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3”中医理论重大专项研究的启动和常态化，标志着中医理论研究得到业内高度重视，人们已不满足于提高中医疗效这一经验层面的诉求，旨在实现理论体系的科学诠释与创新。不过，无论采用何种方法，中医理论并未取得突破与进展。问题何在？如何摆脱窘境？

本书全方位、多视角考察了古今脏腑辨证的差异性、现今临床辨证存在的双轨制、基于西医疾病辨证所属症状的虚拟性；并对辨证失范所致动物模型研究、证的生物学特征研究、中药新药临床证候疗效评价，以及体质学说研究诸方面存在的弊端进行深入剖析。同时，揭示了药性理论研究存在的各种问题。借以展示了中西医结合研究真实一面。在此基础上，阐明中医学核心术语、阴阳五行学说和整体观客观存在的逻辑问题，并从思维模式角度回答了众多问题的症结。鉴此，本书认为中医界应当在深入讨论并取得共识前提下，在借助象思维建构的中医学与基于概念逻辑思维成就的现代科学和医学之间，重新探讨交融、会通的方法和桥梁。故而本书是一部探讨中医药理论研究和自身存在问题，并提出研究方向的专著；可望成为从事中医药理论研究、中医药现代化研究、中医临床研究、中药新药研制和中医文化研究者开卷有益的挚友。

对《思考》之思考，先后发布了13篇博文，这些博文对《思考》论述的主要内容谈了不同的看法，足以表明对此书的重视。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系统评论《思考》，而不是此书问世当时，自然是有原因的。坦诚地讲，主要基于两点考虑：一是此前无论在公开出版物里，还是在本网站上，我已经发表了许多文章，对包括病证结合研究、证的生物学特征研究（早先称证本质研究）、证的规范化研究、证或病证结合的动物模型研究等中西医结合研究，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考察和剖析，揭示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问题。鉴于此类研究得到各级政府各类科研基金的大力资助，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故集中精力围绕这些问题展开讨论，希望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而对《思考》这一类型的研究，因涉及中医理论本身的缺陷，牵扯到人们钟爱的传统文化，再加上在中医界不可能提供这样一个系统讨论此类敏感问题的场所，故推迟了对传统学派学术思想的系统评论。二是有关研究已经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即必须对当今中西医结合和维护传统两大学派给出一个公正、公开的评判，分别指出各自存在的根本问题，避免因单纯评论中西医结合研究而出现孰是孰非的片面认识和误解。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客观上有了开办个人网站的想法和决心，自行创建了这个少了些约束的学术交流平台。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学术交流平台，对《思考》的思考，对中医理论内在问题的思辨，在中医各种出版物不感冒或有所顾忌（我已领教过这样的顾忌）的情况下，只能暂时封存在自己的脑海中，短时间不可能公诸学术界。

《思考》的典型之处在于，表面看来此书是着重解读《伤寒论》的，实际上，作者广泛论及中医理论、临床、科研、教育、传统文化、思维方法、世界观和方法论等众多业内关心、希望求解的问题，刘力红教授以其学识、理解和经历做了全方位的解读，全书的核心旨在全面维护中医经典和传统中医，不允许对中医理论说半个“不”字。故而此书代表了业内除中西医结合以外的所有维护中医经典和传统思维方式者的心声，同时也唤起业外酷爱传统文化者的共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针对《思考》而思考便有了代表性、现实性和必要性。

在业已发布的13篇博文中，虽然回应了《思考》论及的主要问题，但还有一些关键性问题没有设专篇予以讨论，如中医阴阳学说、整体观念、藏象学说、中医学与易经的关系、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医学的文化属性与科学属性等。原因在于，关于中医阴阳学说和整体观，在网站已有专文系统论述，而藏象学说已在《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和博文第3篇“中医五行学说的历史局限性”中有所论述，实际上，藏象学说的问题与五行学说的问题具有同质性，完全可以放在一起来讨论。关于中医学与《易经》、中医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两者是密不可分的，包括阴阳、五行的基本内容、体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基本上源于《易经》。因此这些问题说到底都可归结为同一个问题。医学与文化水乳交融，是中医学的基本特征，也是历史必然性使然。但历史必然性与客观性和科学性并不是同一个概念，而现代科学和现代医学早已从自己的母体文化中分离出来，于是，中医界理应思考的问题是，文化与医学和科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古代，传统文化对于中医学具有解释功能和传统意义上的助发现功能，到了现代，传统文化还具有助发现功能吗？这种助发现功能如果存在，应该不会是“内证实验”，也不是五行学说生克制化关系的僵化推导吧？它在当今的表现形式又会如何呢？

《思考》用《易经》解释《内经》和《伤寒论》，因为三者之间确实存在有机联系。刘力红教授认为，“医、易、道是三位一体的”（P404），这也是没有问题的。反而再度说明，中医学是传统文化的衍生物和附属品，中医学与传统文化浑然一体。倘若《易经》对中医学的影响如同《思考》应用和阐述的那样，如同我们从统编教材中借助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所看到的那样，它的作用只是体现在解释方面，并且这种解释经常捉襟见肘，尚未揭示和显露出《易经》在现实背景下的助发现功能。人们不禁要问：中医学如果在发展着，它还要永远固守在传统文化氛围里面吗？！说到《易经》，有必要简单说上几句。现在研究《易经》的人不少，搞哲学、历史和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研究它，江湖术士、算命先生、风水先生也利用它，各有各的用途。有人甚至发现它在现代数学、物理学等方面的理论指导作用。如何理解这种学习、研究和利用《易经》的现象，科学定位《易经》的现实功能，就成为有待解决的认识问题。关于挖掘《易经》的现实功能，殷旵先生做了恰如其分地概括，在所著《易经大传新解》中说：“能不能让《易经》的占卜功用登上大雅之堂？并愿与海内外同仁们尽此努力，使《易经》文化与现代教育、企业文化和处世为人接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是一名负责任的《易经》专家给出的客观、理性而又严肃的回答。他没有为了生活需要把自己混同江湖术士和算命先生；也没有用《易经》推动现代科学和医学研究的设想，而是非常有分寸地表达了通过挖掘《易经》可能产生的文化和教化方面的现实功能。这对中医界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谈到这里，可以简要地整理一下我的基本观点。当前，中医界是由两大学派的公开和非分开对垒构成的。坚持中西医结合研究方向和方法者，姑且称之为现代派；固守中医经典和传统思维方式的中医学者，暂且称之为传统派。尽管这种划分未必十分科学，但大体可以反映中医队伍的现状。从人员数量和占有资源来说，现代派已占压倒多数和整体优势。但即便如此，仅从人员数量和占有资源多少评价两大学派的学术思想的正确与否是不客观的。我们的研究表明，现代派在并非完全了解中医的概念、理论和诊治规律的情况下，比较盲目地运用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方法和手段研究、证实中医理论和临床经验，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却帮了倒忙，干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传统派反对用现代医学和现代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医，注意到现代派研究思路方面的问题，这无疑是正确的，不过，传统派忽视或否认中医学的自然哲学属性，不肯承认中医学的核心理论，诸如阴阳学说、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等存在的历史局限性，把中医经典奉为不可触碰和逾越的金科玉律，同样陷入不能自拔的逻辑悖论之中。因此勿需讳言，两个学派不存在孰是孰非问题，从根本上说来，两者都有本质问题，均存在严重的思路方法问题，只是各自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所谓两个学派之争，不过是一场思路不清，议题不明，没有判断标准，同时也不会有结局的“混战”，进而使整个中医界长期处于混沌状态之中。尽快廓清两个学派研究思路方法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并从这一现状中解脱出来，已成为摆在中医界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一切研究的重中之重。

基于上述，我在博文一开始便曾强调：“笔者在中医继承与发展的研讨中，历来不属于任何流派，只想就事论事，就问题谈问题，对《思考中医》的思考，同样基于这一原则。”一方面，对中西医结合研究的弊端进行系统梳理和质疑，另一方针对《思考》代表的传统派学术思想展开全面思考和剖析，并且还将进一步从两个方面揭示各自存在的根本问题。现在，在事关科学的问题上，我们已不再苛求自己，就象学术界不会苛求我们一样，坦率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旨在做抛砖之举，希望引起业内广泛深入地研讨、评论与批评，把思考推向更加理性、更加深刻、更加专业、更有见地的层次。使中医研究和发展尽快转移到正确的思路方法上来。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来自学术界的批评如何尖锐，对个人来说都变得无关紧要了。（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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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医教育，《思考》设专篇予以讨论，足见刘教授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他认为，“我们所采用的教育形式、教育方法，基本上与医科大学没有什么差别。大家现在同时学两套书，既学中，又学西，从形式上大家想想有什么区别呢？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所谓的现代中医教育，实际上是模仿了现代医学的一种教育。”（P19）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并非完全如此。在西医院校安排学习的那一点点比较基础的中医知识，想让这里的学生对此感兴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中医院校就不同了，中医课程比重大，作为重点考试科目你想不学也不行，但中医院校大多数学生对西医的兴趣同样不减，这也是不争的事实。至于学到什么程度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为了牢固树立以中医为主导的学习思想，围绕中西医课程的设置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中医院校曾有过一些争论，但大体保持在这一范围之内。最有创意的是，1985年建立的民办南阳张仲景国医学院开办了6年制中医少年班，旨在少年时期深深打上传统中医的烙印（该校1992年被撤销），但这种培养纯中医人才的模式并未引起中医院校的认可和效仿。

有感于蒲辅周老中医15岁随祖父习医3年后，即独立开业行医，而现在中医院校的学生学医4年还困惑糊涂，刘教授认为，“现代中医教育路子，只是一条培养造就下工的路子”，（P26）强调中医教育应采用师徒相授的模式（P27）。在中医界提倡师带徒，无疑是可取的。但师带徒的方式可多种多样，临床医师传帮带，指导教师带研究生，国家省级名医带高徒，均是师带徒的具体方式。这三种模式的师带徒都在实施当中，起到互为补充的作用。可见，情况并非刘教授所宣染的那么严重。至于强调十几岁跟师学医，这种模式的师带徒有可操作性吗？张仲景国医学院在运作期间开办6年制中医少年班，可能也是基于这一想法，最后却夭折了。尽管具体原因尚不得而知，但一些问题仍需思考：（1）生源从哪里来？如何保证把素质好的学苗招进来？我们知道，让孩子读正规和名牌大学是每一个家庭的愿望，故把孩子送到中医少年班是家长的首选还是无奈，直接关系生源的质量。（2）培养此类学生的定向目标是什么？课程设置是纯中医（包括传统文化），还是兼顾其他课程？知识结构是否合理？它与中医院校有何区别和优势？（3）师资队伍如何？是到处借用正规院校的老师，还是建立一支门类齐全、素质好的自己的师资队伍？这是保证教学质量的基本前提。（4）学生毕业后去向哪里？社会认可程度如何？说的实在一点，毕业分配情况如何？诸如此类，均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因此不能认定这是一条培养上工的路子。那么象刘教授想象的那样，不进学校，十几岁跟师学医，那是古代读私塾的培养方式。如果搞这种意义上的师带徒，学生是否需要学习其他方面的知识？假设需要，具体到哪里学？倘若不学，这样的学生如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可以想见，把中医教育拉回到传统的培养教育模式，既没有广泛的民意基础，又不符合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因而没有可操作性。因此，中医学继承发展的好坏与现实中医院校学生培养模式没有关系。借以全面否定现代中医教育，罔顾事实，实不足取。

