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传统而固定的认识是，生物是通过无性和有性两种方式繁育亲代的。恩格斯不赞成在有性繁殖中探讨部分和整体的关系，他认为：“部分和整体已经是在有机界中愈来愈不够的范畴。种子的萌芽——胚胎和生出来的动物，不能看作从‘整体’中分出来的‘部分’，如果这样看，那便是错误的解释。”^[1]将这种情况排除在整体和部分的关系之外，还存在其他繁育亲代的方式吗？

在肉眼可见的视野下，“如果把一条蚯蚓切断，那么它在正极保持着一个摄取食物的口，而在另一端形成新的负极，即变成了口，而在带伤的一端形成了新的肛门或负极”^[1]。这是典型的一分为二，一个整体用一种破坏性损伤的方法，而不是通过有性繁殖或无性分裂的方法，由断裂的两个部分产生了两个新整体。这是比较容易观察到的现象。无独有偶，蚂蟥断裂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最有趣的要算蜥蜴了，当它遇到天敌时，可自行将维持平衡的长尾巴断掉，尾巴处于跃动状态迷惑天敌，甩掉尾巴的蜥蜴则逃之夭夭。这种情况与一个蚯蚓断成两段生成两个蚯蚓虽有不同，但也可视为整体生命分裂成两个由部分组成的新的生命体。显而易见，这样的生命存在和繁育方式在动物界确实少见而又另类，但却生动展示了由整体中以特殊方式分离出来的部分形成两个新整体的奇妙过程。在克隆技术尚未问世之前，普遍认为这是低等动物才可能见到的现象。而进化得越高级、越成熟的动物，则被认为已经丧失了这种功能。尽管如此，动物界中少数这样的例子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启示，给我们以充分想象的素材和空间。

在植物界，无论草本植物还是木本植物，其地上茎和地下茎，枝茎、藤茎和块茎，只要切取带有芽或芽眼的一小部分均可繁育出新子株。诸如柳树、葡萄、芦苇、马铃薯等均是通过这种方式种植和繁育的。这些常识性的植物繁衍现象背后，隐藏一个与上述动物自身断裂相同的最为一般的道理，即整体来自于分裂后的部分，因为它携带了原整体的所有信息，理所当然地可以认为部分是等于整体的。可以看到，在整个生物界，特别是植物界，类似上述肉眼可见的“等于”现象并非散见，不通过种子而是借助植物的含芽部分培育子株的例子俯拾即是。

不过，由肉眼观察抽象出来的认识，总会给人科技含量较低的感觉，科学认识不应仅仅由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得出。科学家感兴趣的是，在感官之外，由感官的延伸还会发现什么？即部分究竟缩小到什么程度还能保持这样的功能和性质？说到这里，生物全息律就成为无法回避的理论问题。

在1997年12月19日，美国科学杂志将英国人克隆出多利羊评为该年度的十大科学突破之一。此篇年终评论指出：按照公认的金科玉律，（哺乳动物）成体的细胞不能发育成新的和成熟的生物体。正因如此，克隆羊多利特殊的繁育方式，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其实人们忽视了，早在1985年山东大学张颖清教授便通过多年研究率先提出了“哺乳动物的体细胞具有全能性，即发育成新个体的潜在能力，这种潜在能力在某种条件下可以完全显现”^[2-4]，并将其称之为全息元、全息胚、生物全息律。这恰好是克隆技术的理论基础和依据。张颖清认为：“高等动物体细胞具有全能性的理论认识是很重要的。因为理论可以指导行动，理论可以指导实验。而笔者首先发表揭示高等动物体细胞全能性的理论的全息胚学说，比克隆羊多利的出现早12年之久。所以，在哺乳动物克隆领域，全息生物学理论具有明显的理论优先权”^[5、6]。虽然他的发现最终未能分享到相关的荣誉，但任何人不能磨灭生物全息律在科技界的贡献。

