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蒿素科技成果归属论争的思考(4)
四、为中医药现代研究提供灵感的途径
传统中医药学为中医药现代化研究提供灵感,应当存在多种方式。这些方式是由中医药学的知识结构所决定的。无论一种中药,还是一首传统复方,其功能是由两方面构成的。诸如截疟、止咳、化痰、平喘、利尿、逐水、消食导滞、安神、通便、明目、除烦、透疹、安胎、杀虫、通淋、止血、止痛、止泻、止呕、止渴、止痉、止痒、止汗之类,是针对具体疾病和症状的功能;另一类则是滋补肝肾、补中益气、清热燥湿、和解少阳、补益气血、滋阴潜阳、温补脾肾、平肝潜阳、活血化瘀、祛风化痰、平肝息风之类,是针对中医病因、病机(即所谓证)的功能。在中药和方剂功能的两类表述中,前者比较直观、明显和确定,便于理解,后者比较隐晦、含蓄和模糊,不易把握。针对这两类功能的知识发现难易程度有别,不可能采用一种方法挖掘出来。
屠呦呦研究员的灵感,来自截疟中药的经验报导。通常的做法是,首先翻阅传统方药文献,确定古代治疗疟疾中药的总体构成,诸如常山、柴胡、甘草(包括炙甘草)、苍术、鳖甲、草果仁、乌梅、橘皮、砒霜、知母、木香、升麻、雄黄、青蒿等均可能入围。在此基础上,经过大量繁复的实验从中筛选出活性较强的单味中药。当然,最初的提取方法获取的青蒿提取物未能显示独一无二的抗疟活性。是《肘后备急方》看似简单的经验记载:“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激发了屠呦呦的研究灵感,由原来的热提取调整为冷提取,改用乙醚为有机溶媒,最终从冷提取物中分离鉴定出有较强生物活性的青蒿素。屠呦呦团队在青蒿素的研究中所付出的艰辛和智慧是无法估量的,但促成这一重大发现和成果的,却是古医籍中的一句简单的经验提示。没有这一提示,这一研究恐怕还要走很多弯路。然而仅仅如此认识还是不全面的,实际看到《肘后备急方》相关记载的未必只有屠呦呦一人,然而其他过目者却熟视无睹、无动于衷。故可认为,真正成就这一发现和成果的,是屠呦呦捕捉这一信息时只欠东风的知识储备和一触即发的心有灵犀。
尽管如此,青蒿素这一成果大体属于上述第一类针对具体疾病和症状的功能挖掘和重大发现。有人认为这一研究具有偶然性和经验性,大概也源于此。按照青蒿素的研究思路,能否继续研究出具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率的成果,理性的回答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在海量古代医学文献中,快速遴选出具有针对某一疾病或症状的所有药物和药对,已是比较轻松的事情,利用计算机技术可以大大缩短入围药物的遴选时间,并提高入选药物的精准程度。后续的研究均有方法、技术、仪器和经费的有力支持和保障,只要切入点选择妥当,持续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应当是可以期许的。
最为棘手的问题是,针对滋补肝肾、补中益气、滋阴潜阳、温补脾肾、行气活血之类的功能和用药经验,能否筛选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由于尚未产出相关研究成果,这个问题的回答要十分慎重。显而易见,这些功能是干预肝肾不足、脾气虚、阴虚阳亢、脾肾阳虚和气滞血瘀之类的中医临床诊断的;是针对中医病因、病机和证的功能,涉及中医理论的核心问题、根本问题。用屠呦呦团队曾经采用的系统研究方法能否破解和诠释此类问题呢?