在教育模式之外，刘教授非常重视中医院校学生的素质，他引用自己师父的话说：“中医不是一般人所能学的东西，必须清华、北大这样的素质的人才有可能学好中医”，“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高素质的人对中医不屑一顾，低素质的人压根儿又学不好中医，所以，其不废绝，为已幸矣！”（P40）因为这里强调了学苗的基本素质，应当说，这一说法尚有一定的道理。在我国现有教育体制下，无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和研究生，各个阶段都存在学生的基本素质问题。学习素质好的高中生都去报考包括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而大学是分档次的，并通过分数线明显拉开，故而不同大学的学生素质是不同的，这个素质直接影响其后续的学习方式、思维能力、观察能力、逻辑思辨能力、分析解决问题能力和知识水平。无论我们是否有勇气承认这一差距，差距是客观存在的。而我认为，只有承认这一点，才会知不足而奋起直追。但是，把中医学的兴衰押在学习中医者素质高低上，埋怨高素质的人不来学习中医，则是片面的。我们应当思考的是，为什么素质高的学生都去考名牌大学了，很少有人选择中医院校呢？刘教授认为，“高素质的人为什么瞧不起中医？这与环境的关系很大。现在大家身边所感受的都是现代文化的气息，都习惯了用一种文化视角看待问题，所以，从感性的层面讲，很难产生对传统、对中医有利的动力。”（P41）所谓与环境的关系很大，不过是一个托词。说直白一点，两个分数线差距很大的大学，凡是高素质的学生大多都会选择高分数线的名牌大学，一般不会降格以求。为什么中医院校的录取分数线大多处于低位，单纯从外部找原因，是于事无补的。关键在于，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对学生是否有较强的吸引力。客观地说，从科学的角度，中医学尚未加入科学共同体；而作为医学，中医学给大众的印象基本上属于传统文化，而《思考》全书不仅如此认识，还全部从传统文化的角度解读中医经典和《伤寒论》，倘若如此，去学文科好不好呢？面对这样的学科和学科地位，难道不会影响学生和学生家长的价值取向吗？！更何况刘教授极力推崇少年阶段师带徒的培养模式。

此外，刘力红找到中医教育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把经典变成了选修课。他认为，有了师承这个条件还不够，“还应关切和体悟她（中医学）的科学层面、哲学层面，以及艺术层面。而要真正地做好这一点，不借重经典是不行的。”（P34）关于中医经典，刘教授是百分百地相信和虔诚坚守。而我们的研究表明，中医理论确实存在不容忽视的历史局限性，并在相关文章中予以系统阐述。因而，中医经典需要学习，但绝对不能盲从，不分精华糟粕全盘接受。当然，在没有完全实现取其精华，除去糟粕的情况下，学术界必须保持必要的表面张力，一方面要努力学习经典，掌握要领精髓；另一方面应大胆理性地质疑经典，敢于推陈出新。至于对经典作为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其一要看《中医基础理论》是否全面摘取经典之精要；其二要根据本科、研究生不同层次的需求选修甚或通读；其三针对经典应当持有正确的学习态度。应综合各种因素做出合理的选择，而不是一刀切。说到这里，有必要谈一谈统编教材《中医基础理论》。

在建国初期，中医院校初创阶段，整理、归纳、梳理中医传统文献，编写中医基础和临床各科教材，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在当时的条件下，全面提取传统中医学精华，编写一部知识齐全、结构合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析理透彻、深入浅出的《中医基础理论》，是比较困难的。对此，后学者应当对当时所做的这一开创性工作心存感激。不过需要指出，在编写过程中不经意把编写者的认识植入相关教材中，导致现代中医学一方面继承了传统中医学，另一方面又用编写者的认知结构改造了传统中医学。表现最为突出的是，用现代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修改完善中医的阴阳学说；用整体观替代依靠象思维建立起来的天人相应思想；以病因、病性、病位和邪正消长转化的内涵定义“证”，改变了证作为疾病的临床表现的原有属性，在《素问．至真要大论》病机十九条确立的病机之外，推出一个与之重叠的术语，于是，以辨证论治替代审机论治，混淆了中医临床的诊疗术语和理论^[1、2]，至今尚未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综上所述，讨论中医教育问题，大多从外在方面找原因，做一些表面文章。人们不想也不愿意触碰中医学自身的问题，因而在中医学的科学属性和文化属性方面一直争论不休。试想一下，这些根本性问题未曾解决，其他任何方式的调整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参考文献

[1]梁茂新，郑曙琴．《中医基础理论》基本概念内涵的嬗变，中华中医药杂志，2010，25（2）：170-173

[2]郑曙琴，梁茂新．建国初期中医理论核心概念研究的得失，中华中医药杂志，2011，26（1）：18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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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到，在中医各类出版物中，在同一个学术语境下，证、证候、病机之类的术语长期混而杂陈，中医界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术语存在方式，似乎一切都相安无事，没有什么不正常之处，丝毫也不影响彼此间的学术交流与沟通。其实，中医学内部的根本性问题正潜藏在这些核心术语的逻辑矛盾之中，潜藏在借助这些术语建构的理论和学术思想体系之中。在1998年出版的《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中，已就这些问题做过系统阐述。或许人微言轻之故，相关问题非但没有收敛和减轻，反而愈演愈烈，出乎意料地冒出一些新术语，再度恶化了学术语境。读罢《思考》可清楚意识到，书中拷贝了这些术语现存的诸多问题，非常典型地把这些术语间的逻辑矛盾展示出来。

对于“证”，刘教授没理统编教材定义的那一套，他认为：“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存在，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变化，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存在与变化的这些因素的这个东西，都可以叫作证。”（P188）然后，他还非常自信和肯定地说，“如果要给证下一个比较确切的定义，我想就可以这样下。”那么这个有关证的定义能否站得住脚呢？根据给概念下定义的基本规则，被定义项=种差+邻近的属概念，在刘教授这个定义中，被定义项是证，而“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存在，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变化，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存在与变化的”为种差，剩余的部分理应是“邻近的属概念”。可是，看看“这些因素的这个东西”，虽然处在属概念的位置上，但怎么看也不象是“邻近的属概念”。他特别给出了“这些因素”和“这个东西”两个属概念，绝对开创了为概念下定义的先例，一次性给出两个含糊不清、关系捉摸不定的属概念。他既然制造了这个麻烦，就必须明确“这些因素”和“这个东西”是什么？两者是什么关系？而为中医学的一个术语下定义，“这些因素”和“这个东西”肯定不是中医学专有术语，也不是“邻近的属概念”。如果说“这些因素”马马虎虎有那么一点点意思，证无论如何不是个“东西”，即不可以把东西作为证的定义项中的“邻近的属概念”。在这个不伦不类的定义中，“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存在，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变化，凡是能够反映疾病的存在与变化的”究竟是什么呢？因为用了三个“凡是”，理应包括临床症状、体征、各种理化检测指标等。毫无疑问，症状、体征和理化检测指标这些现代医学的术语都能反映疾病的即时存在和动态变化。由此看来，刘力红为证所下的定义既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又极不严密，看不出是地道的中医术语，进而为证下了一个十分糟糕的定义。

那么，在刘教授的意识中，证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他指出，“在证里面它还有区别，有不同层次的证，比如中风是一个证，而组成中风的这些发热、汗出、恶风、脉浮也是证，不过这是下一层次的证，是子系统的证。这个是从更细的微分上来谈区别。证是机体对疾病存在与变化以及病因的反映形式，由于个体不同，这个反映形式也不尽相同。”（P191）如所周知，中风是中医的病名，中风的临床表现（发热、汗出、恶风、脉浮）中医界喜欢称证候，其实称症状也未尝不可。如此，刘力红教授所说的证，实际包括了中医的病和证候（症状），这样以来，便将疾病与疾病临床表现两者混为一谈。不过，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反而批评说，“秦伯末认为证、症二字无别，可以通用。而从证、症二字的造字含义去分析，则二字的差别甚大，证义广而症义狭，故两者实不可以通用。”（P199）刘力红教授把中风的临床表现发热、汗出、恶风、脉浮等视为证，实际已经认同在中医学中“证、症二字无别”。与秦伯末先生不同的是，他还认为证、病无别。正是如此赋予证既是病又是临床表现的双重属性，埋下了术语混乱乃至学术混乱的伏笔。不过，在刘力红教授这里，混乱才刚刚开始。

为了让人们全面了解证的属性和特征，刘力红进行了系统疏理和归纳，得出证的五方面特性。“其一，证反映疾病所在的部位，这是证的一般特性。比如胃脘这个部位疼痛，反映了病有可能在胃。头痛在前额，则说明病在阳明。也就是说证的部位与疾病的部位有一个相关性，这一点我们在辨证的时候应该考虑进去。”（P195-197）一旦从疾病的临床表现中抽象出病位，刘力红教授就在证、病无别和证、症无别之外，又增加了新的内容。我们知道，中医的病位指的是五脏六脏等，《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病机十九条中早已明确，病位是病机的基本要素之一。按照刘力红教授的说法，证与病机的病位属性无别了。当然混乱尚未结束。他说，“其二、证反映了疾病的性质，这一点对证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辨出疾病之所在，那当然是重要的。比如你通过证确定了这是太阳病或阳明病，但是，六经里面它还有一个寒热虚实之分，不区分这个性质，笼统地说这是太阳病或者阳明病，那还不行。比如确定了太阳表病，那你还得分一个伤寒、中风。伤寒、中风怎么分呢？这就要靠证。”（P195-197）由于证反映了疾病的寒热虚实性质，于是它又与病因、病性无别。当然，说到这里他也很清楚，“以上两个特性合起来，就是病机”，于是乎，证与病机全然无别了。关于证的第四个特性，则是“证的两面性。对于中医这个证的研究，我们应该把眼界放开来。证，其实就是疾病的表现”（P195-197），这与秦伯末先生所说“证、症二字无别，可以通用”，完全是一回事，他绕来绕去又回到证、症无别的认识上来。如此朝秦暮楚，变化之快令人难以置信。所谓“证的两面性”，经刘力红教授处理后已经变成了多面性。证既是病，又是症状、病位、病性、病因或病机。而这些恰好是中医理论和临床最为常用的核心术语，由于这些术语之间的关系全面混淆了，在同一学术背景下可以互换使用，偷换概念的现象普遍存在，中医理论也变成乱麻一团。