需要指出，张颖清教授最初的发现是与中医经络穴位直接相关的。他观察到“人体各个长骨节肢和大的相对独立的部分。都和全部整体的各个部位相关，都有像第二掌骨节肢那样的对应全部整体各部位的穴位群。”^[2]并称其为穴位全息律或穴区全息律。此后无论生物全息研究还是克隆技术研究都全面展开。中医的头针疗法、耳针疗法、手针疗法、眼针疗法、鼻针疗法、夹脊疗法等均从生物全息律找到理论依据。在此背景下，由植物的枝茎、块茎繁育新植株已变得平淡无奇。根据生物全息律的结论：生物体每一相对独立的部分，在化学组成的模式上与整体相同，是整体的成比例的缩小。人们发现，（1）甜叶菊叶成熟叶片不同部位取下的组织再生能力有一明显梯度的现象相似。（2）把蒜瓣切成上、中、下三段后，在组成相同的培养基上诱导培养四周后，发现了明显的区别，上段未见芽的发生，中段只见少量芽，下段芽较多。（3）百合鳞片的切段加于诱导培养基后，不但见到鳞片切段从基部到顶部的各段上发芽数有梯度变化，且发现芽的发生都是在每个切段的近基部一端的切口处。这种全息现象，在离植段不断切小时，依然存在，犹如磁铁的原子在磁化过程中定向一样，永远保持两极性。如果无限切割下去，自然会想到是否每个细胞也表示出类似的全息呢？三十年代初，在丝状绿藻——则毛藻中已清楚地证实了此点^[7]。

自从克隆出多利羊之后，克隆技术没有停下前进的脚步，克隆动物家族不断扩大。1998年初，科学家们以牛的卵子为受体，成功克隆出猕猴、猪、鼠、牛和羊五种哺乳动物的胚胎。到1999年底，全世界已有6种类型细胞——胎儿成纤维细胞、肌肉细胞、乳腺细胞、卵丘细胞、输卵管／子宫上皮细胞和耳部皮肤细胞的体细胞克隆后代成功诞生。尽管克隆技术遭到法律和伦理道德方面诟病，但其积极作用已在生产转基因动物，培育优良畜种和生产实验动物，生产人胚胎干细胞用于细胞和组织替代疗法，复制濒危动物物种，保存和传播动物物种资源等方面得到推广应用。

事实说明，无论生物全息律还是克隆技术都在证明相同的问题：“任何个体的每一个部分（包括细胞或细胞群体）都能代表整体，并具有繁衍一个新个体的潜在机能。该繁衍机能与有性生殖不同，该机能是由个体的部分来执行而生成新的个体”^[8]。更具抽象性和思辨性认识是：“全息论所理解的整体性是全整体性，即在一个整体中，不仅整体具有整体性，而且每个部分也具有整体性。这意味着，在一个整体中保持着绝对的整体性或统一性。这种统一性或整体性是信息上的统一性，在部分与整体之间流动着的是彼此的信息。”这样以来，整体与部分之间的界限既清晰又模糊，“部分是潜在的整体，而整体是显现了的部分”，因而“不能仅仅说整体是由部分构成的了——还应该进一步说，部分也是由整体构成的”，确切地说，“整体与部分之间不存在谁规定谁的问题；如果说规定的话，那么也是相互规定”^[9]。至此，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更加明确，更加深刻，更接近揭示全息论的本质。

毫无疑问，生物全息律研究和克隆技术的运用，对整体和部分之间关系做出了全新的脚注。此时的部分已经缩小到肉眼看不到的细胞水平，难道这个部分还可以继续缩小吗？一个最有力的证据是，DNA检测技术在亲子鉴定中的应用，进一步夯实了整体等于部分和部分之和的认识基础。我们知道，亲子鉴定的原理是，在配子细胞形成时，成对的等位基因彼此分离，分别进入各自的配子细胞。精、卵细胞受精形成子代，孩子的两个基因组分别来自双亲；因此同对的等位基因也分别来自双亲。鉴定结果若符合此规律，则不排除亲生关系，若不符合，则排除亲生关系（变异者除外）。这一技术在被拐卖儿童认领、遇难身份鉴定、遗产继承权、抚养权和强奸犯认定诸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甚至决定性作用。可以看出，通过基因这个微观部分的比对，把两个整体的亲子关系建立起来。两份基因标本分别代表着两个整体，却比通过两个生命整体的表观特征的考察更精准地确定两个整体的亲子关系。整体与部分的“等于”关系，毋庸置疑地延伸到分子生物学水平。至此，整体等于部分和部分之和在当今可以把握的多个层次全部得到了证实。

