是有目共睹的，而按照刘教授的作法借鉴这个经验，是否象涂鸦那样要把病房的墙壁涂上五种颜色？再根据中医诊断按照五行生克制化关系，把患者分别安排在不同颜色的病房里吗？

例7

科学研究表明，鸡对有毒气体的嗅觉，其敏感性远远超过其他一切动物，所以美国人要借助这个鸡来为他报警。为什么对气体最敏感的东西是鸡呢？鸡属酉，酉位西方，肺变属西方，开窍于鼻，而嗅觉是由鼻来主管的，这就造成了鸡的嗅觉与众不同。这使我意识到了十二生肖的内容不可忽略，它不是随意的，它不仅仅是一个代号，这里面肯定有很深的东西。（《思考》P162）

评论：鸡对有毒气体比较敏感，刘教授不是从科学方面予以解释，竟然在五行学说中找到答案。他认为，鸡属酉，位西方，肺金属西方，肺开窍于鼻，鼻主管嗅觉，故鸡嗅觉敏感。那么，警犬的嗅觉特别敏感，又当如何解释呢？且《内经》中五畜与五行的配属关系并不是非常确定的，刘教授自己已经注意到“五畜在《内经》有不同的说法，一种五畜指鸡羊牛马猪，东方鸡，南方羊，中央牛，西方马，北方猪。”（P162）鸡跑到东方去了，马却占居西方，按照西方马的说法，是否也可认为马的嗅觉最敏感呢？这里顺便指出，刘教授还告诉我们，对十二生肖也不可忽略，里面肯定有很深的东西。这很深的东西是什么呢？刘教授没有讲，我们不妨按照他的思路和喜好分析一下。所谓十二生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国古代以十天干、十二地支纪年，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相配，就形成了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的配属关系，而干支同样与五行相配，故十二生肖自然也列属五行。刘教授所说的“不可忽略”和 “有很深的东西”，其实讲的就是十二生肖进入五行关系环中，同样具备了所谓的生克制化关系。算命先生依据某人或男女双方生辰八字，即依照天干、地支所蕴涵的阴阳五行属性之相生、相克的关系，推测人的祸福或婚配是否合适。如果算命先生以谋利为目的，那么按照五行生克制化关系，同一种情况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解读。因此，这里本来没有什么科学性，当作传统文化来认识就可以了。外国人不信这个，就不受它的束缚，免除了这方面的顾虑和烦恼。刘教授把十二生肖讲的神经兮兮的，无怪乎就是这些东西。倘若如此，将自己混同算命先生，有意思吗？

例8

青腿牙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血管性疾病，如静脉炎这一类病。这种病先是脚趾远端一节节地发青，然后逐渐坏死。古人用什么方法治这个疾病呢？就用马乳，母马的奶。喝这个马奶，血管的疾病就会慢慢地痊愈。这是什么道理呢？这也是很有意思的。午马属南方，属火属心，中医讲乳为血化，因此，乳又称白血。而心又主血脉，所以，这个马乳就与血脉有特别的亲和力，有特别的关系。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所以，它能治疗这个血管的病变。”（《思考》P162-163）

评论：此例与例7大同小异，思路同出一辙。在刘教授看来，凡是现代科学可以解释的事物，都可用五行（包括阴阳）学说来解释。这样以来，五行（包括阴阳）学说被其推上极致，同时也将其朴素性、历史局限性全面暴露无余。从以上所举《思考》中津津有味介绍的8例中，我们领悟了刘教授极力推崇的五行学说的全部，领悟了刘教授用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解释医学和社会现象的技巧和方法。现在看来，主流统编教材《中基》指出的五行学说的历史局限性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同样也不依刘力红教授的极力美化和推崇而改变。

客观地说，五行学说曾为中医理论的建构立下了汗马功劳。借助藏象学说，五行学说广泛渗透到五脏六腑、五官、形体、情志、声音、五色、五味等中医药学的各个方面。很难想象，没有五行学说支撑的中医理论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时至今日，五行学说已经丧失了在中医学中的解释功能、指导功能和助发现功能，全面暴露出朴素性、局限性、机械性、模糊性和不严密性等缺陷和弊端。在探讨中医理论的发展问题时，不可避免地要重新讨论并明确五行学说的利弊，讨论它的改良或取舍问题。[3] （待续）

参考文献

[1]吴敦序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

[2]印会河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27

[3]梁茂新，刘进，洪治平，等．《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204

原文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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