客观地说，中医基本术语的问题如此严重，并不是刘力红个人的问题，而是众多问题在《思考》中的一个缩影。这些问题长期充斥在中医理论体系之中，人们在津津乐道之余，并未发现有何不妥。其实，正是这些问题潜移默化地撼动着中医理论大厦的根基。并随着中医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日趋显现出来。

十五年前，我们系统讨论了证与证候、证与症（状）、证与病机、证与证型、证与病的复杂关系^[1]。概括说来，证和证候是含义既相同又有本质区别的术语，历史上，它们借以演变的早期文字證、証和候，都是指疾病显露于外的征象，即便證与候组合到一起以證候相称，同样保留这样的词义。在现代，也有不少人认为证与证候含义相同，即两者都是指四诊采集的疾病征象，延续了传统的认识。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认识，同样认为两者含义相同，但这个含义与疾病征象截然不同。例如，多数人根据全国统编教材的定义“证是机体在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的病理概括”，“它包括了病变部位、原因、性质以及邪正关系，反映出疾病发展过程中某一阶段病理变化的本质”^[2]而称血瘀证、痰湿证、痰瘀互结证和痰瘀阻络证，同时权威文献《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又称血瘀证候、痰湿证候、痰瘀互结证候和痰瘀阻络证候^[3]。于是，证与证候在现实的某些场合下以一种特殊方式再度统一起来。

证与症，症比證晚出于明代。早期表义相同，均为疾病显象于外的异常表现，自然与证候没有明显区别。中医界普遍认为症字是西医的专有术语，为了保持中医特色，不少人拒绝使用，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证与症字之间发生质变，主要是因为现代《中医基础理论》赋予证病理、病位、病因、病性等属性，才与症字分道扬镳。不过，学术界有时又将证视为疾病的外在表现，故证与症在某些情况下还维持着同为疾病征象的老旧关系。

证与病机，在历史上各自分工明确，证以證表达疾病征象的含义，而病机则由《素问．至真要大论》中的病机十九条的具体表述形式确定了内涵，即病机包括了病位（肝、心、脾、肺、肾、上、下）和病性（又可称病因，即风、热、火、湿、寒等）。现实的证则有两种属性，如《中医基础理论》赋予其病理、病位、病因、病性的属性，而学术界又赋予其疾病外在表现的含义，与证候意义相似。而现实所说的病机也发生了微妙变化，如《中医基础理论》认为：“病机是阐述病理变化的一般规律，主要的有正邪斗争、阴阳失调、气血失常、内生五邪、脏腑经络功能失常等。”与病机十九的内涵已有较大不同。

证与证型,后者是近三、四十年来推出的术语，主要基于西医辨病中医辨证相结合的需要，对病辖诸证分类管理而提出来的。顾名思义，证型即证的类型。根据西医疾病的症状表现（中医称证候）确定为数个不同的证，习惯上称之为证型。另外，比较一般的证也存在类似的情况。如虚证，其下位证气虚证、血虚证、表虚证、里虚证、气血两虚证、阴虚证、阳虚证、阴阳两虚证、脏腑虚证等，有时称之为证型。更有甚者，或将证舍去，直接称肾阳虚型、脾气虚型等。如果将证理解为具有病理、病位、病因、病性等属性，通常证与证型没有本质区别。若象刘力红教授那样将证视为疾病的临床表现，证与证型之间又另当别论了。

证与病，在古代证以證或証的方式存在，是病所属的临床表现。此外，《素问》所称的肝气虚、心气虚、脾气虚、肺气虚、肾气虚、肾气衰、阳气衰竭、肝气衰、肾藏衰、阴阳俱衰、肝虚、肾虚、脾虚等现代多称之为证，后赘一个证字即称为肝气虚证、脾虚证。但在古代，则通称为五脏病，故《素问》又有肝病、心病、脾病、肺病、肾病的称谓。在现代，证与病的关系又发生了变化，中医传统的病包括《伤寒论》的太阳病、阳明病，也包括《金匮要略》的咳嗽、痰饮、中风、历节、消渴、黄疸、虚劳、肺痿、肺痈、胸痹、寒疝、积聚等仍然作为病名保留下来，但五脏病肝气虚、脾虚等则分离出去，以证相称。而证则有两种情况，一是体现病因、病性、病位和病机，一是作为疾病的外在表现而使用，如刘力红教授所说的那样。另外，许多中医所称的病，换一个角度，又是疾病所属的一个症状（或称证候），如咳嗽、呕吐、泄泻、水肿等皆属此类。

事实说明，这些术语无论在古代、现代乃至古今之间，均存在彼此交叉、重叠的问题。时至今日，中医基本术语的混乱已经达到不可救药的地步。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这样的混乱人们仍然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行我素，还继续推出一些新术语，最为典型的当属证素。该术语推出近十年来，影响不断扩大，发表相关论文数千篇，已经成为973中医理论专项研究的重要内容。经考察，证素分为病位证素和病性证素两个方面，而病机恰好是由病位和病性构成的，故可认定证素不是什么新术语，只不过是传统病机的翻版^[4]。

把《思考》中中医基本术语的混乱，放在中医学术研究大背景下考察，足以反映问题的严重性、危害性和紧迫性。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医的继承与发展，中医理论的实验和临床研究，都无从谈起。比这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业内对这些术语仍然无所顾忌地使用，好象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并在一片混乱中引进现代科学和医学的方法和手段，证实这些术语的科学性。其结果只能讹以传讹，使伪科学和假科学充斥整个中医学术界，贻误后学，劳民伤财，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参考文献

[1]梁茂新，刘进，洪治平，等．中医证研究的困惑与对策，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8：123-134

[2]印会河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8

[3]SFDA.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试行），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2：30

[4]梁茂新.现代中医学基本概念逻辑矛盾剖析.中华中医药杂志，2009，24（3）：278-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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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思考》中，刘力红教授多次谈到我国著名红学家、古典文学专家周汝昌先生“将咬文嚼字作为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作为学习和研究中医学，看来确实需要掌握一定的咬文嚼字的功夫，按照过去的说法，要有一定的小学功夫。应当说，在中医队伍中，刘力红教授确实有一定的小学功底，他在书中也大秀了一把咬文嚼字，每个章节都免不了对一些关键字的形、音、义解读一番，确有一些讲解得比较到位，给我们上了一课。当然，也部分存在望文生义，有失偏颇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试着咬文嚼字一回。

    1．心

可以说，在“心”这个字上，刘力红教授花费的笔墨最多。因为他要讨论道器合一、形神合一、形气合一、形与神俱这样一些中医理论中的核心问题，加之心为“君主之官”，为“五脏六腑之大主也，精神之所舍”，故得到刘力红教授的高度重视。由于有了感情色彩，有了先入为主的认识，他对“心”的诠释就出了差错。

他认为：“在五藏心、肝、脾、肺、肾中，肝、脾、肺、肾都有一个月旁结构，而心没有这个结构。‘月’这个部首，《说文》把它归在‘肉’部，‘肉’当然是有形质的东西。所以，古人对肝、脾、肺、肾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它属于形而下这个范畴，属于一个形器结构。那么，心呢？心就不同了，它没有这个‘肉’部，也就是说它没有这个‘形器’，它是形而上的东西，而非形而下的东西。”（P23）经过这样的处理，他把五脏按形而上（心）和形而下（肝、脾、肺、肾）截然划分开来，其目的是引出更为深沉和厚重的理论问题。他接着说：“五藏的这个定位，不是一个简单的定位，不是一个轻松的定位，它是对整个中医的定位，是对整个传统文化的定位。这个定位我们也可以从五行的联系中去认识，像金、木、水、土这些都是有形有质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往下走的，因为它有重量，都受万有引力的作用，都属于器的范围。而火呢？唯独这个火，我们很难用形质去描述；唯独这个火，你放开后它是往上走的，难道它没有重量？难道它不受引力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形而上’，这就是道。”（P23）通过咬文嚼字，他顺理成章地得出了如此抽象的认识，似乎大大宏扬了传统文化和中医学。不过，事实并非如此。

《说文解字》释曰：心者，“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博士说以为火藏。”这里讲了两层意思，其一是人心长在身体之中，心字的造字法属于象形，看看《说文解字》和《康熙字典》心字的篆书，与实体心脏的外形酷似，进一步印证了《说文解字》确认心为象形字的说法；其二是在后汉．许慎著《说文解字》前，心在五行中的定位是不确定的，或曰土藏，或云火藏，但倾向于心为土藏。心作为象形字，不言而喻是根据实体心脏的外形造出来的。这说明，“心”理应是刘教授所说的“形器”，如果按照他的划分，自然属于有形有质形而下的东西。类似的情况还有“胃”，也是一个地道的象形字。我们知道，在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种造字法中，象形字是最基本的，其他三种造字法均在象形字基础上，结合意象、声似等充实而来。因而，若硬是要分出个形而下和形而上来，只能是象形字为形而下，五脏非心莫属；而肝、脾、肺、肾在保留形部月肉的前提下，又通过声似进行适当抽象，应当属于形而上。另外，在心为土脏还是火脏尚未准确定位的背景下，诸如形而上之类的借题发挥便不着边际了。

由于他把心这个象形字错误理解为没有形质、形而上的东西，后续的一切讨论分析均经不起推敲。他由自己确认的心的形而上扯到五行中火的属性，发现“唯独这个火，我们很难用形质去描述；唯独这个火，你放开后它是往上走的，难道它没有重量？难道它不受引力作用？这就是所谓的‘形而上’，这就是道。”似乎道理讲得很深，显得很有哲理。其实，如果把五行之中的火仅仅理解为“往上走”的火，跟引力、形而上和道有什么关系呢？在五行中，至少火还是相对独立的、抽象的，而燃烧着的火就不同了，你感觉它“往上走”，实际上火哪也去不了。道理极其简单，所有的燃烧都不是火在燃烧，而是可燃物在燃烧（氧化），故而所有的火都必须依附于可燃物，依附于木、土、金、水。没有可燃物，火就没了。只要可燃物在地球上，火就休想脱离可燃物。说到这里，由心字引出这么多毫无相干的事情，确实感到很无聊。事实说明，为了构建一个自己内心中的传统文化，刘力红教授竟然不顾《说文解字》的注释，背离了咬文嚼字的基本常识，给传统的心字赋予那么多不该承载的东西。