需要说明，借用生物全息律（简称全息论）的认识和例子，是为了说明整体与部分和部分之和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两者表达的是完全相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可以用来互相印证。

综上所述，在整体与部分之间，客观存在三种关系，即整体大于部分和部分之和、整体等于部分和部分之和、整体小于部分和部分之和。三种关系对立统一、共生共存和相互转化，构成了复杂的对象世界，把这三个方面的研究有机结合起来，在现阶段可以构成复杂科学研究的基本内容。顾此失彼和厚此薄彼都是不可取的，我们的研究可以偏重于某个方面，但不应以排斥和否定其他研究为前提。只有兼顾三个方面的研究，方可深入揭示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

再度回到中医整体观上来，业内人士的心情或许十分复杂。从传统的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一下子跳跃到整体观，并非是一次华丽的方法学转身。它如同我们敬重历史老人一样，给其披上一套在当时看来相当时髦的现代哲学外衣。不过，一切本质性东西未曾因此而发生丝毫改变。在对部分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完成了对中医整体观的虚拟建构。恩格斯指出：“自然哲学只能这样来描绘：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10]。中医整体观似乎满足了人们提升中医理论的心理需求，却误导了学术界五十多年，负面影响不容低估。随着研究不断深入，中医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的自然哲学属性已经无法掩饰地展示出来。面对现实，我们除了思考，只能等待。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536

[2]张颖清．一个新的微针系统及除循经以外的另一普遍分布规律——第二掌骨侧疗法与穴位分布的全息律，乌兰察布科技，1980，（1）：38

[3]张颖清．穴位分布的全息律及临床应用，上海中医药杂志，1983，（6）：46

[4]张颖清．全息生物学，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5]张颖清．全息胚学说在哺乳动物克隆领域具有理论优先权，科技导报，2000，（2）：10-13

[6]张颖清．二论全息胚学说在哺乳动物克隆领域具有理论优先权，科技导报，2000，（12）：12-17

[7]倪德祥．生物全息律在植物组织培养中的应用，潜科学杂志，1985，（4）：38-40

[8]吕爱平，赵瑾．肿瘤的全息论假说，潜科学杂志，1986，7（6）：40

[9]严春友，严春宝．全息论对系统论与还原论的超越，河北学刊，2008，28（2）：59-62

[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路德给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242

在中医界，人们笃信这个现代人以美好的愿望施加给中医学的整体观，很大程度上赞同了系统论的创始人奥地利理论生物学家冯．贝塔朗菲依据亚里士多德“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总和”的论点建立的一般系统论。应当说，撇开整体与部分的单纯数量关系，基于系统功能和质的角度，“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是系统整体性原理的一种科学表述。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整体与部分之间仅仅存在这样一种关系；也不等于说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简称“大于”）的这种关系可以凌驾于整体与部分的其他关系之上。在承认“大于”的同时，还必须承认存在整体小于部分之和（简称“小于”）或整体等于部分之和（简称“等于”）的情况。由于以往有关“大于”的论述占压倒多数，已为人们所熟知，故本文仅就“小于”或“等于”讨论分析如下。

一、关于整体小于部分之和

有关“小于”，是由法国哲学家埃德加．莫兰首次提出来的与系统论完全对立的思想和方法论。应当说，在还原论基础之上建立的系统论是科学方法论的重大进步。故自系统论建立的几十年来，系统科学在科学界一直占主导地位，甚至出现以系统性代替复杂性，以系统科学代替复杂科学的倾向。整体小于部分之和这一命题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来的。