实际上,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至今,中医界未曾停止采用现代科学和医学的方法揭示病因、病机和证(其实三者是内涵相同、称谓不同的术语)的实质,以及探讨干预这些病因、病机和证的方法(即治则和治法)的作用机制。时至今日,围绕两方面研究已广泛扩展到藏象学说、辨证规范、证本质、证的组学、证和病证结合动物模型研究等多个方面。各种研究侧重角度不同,但均聚焦一个中心——证。换言之,是证把诸多研究一线贯穿起来。相关研究开展接近六十年,战线越拉越长,幅射面越来越宽,收效却微乎其微。我们的研究表明,“古今辨证已经发生质变;而依托中西医疾病辨证的双轨制,彻底颠覆了传统辨证方式;普遍存在的西医疾病辨证所属症状的虚拟性,足以证明中西医结合辨证论治体系已经名存实亡;国家、行业、学会和教材建立的辨证标准互有参差,临床辨证我行我素,离散甚大,淡化了辨证的客观性、规范性和科学性。”不仅如此,“证的问题如同打开的潘多拉魔合,迅速波及证和病证结合动物研究、证的生物学特征研究(包括证本质研究、微观辨证研究、证的组学研究)、证的疗效评价指标研究、证候类中药新药研究和体质学说研究等。所有与证相关的临床、理论与研究无一幸免。”(《中医学的理性选择》)也就是说,与证相关的所有研究已全部搁浅;采用现代科学和医学的方法开展的中医现代化研究已经证明是行不通的。不容否认的现实是,屠呦呦由中医古籍中诱发灵感开展的青蒿素研究获得巨大成功,而基于病因、病机和证的治则、治法而开展的现代研究已经全面受挫。原因何在?值得深思。
现已明确,中医学是象思维的产物。所谓阴阳应象、药物法象等,均说明中医学中的基本术语和理论,诸如气、阴阳、五行、五行学说、藏象、藏象学说、病因、病机、证和药性(四性、五味、归经、升降浮沉)等,都是在原象、具象、初象基础上,借助象思维升华出来的意象理论形态。是进入由气、阴阳和五行共同组成的关系环之后,经历得意忘形、得意忘象地复杂过程,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的“象的流动与转化”,最终确立的理论形态。就方药的功能而言,截疟、止咳、安神、通便、止血、止痛之类保持相当的客观实在性;而滋补肝肾、补中益气、滋阴潜阳、温补脾肾、行气活血之类皆属于地道的“象”的功能阐述。故而前者的功能可以直接采用现代医学的方法予以论证;后者的功能则不能与现代医学直接通约。原因在于,这些来自象思维的功能阐述已经不同程度地远离原象、具象和初象,当我们拟欲确定这些功能与原象、具象和初象的关系时,面临着由象思维向逻辑概念思维精准转换的问题。例如,袪风这一功能针对风邪为患的疾病。而这种风病具体是哪种疾病并非十分明确。作为中医病因的风邪,其性质轻扬,善行而数变,发病迅速,消退快,游走不定等。落实到疾病上,确定某病属风邪为患,并非具备所有这些属性,只要具备其中一种即可作出诊断。于是就有了外感之风(风寒、风热)、瘙痒之风(无风不作痒)、眩晕之风(无风不作眩)、麻木之风(血虚生风)、中风之风(发病迅速,犹如风动)、惊风之风(热极生风)等。显然这些风都是不同质的,一种病因表达完全不同的多种疾病属性。其实,事情并未就此了结。外感、瘙痒、眩晕、麻木和中风等的始动因素均不是单一的,还需进一步顺藤摸瓜才能还原为具体的风病。至于寒、暑、湿、燥、火、热等,都存在类似的逻辑问题。一种病因的多种表达形式和质的多样性,使之歧化为多种含义。因此,揭示滋补肝肾、补中益气、滋阴潜阳、温补脾肾、行气活血功能的作用机制,必须经过由形而上到形而下的思维转换,把意象术语和理论还原到原象、具象和初象的状态,恢复其直观性和客观性,才能为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提供用武之地。否则,在意象阶段盲目实施会通,势必导致牵强附会的论证结果。中西医结合研究全面搁浅,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斯。
由此看来,与病因、病机和证直接相关的方药功能,揭示其本质,从中获取有价值的重大发现,借以实现古为今用的宏伟目标,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将象思维语境下形成的方药知识,合理、精准地转换为逻辑概念思维语境下,能与现代科学或现代医学相对接的知识。这一问题的解决,必将开启全新的古代方药知识继承和挖掘的思路与方法,产出更加辉煌的研究成果,以与针对具体疾病和症状的功能的研究相伴行。至此,继承和挖掘祖国医药学遗产的夙愿便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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