2．湿

讲到《伤寒论》的阳明篇，自然论及脾胃及其属性和功能。脾气升，胃气降；脾属湿，胃属燥，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两者升降协调，燥湿相济，才能完成运化水谷的生理功能。刘力红照例对燥和湿的形、音、义注释一番。

他认为，“湿的形符为‘氵’，说明湿与水有关联；湿的声符为显，显是什么呢？我们常常与显连用的一个字就是明，明显或者显明。”（P229）于是，他围绕显字大做文章。“是什么东西能够让我们获得明显和显明？白天是太阳，夜晚是灯火。太阳也好，灯火也好，都是阳的象征，阳能使之显，阳能使之明。故显者阳也，阳者显也。”（P229）明确了显的含义后，由此给湿下定义：“水加阳为湿，阳蒸水动以成氤氲为湿。”（P229）后续又重复说，“水在天上即为湿，水在空气中弥漫、氤氲即为湿。”（P230）在这里，他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咬文嚼字的前提是，首先明确这个字是否有繁体字，甚至有几个繁体字，然后从繁体字入手做形、音、义的考察。显而易见，对湿咬文嚼字，必须从湿的繁体字“溼”入手。仅从湿这个简体字偏旁“显”展开讨论分析，尽情发挥，不可能对湿得出符合传统意味的正确认识。

由“溼”左侧的形符可知，“溼”离不开水，右侧则由三部分组成，上面的“一”，代表地表层，下面的“土”自然代表地表层以下的土地，说明这个“溼”又离不开土，即水渗到土里，才能称之为湿。“一”和“土”中间这个“丝”状的字读YOU，《康熙字典》释义：微也，微小也，细微也。表示水入细入微渗透到土壤中的状态，这是一种和谐的状态，不是水少或水多的旱、涝状态。脾在五行中属土，尽管它喜燥恶湿，从中医学角度，它必须与水零距离接触，才能实现运化水谷的功能，因而这个“溼”真实表达了它的初始意义，与五行学说和中医理论完全相契合。可是，在刘教授那里，“水在天上即为湿，水在空气中弥漫、氤氲即为湿”，这个湿跑到天上去了，跑到空气中了，全部离开脾土，那么这个脾土肯定就完蛋了。

说到这里还应明确，繁体字中还有另外一个湿字，即“濕”。若用它来玩味，解释五行中这个湿，就明显不靠谱了。“濕”右面的字读“显”，上面日字当头，下面是火在烧烤，这个“濕”不在土中，与脾土没有关系。正因如此，由其咬文嚼字回答中医的理论问题便相去远矣。

3．休、息

《思考》在阐述阴阳的体用关系时，用休息做比如。他在解释完“休”的含义后说，“什么叫‘息’呢？现在大家往银行里存钱，为的什么呢？为的就是这个‘息’。”由此确认，“这个‘息’就是增加的意思，通过存钱使利益增加了，所以叫利息。休息呢？很显然，就是通过这个休的过程，使我们在工作中消耗掉的精神体力得到增加，重新恢复精力充沛的状态。”（P86）实际上，休和息表达的字义是相同的，两字可以互训，如《辞海》云：休，息止也。息，止也，休也。当休与息组合在一起，便为双声词，保留了两字原来的字义。这里面并不存在银行存钱、利息之类的意思。在两字造字之初，在以物易物的历史时期，哪里来的钱庄、银行和利息啊。

4．胆

《思考》注释胆字（P280），同样忽略了繁简字之间的关系，用“旦”释义，显然不妥。胆字俗借为膽，《说文解字》曰：膽为肝之府而连于肝也。《辞海》注云：旧说果敢之气出诸膽。讨论的正是胆的功能等问题。事实说明，只有对“膽”咬文嚼字，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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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问．上古天真论》指出：“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强调阴阳和术数在认识事物内在规律和祖国医学的重要作用。关于阴阳和阴阳学说，这里毋需多说。而术数在现代中医学中则很少介绍，刘力红教授专门谈论这个问题，有助于普及相关知识和加强对传统中医学的理解。不过，他在讲解这个问题时，极力推崇其应用价值，从象数角度拓展其现实功能，不适当地夸大了它的作用。因而有必要分析、讨论这个问题。

想要了解“术数”的含义，必须还原为繁体字“術數”。单就“術”、“數”而言，《广雅》云：“數，術也。”而《辞海》引注：“術”者，邑中道路也；凡推行之方法曰術。归结起来，“術”和“數”可以互训，皆有技术、方法、技巧的含义。古代十分流行的说法：“医者，仁術也”，讲的正是这个意思。两者合在一起，術數便组成一个双声叠韵词，《辞海》释云：“占筮、占候等以阴阳五行、生克制化之理，推测人事之凶吉者，总称術數（此后用简体）。”《四库全书总目·术数类》进一步明确说：“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传以杂说耳。”此外，术数尚有权术、策略、治国方略等旨义，与技术、方法和技巧表意相似。由此可见，“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前后两句当属互文见义。亦即，阴阳中有术数，术数体现阴阳，阴阳与术数是一回事。根据《四库全书》的“数学”类所讲，《周易》卦爻的象数，可以说是一切术数的基础。即《周易》之“象”指卦象和爻象，指征卦爻所象之事物及其时位关系；“数”指阴阳数、爻数，乃占筮求卦之基础。对术数和象数有了这样一个初步的认识，即可对刘力红教授的观点做出比较客观的判断。

刘力红教授认为，“传统文化最具特征的地方则是她的阴阳术数体系”（P164），这个体系“数里面有象，象里面有物。因此，传统文化里专门有一门‘象数’学，就是探讨象与数之间的关系，进而探讨数与物之间的关系。”（P165）应当说，这样一些说法大体没有错。他接着说，“一六这两个数表征水，有一个水的内涵，北方的内涵；二七表征火，有火的内涵、南方的内涵；三八表征木，有木的内涵、东方的内涵，余者依次类推。”这样以来，数便携带相关信息进入阴阳五行体系。至于“古人制方的大小，用药的多少，以及每味药的具体用量，就是依据这个象数的学问。”（P165）这种说法过于绝对，应当两方面看，古代医学确有按照这种思维方式遣药制方者，但并非完全如此。于是，问题就来了，基于医学和科学的角度，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刘力红教授在示范性给几首经典名方做解时，即运用了象数技巧，并充分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谈到白虎汤，他认为“白虎这个名字妙不可言”，具体妙在哪里呢？“白虎不仅代表西方，也代表秋三月”，阳明病的主要原因是火热，“现在白虎来了，秋三月来了，气转凉爽，不复温热，阳明的性用便会自然恢复。”（P265）一个方名就起这么大的作用，确实有点玄了。回到象数上，“首先是它的药味，白虎汤用药共四味，‘四’是什么呢？河图云：地四生金，天九成之。四为金数，为西方之数，此与方名相合，与申酉戌相合；其次是君药石膏色白味辛，白为西方色，辛为西方味，此又与方名相合，申酉戌相合；再次看诸药之用量，君药石膏用一斤，臣药知母用六两，一、六是什么数呢？河图云：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知一、六乃为坎水之数，乃为北方之数，白虎本为清泻火热之剂，火热何以清之，以寒水清之，以北方清之。西方而用北方之数，这不但是以子救母，变为金水相生。”如此方解，传统思维意味确实很浓，所论有滋有味，也未尝不可。讲到这里他话峰一转，十分感慨地说，“只这一招，白虎的威力便陡增数倍”，这一下子便把我们搞糊涂了。象数的威力如此之大，具体使疗效增加了几倍？如何知道增加了这么多倍？按照他的说法，白虎汤的作用是由五方面促成的，一是“白虎”这个名称起得好，二是方中用药“四”种符合术数，三是君药石膏色白符合五行西方金位，四是石膏味辛符合五行西方金位，五是石膏与知母君臣两药剂量为一、六，成坎水北方之数。这五种因素叠加使白虎汤产生如此神奇的功效。请问这五种因素各自的疗效贡献率究竟有多大呢？估计这个问题不太好计算和回答。再看看这个一、六之数搭配，也并非十分严密。一斤的‘一’和六两的‘六’不是一个重量单位，如何构成天一地六之数？！如果说在天地之数搭配上重量单位不同没有关系，那么，用石膏一斤，知母六钱可否？石膏一两，知母六两可否？石膏一斤，知母六铢可否？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在刘力红教授确认的促成白虎汤治疗作用的五种因素，没有一个与各药的本草功能相关，全部是传统文化方面的、虚无飘渺的东西，真正属于医学的东西全部被抽象掉了。

针对方中另外两药，他接着说，“佐使药粳米用六合，亦为此意，且粳米之用为生津，故亦宜用水数。剩下是甘草用二两，‘二’是什么呢？‘二’是南方火数，在泻火之剂中为什么要用一个火数呢？以石膏、知母皆大寒之品，虽有清泻火热之功，却不乏伤伐中阳之弊，以甘草二两用之，则平和之中又具顾护中阳之妙。是方走西北而不碍中土者也。”（P265）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石膏和知母虽然斤两不同，但毕竟都是重量单位。而粳米的量却是用容器确定的，这不乱套了吗？又如何体现象数呢？如果这种情况也允许的话，请问，粳米原用六升，可否用六石、六斗、六合或六盏取而代之呢？这也同样符合象数原则啊。同样，甘草改用二斤、二钱或二铢呢？另外，甘草并非性属温热的火药，仅剂量涉及“二”，就产生了火药之性，哪里有这样的道理呢。现在，我们初步领教了刘力红教授诠释的中医象数学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由于他对象数掌握的炉火纯青，自然不断拓展其应用对象。他用象数方法对小柴胡汤（P310）、桂枝汤、十枣汤、当归四逆汤进行解析（P311），这里不予赘述。但他对炙甘草汤和当归四逆汤的分析另有特别之处，还是需要劳神再看一看。