莫兰认为：“一想到系统，整体观念就会占上风，甚至蒙住人眼，用整体（眼中只看到整体）的盲目来代替还原论（眼中只看到部分）的盲目。人们常常强调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可却很少有人提到整体也会小于部分之和。据我所知，更未见有人把两个命题联系在一起。”^[1]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一般系统论的不足和缺陷，是“用‘整体’或‘整体’观来反对还原论。然而，自以为超越了还原论的‘整体论’却实行了向整体的还原，它不仅对部分之为部分闭目不见，而且对组织之为组织十分短视，对统一整体内部的复杂性一无所知。”（P119-120）可以看到，“无论是还原论还是整体论，两者的解释都是力图简化复杂的统一体的问题。它们一个把整体化归为被孤立认识的部分的特性，另一个则把部分的特性化归为同样被孤立认识的整体的特性。这两种互相排斥的解释属于同一范式。”（P119-120）亦即两者虽然表现形式不同，但本质上都属于简化的、局限的、片面的方法论。面对这一状况，面对复杂的对象世界，莫兰不是盲目地否认还原论和系统论，他理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我们的系统观是对还原论和整体论的超越，它通过统合两派各自所有的部分真理来寻找一个理解原则：它不应该为了部分而牺牲整体，也不应为了整体而牺牲部分。重要的是阐明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它们互相凭借。”（P120）对于莫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陈一壮给予极高的评价，他认为：“系统论超越了还原论，复杂性理论（由整体小于部分之和体现的复杂性观）又超越了系统论，它们代表着科学方法论依次达到的三个梯级”。“复杂性观的主要贡献不是‘涌现论’，而是把被经典科学的简化理性所排除的多样性、无序性、个体性的因素引进科学的视野。以便研究能动系统的复杂的自组织的问题”^[2]。

不过，在传统的约定俗成的认识上，无论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生活生产实践中，“大于”成为普遍推崇的观念，相关的例证也随处可见。诸如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多力量大、团队精神等，皆为耳熟能详的常识，强调了集体、整体远远大于个体的性质和功能。任遂虎认同“小于”和“大于”两种现象都是非线性系统的产物，但这种“‘小于’现象是由于部分间相互吸收或抵消，一方对另一方形成制约，局部薄弱环节限制或破坏总体功能的发挥，内部要素之间的掣肘、磨损而导致某种功能的消减蜕化以及要素之间缺乏联系中介或信息沟通而形不成有机的协调等等原因引起的”^[3]，于是“小于”被看作是非线性系统中的消极因素。而在社会活动和人们的观念意识中，即便存在“小于”现象，也会存在一种莫名的鄙视和排斥。实际上，无论在集体和个体、整体和部分、系统和要素之间，任何一方都存在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问题。一个获得最优化整合的整体，可以产生更大的活力，产生1+1>2的非加和效应，而一个僵化和趋于瓦解的系统，部分或要素处于被禁锢和压制的状态下，同样不能很好地发挥各自的功能和作用。在部分或要素方面也是如此，如果部分或要素在整体中均处于最佳状态，服务和服从于整体，有利于整体效应的最大化；倘若部分或要素协调不利，就会潜藏“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隐忧，由部分和局部的问题导致整体受损和解体。因此，不应简单地把整体和系统、整体观和系统论视为积极的、正确的、科学的，同样不能草率地把部分和要素、部分研究和要素研究视为消极的、错误的和不科学的。

这里侧重谈论“小于”问题，必然涉及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因此应当回到医学和自然科学方面讨论“小于”现象，或许会更有说服力。关于整体与部分的关系，有基于化学、结构、物理、重量、数量和信息等不同的存在方式，从这些不同角度和层面考察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就会得出丰富多彩的规律性认识。