他说，炙甘草汤“是一个养阴的方剂。方中大枣用量是三十枚。三十是一个群阴会。我们将十个基数中的阴数（偶数）二、四、六、八、十相加，会得到一个什么数呢？正好是三十。十基数中的阴数总和就是三十，所以我们把它叫‘群阴会’。”随后他断言，“既然是这样一个数，那当然就有养阴的作用。”而当归四逆汤“用治手足厥寒，脉细欲绝之证。从当归四逆汤的方，从当归四逆汤的证，可以肯定它是一张温养阳气的方。是方大枣用二十五枚。二十五又是一个什么数？是一个‘群阳会’。我们将十基数中的阳数一、三、五、七、九相加，就正好是这个数。”表面看来，刘教授说得头头是道，实际上这里面矛盾四伏，难以自圆其说。例如，炙甘草汤是九味药，冲着九这个最大的阳数，它如何成为滋阴的代表方？方中炙甘草为君药，本身不是滋阴药，全方如何体现养阴的基本功能？由大枣三十枚认定全方是群阴会，另外八种药的作用哪里去了？其中的生姜、桂枝又当做何解释？另外其他确属养阴的方剂是否也符合象数这样的安排呢？至于当归四逆汤也是如此。作为君药，当归本身并非大温大热之剂，何以将本方定为温养阳气之剂？靠大枣二十五枚这个阳数之和就能决定全方的纯阳属性吗？为什么不用回阳救逆的代表方剂四逆汤来说事呢？大概是因为方中附子一枚、干姜一两半、炙甘草二两，从象数角度难以破解之故吧。

另可注意到，为了深入说明问题，刘力红教授还特殊介绍了一位盲医的治疗经验。不管治什么病，这位盲医都用绿豆、红豆、葡萄干、黄花菜等这些日用食品，唯一的区别就在这个数上。张三的病，他用二十颗绿豆，二十颗葡萄干，李四的病，他用二十一颗绿豆，二十一颗葡萄干。他认为，这种治法就要联系到象数这门学问了。（P311）“这位盲医善于用数来治病，而我们循流探源地追溯上去，张仲景才真正是中医用数的鼻祖。”（P311）刘教授如此娓娓道来，显然认可了这位盲医的治疗经验。更为蹊跷的是，他认定医圣张仲景是中医用数的鼻祖。大家想想看，固定用绿豆、红豆、葡萄干和黄花菜等几种食品，根据疾病不同反复调整各自的数量，就把所有的疾病都解决了，天底下会有这等事情吗？这不是典型的江湖骗子吗？！这样的人还允许他行医，医疗卫生管理部门都干什么去了？！难以置信的是，就是这样的冒牌医生刘教授还要信，那你判断医疗行为科学性的底线又是什么呢？！尤其不解的是，竟把这样的骗术与张仲景扯到一起。现在不妨比较一下，张仲景《伤寒论》用方113首，用药89种；《金匮要略》205方，用药大致155种。借助这些药物，他总结出许多用于临床屡试不爽的传世经方。一个用数调剂几种食品治病的人，怎么能与张仲景相提并论呢。

事实说明，由象数的原理为方剂做解，没有普适性，更谈不上客观性和科学性。如果对个别经方单纯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玩味一番，游戏一通，只要不硬性把象数处理后的结果往药物的功能、疗效和科学性上拉，本来无可厚非。但刘力红教授不是这样，他对象数已经痴迷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他看来，由全方药物数、方中两药剂量数之和（不管计量单位是否相同）、药物个数等各自体现的象数，可以决定方剂的功能和作用强度。他强调：“讨论《伤寒论》的用量，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重量，一个是数量。这两个问题有联系，但在本质上又有差别。重量不同，量变了会发生质变；而数不同，同样的也可以发生质变。对于第一个质变，我们容易理解，现代用药的剂量就是这个含义。而对于第二个质变，由数而引起的质变，我们往往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相信。”（P313）这里的数量，就是刘教授所说的象数。在他看来这个象数变了，与实际用量的改变一样，“也可以发生质变”，使方剂的临床作用产生本质性改变。至此，我们完全领略了刘教授的宣讲的象数思想和他对象数的迷恋。看来，刘力红教授对象数确实已经熔化吸收到血脉里，进入走火入魔的状态。以致于连如此简单的常识和起码的是非判断都搞不清了，我们还能指望他什么呢？！

说到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早期医家采用象数原理遣药制方，毕竟治好了许多疾病，对此应当如何解释？应当说，我国古代象数原理在中医学中的应用存在两种情况，一是用象数原理指导遣药制方，二是治后用象数原理解释方剂治疗作用（做方解），这两种情况是明显不同的。第一种情况组方治疗疾病如果确实有效，也不能证明象数在医学方面的应用有科学性。原因在于，中医临床多复方为用，相同功能的药物通常配伍多种，对这些药物按照象数原理有所取舍，多用一种或少用一种通常不会影响疗效；为了满足象数原理对具体剂量做适当调整，符合奇偶阴阳之数，一般不会导致现在所说的量效关系的明显改变，因而也不至于影响疗效。第二个问题就比较好理解了。一首方剂治疗某种疾病已经取得确切的疗效，是什么道理呢？这就涉及到经方、时方和历代其他名方的解释问题。后人的任何解释，都是以自己知识背景和理解所做的“事后诸葛”式的讨论分析，正如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利波特一样，你从任何角度理解和解释都可以，但科学的解释只能有一个，且基于象数原理的解释不可能是科学的。

原文发表在2013年《科学文化评论》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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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开篇即曾指出，刘力红教授《思考》刊行获得成功，与“作者对传统文化、传统中医和传统思维的热爱和痴迷，把握地较为贴切和细腻，又具有一定咬文嚼字功底，再加上敢于发挥，善于联想，三教九流，涉猎较广，很大程度上吸引了人们的眼球”有关。看一看他具体涉足的范围，就会对其三教九流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在传统文化方面，《思考》引用最多的是《周易》，另有孔子《系辞》、《论语》，左丘明《左传》、《周易参同契》等。不仅如此，他对古代的音乐、绘画、诗词等均表示了浓厚的兴趣，行文中多有谈及。仅凭这些方面，足以让人们刮目相看。不过，他的兴趣远不止这些。他时不时借题发挥，诸如风水、看相、十二生肖、文字简化、女权、马俊仁教练、女性着装、富二代、美国大兵、巴基斯坦前总理谢里夫等，都是他广泛议论的内容和用来调剂的“佐料”。

关于男女平等问题，他认为，“在社会的角度，阳（男）作为主导的地位就更为明确”（P79），故而他“始终对男女平等的提法持保留意见，男女不可能平等，也不能平等。除非你能让男人来月经，让男人生孩子。还是女的来月经，还是女的生孩子，你却要搞男女平等，其结果会怎样呢？从长远的利益来看，从根本的利益看，损失的还是女性。”（P284）显然话说得粗俗而另类，这里不去评价他的观点是否正确，主要对这样一种写作方式感到难以恭维。一部解读中医经典《伤寒论》和《内经》的著作，东一棒子，西一榔头，说到兴致之处，则大侃一通，不可避免就变味了。说其是一本百科全书吧，恐怕不会有人相信；说是一个拼盘和杂烩，又有点不好意思。无论如何，倘若人们看过后的第一感觉是中医原本就是这个样子，不伦不类，里面什么都有，那便适得其反了。

其实，《思考》中谈论经典以外的内容中，最多的还是现代物理学。他用了相当的篇幅在多个章节大谈特谈现代物理学的内容。诸如经典物理学、量子力学（P8）、经典力学、力学（P9）、碰撞机（P17）、基本粒子、分子、原子、原子核、电子、质子、中子、介子、夸克（P22）、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P8、190）、布朗运动（P204）、守恒与非守恒、对称性原理（P476）、明物质和暗物质（P477）等，都是他津津乐道的。看到《思考》中的这些内容，如果不知道底细，还以为刘力红教授是一位研究物理学的专家。从其在物理学方面涉猎如此广泛，大致可以确认：在中医界，刘教授的物理学是最好的。

在他探讨现代物理学时，仍然穷追不舍地对杨振宁教授严加批评和指责，他说，“像杨振宁教授，他专注的是现代物理学，更具体地说他专注的是理论物理学的某个分支。但是，杨振宁教授又非常专注中国的传统文化，关注传统中医。以杨教授这个极高的天赋，他可不可既做一个大物理学家，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同时又做一个中医专家呢？这一点不可能！鱼和熊掌不可兼得。”（P267）换言之，你杨教授是搞现代物理学的，中医学术方面的事你不要干预，你即便说了也说不到点子上。由此不难看出，刘力红教授为人确实不够厚道。自己本身就不是搞物理学的，却在《思考》中用大量篇幅、多个章节对现代物理学高谈阔论，这又当做何解释呢？说实话，任何人没有理由干涉刘教授兼顾现代物理学研究，问题在于，你指责和教训别人，不允许跨学科研究，做鱼和熊掌兼得的事情，为什么自己却乐此不疲呢？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既然刘教授在现代物理学中潇洒走上一回，又有哪些高见呢？在认真阅读他关于现代物理学的所有论述后，我们感到十分庆幸，可能照顾到阅读者的水平，他讲的皆为常识性东西，尚未触及尖端深奥的内容。但他免不了拿中医学与现代物理学比较一番。在什么问题均未搞清的情况下，他认为，“中医的理论太美了，太完善了，在我看来，她完全不亚于相对论。”（P190）在中医界，可能没有人不希望中医学能与相对论平分秋色、等量齐观，但是人们有理由知道，中医学与相对论是否有可比性？究竟中医理论在哪些方面不亚于相对论？中医理论和相对论对古今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度究竟有多大？遗憾的是，他未有任何说明，未做任何铺垫，就得出如此绝对的认识。在谈到明物质和暗物质时，他也以同样的口吻说道：“古人在讲明物质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了暗物质，在意识到或看到一个由明物质组成的世界时，就同时意识到或看到了一个与之相对的由暗物质组成的世界。在对称到不对称，在明物质世界到暗物质世界，这个认识过程它是同时的。没有说在认识对称性、在认识明物质后，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才又认识到了不对称性，才又认识到了暗物质世界。在传统的学问中完全没有这个过程。”（P477）这段话讲完后，刘力红教授没有告知哪部传统文献中明确谈到了明物质和暗物质；也没有明确是哪位古代科学家用什么方法（如数学模型）和手段（相关仪器）检测和计算出来的。令人不解的是，刘教授在物理学史方面如此重大的发现，中国科技界竟然至今麻木不仁，有关部门对此不闻不问，真是岂有此理！但换个角度，考虑到他未能提供任何具体线索与证据，并有口无遮拦的讲话习惯，对于科技界的冷漠似乎又是可以理解的。于是，我们推测刘力红教授的这些重大发现，莫非是在唯独他自己方可进入的“内证实验室”里发现的？倘若如此，他在中医学之外兼得的物理学史方面的重大发现，可能又是一张勿需支付任何成本的空头支票。事到如今，在刘力红教授反复不断的刺激免疫下，中医界抗忽悠的能力应当有所增强了。试问：还有多少人会相信这样空穴来风的说教呢？！

既然说到鱼和熊掌的问题，不妨顺便多说几句。实际上，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是思想深邃，学识渊博、触类旁通、多才多艺的通才、全才。这是他们触摸科学巅峰、成就科学伟业的必备条件。牛顿既是物理学家、数学家，又是哲学家，虽然晚年醉心于炼金术和神学，仍不影响其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达芬奇是意大利文艺复兴乃至整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他是一位博学多识、才华横溢的画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医学家、生物学家、地理学家、建筑工程师和军事工程师。把科学与艺术完美结合起来。爱因斯坦创立了代表现代科学的相对论，为现代物理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是与牛顿齐名的大师级科学家、物理学家、思想家和哲学家。笛卡儿则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理学家，解析几何的创始人。黑格尔称其为“现代哲学之父”。一位真正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通常既是物理学家，又应是数学家和哲学家，他如果没有数学和哲学方面的功底，就不可能问鼎诺贝尔物理学奖。毫无疑问，他们都是鱼和熊掌兼得者。同样在我国科技界，也不乏这样的科学家，如茅以升、钱学森、华罗庚、李四光、童第周、周培源等，都是我国科技界既专又博的大师和精英，同时又有高尚的道德修养和人格魅力，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说到这里，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个众所周知但业内通常又不愿意承认的问题，由于人才和人才知识结构的自身缺陷，导致中医界总体知识水平和科研能力与其他学科相比差距甚大，并且这个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不断拉大。不证实这个问题，孤芳自赏，妄自尊大，目空一切，中医学术研究只能步履维艰，每况愈下。因此不仅希望在中医界出现鱼和熊掌兼得的专家，还应虚怀若谷欢迎其他学科的专家学者客串中医药学，从不同角度思考和研究中医，借以推动中医药学术进步，同时也成为鱼和熊掌的兼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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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远古时期，古人就已知道人的生长壮老已、生理、病理与地理、方位、气候和物候变化息息相关，并采用象思维的方法认定机体结构也与天地相应，即自然界里有什么，机体便有与之相应的脏腑、体窍和经络。可以看到，在《内经》中，有关五方、运气、节气、季节等术语和内容贯穿全书，是传统中医须臾不可离的。客观地说，这些内容里面潜藏着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对中医诊断和治疗疾病具有重要意义，需要进行深层次挖掘。

不过，经典中论及的地理、方位、气候和物候囿于古老的中原大地，导致借以建构的中医理论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亦即，离开了早期的中原大地和后来的整个华夏大地，这些理论没有无限外推的延展性和普适性。在学习、认识和研究地理、方位、气候和物候与中医学的关系时，理应采取客观科学的态度，辩证地对待这些问题。但在《思考》中，我们看到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1．地理方位与物候

刘力红强调学习经典应从文字开始，应当说是没有问题的。他在训诂“味”字时，讲得随性一些，聊到四川为什么叫作天府之国，他认为，“因为这个地方的物产特别丰富，味特别丰富。而我们反过来思考，为什么这个地方的物产丰富，味属丰富呢？因为它属未，属西南，属土，土生万物。”（P63）这是刘教授用五行学说对天府之国所做的解释，如果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这样解释未尝不可。如果认为这是一种科学认识，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中国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地方并非一个天府之国，不然如何养活13亿人口。而在世界范围内，物产丰富的地方就更多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些地方“不在五行中”，不属于五行中的任何一行，其物产丰富又当作何解释呢？

2．节气与人体结构

刘力红教授在解释“肺主治节”时，批评了《中医基础理论》把“治节”说成“治理和调节”的观点，认为“治节”的“节”就是二十四节气。并举例说，“‘肺主治节’，我们还可以从其他一些方面来思考。肺处胸中，其外包以肋骨，大家数一数，肋骨有多少根呢？左十二，右十二，一共是二十四根，正好是二十四节气这个数，这是巧合还是必然呢？是一年先有二十四节气变化，还是先有二十四根肋骨呢？大家可以思考这个问题。”（P61）这个问题本来没有必要思考，因为无论如何都是天在前，而人在后。刘教授引出这个话题意在说明，天有二十四节气，人才有二十四根肋骨。这与《灵枢．邪客》所云：“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森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月困）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可谓一脉相承，应当说，刘教授进一步丰富了经典的内容。《灵枢．邪客》所论充分体现了天地人相应思想，在自然界方面，涉及天地、日月、九州、风雨、雷电、四时、五音、六律、冬夏、十日（旬）、十二辰、阴阳、岁、高山、深谷、十二经水、泉脉、草蓂、昼夜、列星、小山、山石、森木、聚邑、十二月、地不生草26种物候和气候，人与之相应的包括形态结构、功能、婚育等也有26种。这些相应关系一部分是常识（如“天有昼夜，人有卧起”），一部分属形象比如（如“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多半经不起推敲（如“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个别则荒诞不经（如“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科技水平十分低下的条件下，依靠取类比象建立人与天地之间如此复杂的对应关系，有基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合理性，但并不能说是科学的。效法这种象思维方式把二十四节气与人的二十四根肋骨联系起来，同样没有科学性。检验的方法很简单，我们知道，地球赤道线南北两侧5-10度间区域的气温平均接近30度，这里没有二十四节气，生长在这里的厄瓜多尔人、马尔代夫人、印度尼西亚人、基里巴斯人、肯尼亚人和索马里人，他的肋骨是多少根呢？考察一下不就清楚了吗？同样，还可到北极考察一下生活在那里的爱斯基摩人，他们每年有近半年时间生活在黑夜里，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严寒和暴风雪里与大自然抗争，这里也没有二十四节气，与赤道地带相比可谓冰火两重天，考察一下他们的肋骨有多少根，再下结论也不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赤道人还是爱斯基摩人，绝对不可能因为没有二十四节气，而只长二、四或六根肋骨，那样整个胸腔自然就会塌陷，心肺等胸腔脏器便无法得到保护。

看来，刘力红教授非常得意在经典之外发现了二十四节气与二十四根肋骨的天人相应关系，他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又发现“节与关节也有关联，我们先看一看人的四肢大关节一共有多少？一共有十二个，每一个关节由两个关节面组成，合起来还是二十四个面，这里一个面与节气相应，一个面与中气相应。四肢应四时，每一肢有六个关节面，正好成‘六气为一时’。”于是，天有二十四节气，人有二十四个关节面的创新认识又产生了。不过，还是建议刘教授不要过于兴奋。因为证实这个假说很难，证伪它却非常简单。只要在考察赤道人和北极人肋骨数量时，顺便把关节面的数量一并考察一下，一切便大白于天下。

说实话，的确没有必要因为刘教授的这个观点去赤道和北极考察一次。稍有一点生活常识（用不着医学常识），都会对肋骨和关节面数量与二十四节气的关系做出正确的判断。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刘力红教授在时过二千余年后，仍然用象思维的方式探索严肃的医学科学问题，竟然得出如此与众不同的认识。在惊诧和无奈之外，人们还能说些什么呢？

3．地域与身高和太阴病

人的体质和健康与生活的地域环境有关，这已是一般的医学常识。如辽宁沿海地区高血压病多发；河南林县食管癌发病率居高；山东高密为全国氟中毒较为严重地区之一；改革开放前黑龙江省克山县克山病罹患率高；地方性甲状腺肿江苏、浙江和上海等地多见；我国安徽、江苏、江西、四川、湖南、湖北、云南7省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区。诸如此类，足以说明地域对人体健康影响甚大。

当然，刘力红教授的发现不属于此类，他确认，“北人的个头普遍较南人大，四肢较南人粗壮”，原因何在呢？“就因为北人土气强，南人土气弱。四肢肌肉不发达，个头当然就小了。所以，大家对这样一个南北的差异要弄清楚，要知道南方人有一个比北方人容易患太阴病的基础。”（P380）确实，近年来全国各省男女平均身高统计数字表明，南方人个头相应比北方人矮一些，原因何在呢？刘教授的解释是“北人土气强，南人土气弱”，人们当然会问：什么叫土气强和土气弱？如果这个“土气”指的是中医的“脾气”，那么南北方人脾气强弱的指标又是什么呢？可见，他的土气强弱说未能提供任何可供明确判断的信息和指标。实际上，影响人的身高的因素是比较明确的，除自然环境外，诸如经济条件、生活方式、饮食习惯、遗传基因等都从不同角度影响人的身高，不可能用一个模糊不清的“土气强弱”就解释清楚。

提供一组不同国度的人均身高数据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选取与中国不同和相近地理位置的几个国家，统计各国人的平均身高，结果世界最高的是荷兰人，为182.5cm，澳大利亚人177cm，新西兰人175cm，马尔他人169.9cm，中国人169.7cm，蒙古人168cm，朝鲜人158cm。其中荷兰地处北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大洋洲，在南半球，马尔他人生活在地中海中部的岛屿上，至于蒙古人和朝鲜人就不必说了。当在整个地球村讨论这个问题时，自然环境和南北地域之类的影响因素明显淡化了，生活条件和生活水准几乎成为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另外，身材高大与矮小，跟疾病和寿限没有必然联系，四川人身材偏瘦小一些，但全国各省人口平均寿命普查表明，他们的平均寿命为75．0岁，高于北方省份如吉林的74．0岁，内蒙的73．8岁，山东的72．3岁，黑龙江的72．1岁。按照刘教授的说法，南方人有“容易患太阴病的基础”，客观依据又在哪里呢？你做过太阴病（当然必须明确具体指哪些疾病）的流行病调查吗？如果有这方面调查，把结果公布出来就可以了，倘若没有做，你的结论是哪里来的？难道这是五行学说可以推导出来的吗？

说到这里，顺便谈一下我国的宜居城市。其评价标准理应包括交通、空气质量、居住环境、气候、生活设施、生活成本、治安、职业发展潜力、收入水平、人文环境、餐饮娱乐、医疗条件、人均寿命等。中国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十个城市选定为威海、青岛、大连、厦门、珠海、杭州、成都、桂林、苏州和上海。南方的城市占了2/3，天府之国的省会也榜上有名，这也比较符合天府之国“物产特别丰富，味特别丰富”的实际情况。

事实说明，刘力红用“土气强弱”认定南北方人身材高矮和易患太阴病，纯属无稽之谈，没有科学依据。

4．长江和黄河源头与肺的生理功能

在讨论中医肺的生理功能“肺为华盖”、“肺为水上之源”时，刘力红教授十分感慨，他说：“坎水居西，这不正好说明了长江、黄河的这个源头，这不正好印证了‘肺为水之上源’的这个说法。”（P203）“肺属金，五行中金质量重，为什么从属性上这个质性最重的肺反而居于‘华盖’之位？为什么高海拔的山脉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这些都是义趣很深的问题，思考这些问题必定有助于我们对中医的理解，必定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传统文化的理解。”（P204）说到这里，他诱导人们进入他的情感世界，“你是否对我们将长江、黄河的源头，将唐古拉山、喜马拉雅山与‘肺为华盖’、‘肺为水上之源’这样一些看似毫不相干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也感到同样的惊讶不已呢？”（P204）应当说，我们的先人在步行和骑马作为交通工具的简陋条件下，发现西部地理位置之高（高海拔），又发现长江和黄河的源头，这在历史上确属了不起的事情。而把肺的生理功能与之联系起来，把肺归属于五行之金，与西方同行，显然运用了象思维的方法。而确定肺属金，与西方同属一行时，还应明确和照顾到其他四脏与另外几行和各方的关系，因而借助象思维建立的这种关系在当时同样是不简单的。但现在看来，这就是用象思维把中医的肺与西部的地理地貌联系起来，借以确立了肺为水之上源等生理功能，仅此而已。至于“为什么高海拔的山脉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这些都是义趣很深的问题”，其实没有刘教授说得那么严重。因为你在中原大地和华夏大地上看，高海拔的山脉绝大多数都位于西部，如果换个方位，你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看，就会改变这种认识，原来高海拔的山脉是在东南部、东部和东北部，事情就这么简单，没有“义趣很深的问题”在里面。如果把玩味这样一些问题当作探讨古人发现和认识事物的思维方式，自有其中的乐趣。假使作为科学问题来对待，放在医学中大谈特谈，就显得很无聊。

5．土质恶化与女子衣着暴露和萎缩性胃炎

一般说来，人们很难将土质恶化与女子衣着暴露和萎缩性胃炎联系起来。刘教授借助五行学说和取类比象，非常巧妙地实现了这一点。他首先从五行的水土合德谈到农村的水土流失，植被减少，土壤板结和荒漠化，继而说到城市建设和交通建设（指盖房、修路、修机场等），导致大片土地被钢筋水泥覆盖，这些因素导致土壤失去阴柔、疏缓、松活之坤性。他认为，“这些影响是从自然方面讲，而人天相应，人天相感。这样一个自然方面的作用也会影响到人。”具体影响到什么人呢？“大家看到女性现在的许多变化，就与这个相关。”（《思考》P340）他认为，坤性应当含藏，女性的含藏表现在，穿着“长衣要拖地，三寸金莲是不让你瞧见的。笑都不要露齿”，接着他批评了现代女性不含藏的一些表现，“女的反而短袖短裙，甚至还背心，反正能露的都要露出来，不能露的，也要让你依稀可见。”（《思考》P340）他对此非常反感，认为“虽然这与时代相关，与潮流相关，但是，人与自然息息相通，坤土之性的改变，植被的改变，未必不是一个大的因素。”（《思考》P340）亦即，土（坤土）质恶化，必然随着天人相感，影响到女性（女属坤），导致女子衣着暴露等坤柔之性的异常改变。那么中国女性能否认可刘教授的观点呢？！那些环境优美却有着喜爱暴露传统的发达国家的女性又会做何感想呢？！

当然，事情还没有完，土质恶化的结果还要波及到人。“现在的萎缩性胃炎越来越多，这样一个常见疾病的发生，与上述的环境改变有没有关系呢？当然会有关系。胃在五行属土，而且是阳土。也就是比较表层一些的土。前面我们提到表层土的疏松、柔和之性对于土的功能至关重要。既然胃为阳土，那么，胃体表面的粘膜、腺体也应该具有这样一个坤柔之性。可现在有大多的因素影响这个坤柔，而且基本建设的不断扩大，又使坤土的有效面积不断‘萎缩’，人禀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这样一些自然的变化影响到人体，怎么不会得萎缩性胃炎呢？人与自然同气相连，城门失火，怎的不会殃及池鱼。“（P341）这样以来，土质的恶化，土地面积的缩小，就会引起体内属土脏腑发生形象和意象方面的异常改变——萎缩性胃炎。可以看出，未经几个回合，土质恶化和土地面积缩小就与萎缩性胃炎同气相求了。

实际上，证伪刘教授的这个看法很简单。不过事已至此，没有必要再做过多评论了，那就留给大家去思考吧。现在，人们不厌其烦地领教了刘教授利用五行学说建立事物间联系的超凡能力，以及所采用的具体手法，在看似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间，只要经他用五行学说这么一处理，总能神奇般地彼此关联起来，把一切都盘活了。他尽其所能痴迷地延续着五行学说的解释功能，传播着传统思维方式，以致于忘记了自己所讨论的是非常严肃的医学问题。

原文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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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中西医结合旨在中医和西医之间先临床后理论地建立两者之间的有机联系。事实说明，这个结合现在存在许多根本性问题（请看我们发表的有关文章和著作）。刘力红教授虽然专注于从传统思维角度解读《伤寒论》和《内经》，但为了服务于所讨论的问题，他时不时客串一下，在中医学与西医学之间做一些链接和比较，借以抛出一些研究课题。现在就来看一看，他又有哪些令人惊奇的发现吧。

1．阳明与脑 以往无论从中医方面还是中西医结合方面，我们几乎没有听说中医的阳明与脑有什么关系。不过，刘力红教授考察发现，“在《伤寒论》中，凡是牵涉到精神异常的证几乎全都集中在阳明篇里，几乎都是用阳明的方法来治疗。这就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到阳明与脑的特殊关系。”那么阳明与脑的这种特殊关系究竟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呢？他提示说：“人有四海，脑为髓海，阳明肠胃亦为海，我们打开世界地图，看到这个自然界的四海是相通的。那么，脑和阳明的这个海是否也相通？”（P227-228）他欲吐又止，竟以设问句的方式把想要表达的意思说明白了。弦外之音是，自然界的四海是相通的，取类比象，人体内的四海（《灵枢．海论》称：脑为髓海，膻中为气海，胃为水谷之海，冲脉为十二经之海，又称血海）也应当是相通的，演绎推理的结果自然是，脑为髓海和阳明这个水谷之海也应是相通的。不仅如此，他还为自己的推断找到了证据。据称，2000年9月27日的《参考消息》登载了伦敦大学戴维．温格特教授撰写的“人有两个脑”的论文。“戴维教授通过长期研究发现，成千上亿的神经元细胞除了主要聚集在大脑，构成我们所熟知的中枢神经系统外，还大量地聚集在肠胃。于是他提出了一门‘神经元胃肠学科’，认为胃肠有可能成为人体的第二个大脑。戴维教授的这项研究是否有助于我们对阳明与脑的关系的思考？”（P227-228）据此，他再一次以设问句完成了整个推理判断过程。 刘力红教授借以在阳明和脑之间建立联系，意在说明中医学比戴维教授的发现早了二千多年，中医多么神奇和高妙啊！然而，他一旦建立了阳明和脑之间的联系，一系列问题就凸显出来。诸如中医阳明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仅仅是戴维教授发现神经元细胞的肠胃吗？既然阳明是指手阳明大肠经和足阳明胃经，手足阳明经的循行部位是否也是阳明的病位呢？这两经与神经元细胞有何关系？阳明病有经证、腑证和变证，临床表现各有不同，是否均属阳明的病变，它们与神经元细胞有何关系？如果阳明借助肠胃的神经元细胞大量聚集成为第二个大脑，中医的心干什么去了？它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刘力红教授非常轻松地建立了阳明与脑之间的联系，这是《内经》中未曾论述的问题，是否需要改写经典对“心主神明”的认识呢？ 可以看出，在阳明与脑的关系上，刘力红急于为中医学争功，却出了一个小小的闪失。他把中医的脏腑、体窍和经络等与现代医学的脏器、组织、器官、代谢指标等直接对应起来，把两种完全不同的医学体系的术语等同起来，非但无助于证明中医学的先知先觉，适得其反，还会直接冲击传统中医理论，进而出现刘教授自己都不愿看到的结果。顺便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展的证本质研究，包括当前开展的证的生物学特征研究（证的基因组学、代谢组学、蛋白质组学、微量元素组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思路。两者有所不同的是，证本质研究等至少都是前瞻性实验研究，用自己的实验数据揭示中医证的本质；而刘教授则完全是回顾性的，只要把现代医学的研究成果和数据直接移植过来一切便搞定了。这未免把科学研究看得过于简单了吧？！

2．阳明与体内共生菌 我们知道，各种生物体内都有多种细菌存在，称为共生菌。其中对人体有益的叫益生菌，它可促进体内菌群平衡，让身体更健康。其作用大致包括：①预防或改善腹泻；②缓解不耐乳糖症状；③预防生殖系统感染；④增强人体免疫力；⑤促进肠道消化系统功能；⑥降低血清胆固醇；⑦帮助吸收营养成分，等等。刘力红教授不满足于阳明与脑的关系，又有了新发现。他说，“阳明这一经很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它既是载宝的地方，水谷在这里；也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大便也在这里。阳明是精华与污秽同在的地方。有正有邪，正邪同居。”（P240）单纯从中医学角度，说到这种程度未尝不可。他接着说，“从现代的角度看，这个宝秽同处、正邪同居也可以有许多的方面。比如人体有很多的细菌，这个细菌用重量来衡量有一千多克，用体积来衡量相当于肝脏的大小。那么，这些细菌主要居住在哪里呢？就在阳明这个系统里。”（P241）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如果说这个菌共生在肠胃里，在一个解剖的环境之内，可能不够全面，但没有大问题，但倘若说这个菌共生在阳明里，如刘教授所说的阳明这一经里，请问阳明经（包括手足两经）的解剖部位又在哪里？在经络实质尚未搞清楚的情况下，把共生菌认定共生在阳明经里，这不等于是无中生有吗？在这里，刘教授直接将阳明=肠胃，显然不符合《内经》和张仲景对阳明病的全面论述，不符合中医理论，误把阳明混同一个解剖学脏器。

3．阳明与胸腺和免疫功能 看来刘教授对阳明情有独钟，他还发现阳明与胸腺之间的密切关系。据说“民间流传一个治疗恶性肿瘤的方法，就是用动物外敷膻中这块区域，敷上去一个对时，或者反复多次，部分病人真就有转机，最后肿瘤凋亡，病获痊愈。”（P264）他未能告知这个“动物外敷”究竟用的是哪种动物的什么部位？所治的究竟是什么部位的何种恶性肿瘤？部分病人有转机，转到什么程度？作为民间疗法，如何知道肿瘤凋亡且痊愈了？现在我们权且认为这些都是真实的，看看刘教授如何借题发挥吧。他说，“原来膻中这块区域正好是胸腺的所在地，胸腺是人体一个重要的免疫器官，它主要产生T淋巴细胞，起到免疫监视作用。因此，胸腺的免疫功能与肿瘤的发生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而另一方面，“膻中处申位，系阳明领地，《素问.上古天真论》云：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堕。外敷膻中，外敷阳明领地，是否起到强化阳明、激活胸腺的作用？这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课题。”（P264）不知其中引经典所云用意何在？还好，刘教授没有直接说阳明对胸腺和免疫功能有调节作用，而是把这个问题抛给了读者。但是看完这段内容，都会读懂他的意图。现在的问题是，阳明的领地到底有多大？除了传统中医对阳明的认识外，刘教授已将阳明与神经元细胞、共生菌等联系起来，这里又透露了阳明与胸腺和免疫功能的潜在关系，阳明的功能若在中医理论的范围内讨论，是无可厚非的，如果关乎现代医学的众多方面，单纯当君子（动口不动手）是不够的，总得做些“形而下”的工作。

4．中医之痰与三叉神经痛 书中称“十多年前曾荣修老中医患了三叉神经病，痛起来非常要命，直想往墙上撞，服什么药不管用。曾老原来抽烟很厉害，痰很多，每天早上都要咳吐一阵子。可是自从患上三叉神经痛，痰突然减少了，早上也没痰需要咳吐。这个变化引起了曾老的思索，烟照抽，饮食也没有改变，这个痰跑到哪里去了呢？一定是跑到三叉神经上去了。痰阻塞了三叉神经所属区域的经络，这便‘不通则痛’了。对！肯定就是这个问题。曾老采用张锡纯的法子刺激天突来催吐，结果吐出半痰盂胶粘的痰涎，痰吐出后，头痛立刻减轻，再引吐几次，疼痛再未发作。”（P254）我们已经无法搞清这是曾老诊疗思想，还是刘教授对治验的理论抽象，但里面确实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 显而易见，抽烟所致痰多，所咳之痰肯定是中医的狭义之痰（来自于肺），患了三叉神经痛，痰竟然突然减少了，早上不咳痰了，这个痰无论跑到哪里去了，也不可能跑到三叉神经上去了。因为三叉神经不属于中医的肺系，故在三叉神经里果真有痰的话，也只能是中医的广义之痰。麻烦的事情就来了，本属狭义之痰经过什么渠道转化为广义之痰？而催吐后“吐出半痰盂胶粘的痰涎”，这个痰是通过催吐而排除的，肯定不是来自三叉神经所属区域，也不是来自于肺，理应来自于胃。如果藏在三叉神经所属区域，半痰盂胶粘的痰涎这个量可不算少，究竟藏在哪里？催吐时通过什么渠道又经胃吐出来？这个痰经肺-三叉神经-胃-口周游一圈，由狭义之痰不明不白地转化为广义之痰，再不明不白地转化回来，竟然不是由肺咳出，而是用催吐的方法由胃排除体外。这个问题听起来似乎很搞笑，却又非常实在地发生在刘教授的逻辑思维中。结果中医听了搞不懂，西医听了则会捧腹。由此可见，中医的自尊和自信一定要建立在科学思维基础之上。在未能摸清中西医之间关系的情况下，最好不要信口雌黄。要么对诊治过程完全按照中医的理论去解读，要么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诠释，不要勉强地搞二合一。你看，将中医的痰与西医的病这么一结合，就会贻笑大方。

5．厥阴病与糖尿病、土太多与糖尿病 刘力红教授还发现，降糖药最佳服用时间在凌晨4时左右（寅时），由此判断糖尿病与厥阴病有内在联系，他认为，“寅这个特殊的时相，不但值得我们从传统角度去挖掘研究，也很值得我们从现代的角度去发现、去思考”。并断言：“糖尿病与厥阴病的内在联系你思考清楚了，那我包你在治疗上会有新的思路、新的突破。”（P321）言外之意是，糖尿病按照厥阴病治疗一定能获得独特的疗效。然而，换了一个场合，他对糖尿病又提出了新的认识。他说：“糖尿病属于糖的代谢利用障碍，糖在中医它属于哪一类的东西呢？糖是甘味的东西，而甘味于五行属土，所以，很显然，糖应归到土这一类。因此，糖的代谢、利用障碍，从中医的角度来说，就应该是土系统的障碍。土系统怎么障碍呢？从上述直观的角度我们知道，糖尿病就是血中的糖太多了，糖太多当然也就是土太多，而血于中医、于自然它可与什么类比呢？它可以与江河类比。” “所以，把血中的糖分过多这样一个病理情况放到自然里，实际就是水中的土太多了，江河中的土太多了。”（P457）说到这里，可能大家都被搞糊涂了，我们到底应当相信他的糖尿病厥阴病说，还是土太多说呢？在治疗上究竟应当治肝还是调脾呢？

事实说明，借助五行学说进行推理，均不是按照单一因果关系实现的。于是，既可通过五行学说不同关系链推出同一个结果，又可利用同一关系链推出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依据五行学说完成的推论，远比逻辑学中的类比推理的或然性更高，更不确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非常肯定地说，五行学说不具有助发现的功能。

原文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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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便指出，从书名来看，《胎臚药录》有可能不是一部书，而是《胎臚》和《药录》两部书。可以注意到，华佗三个高足中，李当之著有《药录》一书，此间尚有《桐君采药录》等书名含有“药录”者，说明在张仲景前后均有用“药录”给药书命名的习惯。由此推测仲景引用的《药录》，可能是其前本草学家撰写的著作。当然对此尚需进一步考证。

对于有内证实验能力的人，刘教授曾做过估计，他说：“我想在我们许多人里，也许会有人具备这样一种内证的能力，也许一个也没有”（《思考》P15），既然如此，他绘声绘色描述人进入胎息状态后开展内证实验的详细过程，是哪位高人传授给他的？是他的师傅吗？是国医大师吗？显然都不是，因为刘力红教授并不认为他们有这样的功能。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呢？古代医书中没有修成正果实施内景反观的具体记载，现在又找不到这样的高人，刘教授却掌握了内证实验的全过程，不言而喻，他俨然一位精通胎息和内证实验的大师，“无意”中把自己推上当代中医界的顶峰。曾有人认为，昔日中医大师如扁鹊、华佗、张仲景、陶弘景、葛洪、孙思邈、李时珍等，都具有遥视、透视的特殊功力，现在看来，刘力红教授似乎也修得这般功夫，是否应当加上他一个呢？好了，我们还是来看一看刘力红宣扬的内证实验究竟是什么吧。

为了训解内证实验，他引用梁启超“心明便是天理”这句话。进一步解释说，“心明不是普通的心里明白，要获得这样一个心明是不容易的。心明实在的就是已经具备了内证实验的这么一种状态。心明就可以内视，就可以反观，经络隧道就可以一目了然，你就可以进行内证实验的操作。”（《思考》P15）在刘力红教授反复启发下，我们似乎有点开窍了，原来借助内视、反观进行的内证实验，并不是用肉眼看，而是用“心”看的，即当进入这么一种状态后，“心”想到了什么，自然就看到了什么。这一切可能都是刘力红教授进入这样一种状态后，把“心”想到的东西依次记录下来，用“心”完成的内证实验。至此我们终于明白了，他把内证实验室建在“心”上，这是多么奇特而高妙的“实验室”啊！这里既不需要仪器设备，又不需要实验和管理人员，只要有进入状态的那个神人的“心”就够了。不过，若有人想效法建立这样的实验室，一定要问清楚了，这个“心”到底是解剖学的心，还是其他什么地方，以免把内证实验室建错了地方。

现在，内证实验室究竟是什么货色已经昭然若揭，现在的问题是你信不信。你要是信了，就用不着费口舌了。若是不信，要求验证一下行不行呢？刘力红教授的回答非常肯定，不行！他告诉我们，“具备这个内证能力，经络穴位都是看得见的东西，可是在现有的科学实验那里看不见，甚至动用最先进的科技手段也难以看见。”（《思考》P15）你想用现代最先进的科技手段考察他的内证实验室，验证和复制他的内证实验结果，那是不可能的，压根没门。所有的人都要打消这个念头。但他毕竟意识到他所宣扬的内证实验会有很多人不相信，于是又开始了麻醉术般的诱导。要想进行内证实验，“需要主体具备一定的素养、一定的能力，在我们本身不具备这种内证实验的条件与能力的情况下，你有没有这样一个直觉？科学也需要直觉。爱因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个直觉的信奉者。”（《思考》P15）是啊，一个思维正常的人，谁都有直觉呀。象爱因斯坦这样的科学大师都信奉直觉，我们也应当如此嘛。一旦对自己有了自信，也许就会有人忽忽悠悠地似乎直觉到了什么。他接着诱导说，对内证能力“你相不相信呢？这是学中医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有人问我，学中医需要什么条件？我想就是需要这个条件，在你做不出来的情况下，你相不相信有这么一个存在？”（《思考》P15）说到这里，又让我们联想到他学习经典的态度上来，他要求人们虔诚对待经典，百分百信奉经典，现在又要求人们以同样的态度相信他宣扬的内证实验的存在，采用的诱导方法同出一辙。事实说明，刘力红教授宣扬的内证实验是一个未经证实、无法证实且他又不允许证实的东西，它存在于刘力红教授的“心”里，存在于他不厌其烦的说教之中。说到这里，到底该不该相信内证实验呢？相信经过此番讨论，绝大多数同仁都会做出理性的选择。

人类应当庆幸，能够生活在一个神奇无比的世界里。充满着无数未知的东西，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激励人类的探索精神。虽然现代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但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总体上还处于童年阶段。在外星人之谜、百慕大三角区之谜、水怪之谜、野人之谜这世界四大谜团之外，无论动物界、植物界、人、海洋与整个天宇，都有众多的谜团需要不断求索和揭示，这其中也包括中医的经络学说。对这些谜团可以用任何方式认知它，解释它，如神话的，故事的，虚玄的，但只要是科学的认识，就必须经受严格地证实和证伪。在未经证实之前，任何主观臆断都不应盲目确定是科学的。诱导或胁迫人们接受未经证实的东西，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

原文发表在《科学文化评论》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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