恩格斯较早根据当时业已取得的物理学和化学研究成果回答了“小于”问题。他说：“分子分解为它的各个原子，而原子具有和分子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分子是由不同的化学元素化合而成的场合下，这些元素本身的原子或分子便代替化合成的分子而出现；在分子是由一种元素构成的场合下，出现的则是游离的原子，它们起着在质上完全不同的作用：初生氧的游离原子，起着那束缚在分子内的大气中的氧原子所决不能起的作用。”[4]具体说来，以氧为例，“如果结合在一个分子中的有三个原子，而不是象普通那样只有两个原子，那么我们就得到臭氧，一种在气味和作用上与普通氧很不相同的物体。更不待说，如果把氧同氮或硫按不同的比例化合起来，那么其中每一种化合都会产生出一种在质的方面和其他一切物体不同的物体。”（P488）也就是说，氧分子与氧原子是性质完全不同的物质；而氧与氮、氧与硫化合而成的氮氧化合物和硫氧化合物同样在性质上与原来的氧、氮或硫完全不同。再以水为例，氢在有氧的状态下燃烧，便生成了水，而水的性质和功能与其化学组成部分氢和氧的性质和功能是截然不同的。这里体现的恰好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当然，对这种整体和部分互相均不具有的性质和功能，客观上既可认定为“大于”现象，又当属于“小于”问题。事实说明，化合与分解过程是“小于”现象普遍存在的地方。但换一个角度，从物理学角度情况又会如何呢？“我们看到，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就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是由分子构成的，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正是由于这种差别，作为关于天体和地上物体的科学的力学，才同作为分子力学的物理学，同作为原子物理学的化学区分开来。”（P486）同一物体与其不断分割后得到的分子和原子均具有质的差异，这其中也普遍存在着“小于”现象。

往大一点的组织和脏器来说，情况也不例外。对于一位罹患肾功能衰竭的病人来说，作为部分的肾脏使生命整体处于危殆之中。摘除一个肾脏捐献给肾功能衰竭患者，对于捐献者本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还有一个健康的肾能够胜任水液代谢的工作。但对于受捐病人来说，正是因为重新移植了这个外来部分，改变了整体的命运。这属于部分对整体的积极方面。而作为生命体一部分的心脏坏死了，与之相关的整个生命也就终结了^[5]。当然这种情况属于部分对整体消极和具有破坏性的一面，是医患均不愿见到的。但从临床角度仍有积极意义，要求我们早期预防、早期治疗，避免出现蔡桓公那样不听扁鹊劝告，使微恙之疾终成膏肓之变。最为典型的例子要算恶性肿瘤了，它最初只是作为非常微小的部分、作为正常细胞的变异而出现在整体之中，如果忽视和小看了它，长到一定程度，这个部分反过来就会向整体“逼宫”。因此，对付肿瘤最好和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早期发现，把它消灭在萌芽状态。可见，整体与部分是对立统一的；整体与部分之间积极性和消极性也是对立统一的；同样整体与部分各自积极性当中，可能隐藏着消极的东西；而与消极性伴行的或许正是积极的因素。另一方面，在整体中，部分往往是以其消极性和破坏性体现出来的，而部分的积极性最终都要归功于整体的协调性和有序性。部分一旦摆脱了整体的约束和控制，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待续）

参考文献

[1]埃德加．莫兰（吴泓缈，冯学俊译）．方法：天然之天性[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105

[2]陈一壮．超越系统观的复杂性观，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5）：16-21

[3]任遂虎．整体小于部分之和，天水师范学院学报，2001，21（1）：5-10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自然辩证法，486

[5]常绍舜．从整体与部分的辩证关系看系统论与还原论的适用范围，系统科学学报，2008，16（1）：87-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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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医整体观中未曾涉及的议题。中药来自植物、动物和矿物三类物质，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是天、地、人关系环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因而应在天、地、人相应关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如果将药物加进来，再给它一定的独立性，就可组成天、地、人、药相应的关系网络。事实上，“药物与天地人相应”确实在中医药理论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相关内容仍在当今解释药物性能时使用。探讨其表现形式和认知方式，对于认识药物功能和中医整体观具有重要意义。

在古代，与天人相应一样，药物与天地人相应得到同样的重视。因为药物作为自然界的特殊物质，是干预疾病状态的主要手段，只有实现与天地人的同气相求，才可派上用场。考察表明，历史上药物与天地人相应，存在许多特殊的表述形式。首先，《本草经》收药“三品合三百六十五种，法三百六十五度，一度应一日，以成一岁”（《本草经》序），这样，不但“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灵枢．邪客》），药物总数也要符合一年365天之数。南北朝时，南梁．陶弘景编撰《本草经集注》时，“倍其数，合七百三十名也”，也未冒然突破天药相应这一定律，尽管此时已被认识的药物数量远远超过此数。直至唐朝《新修本草》问世，才改变了这一状态。

《内经》把物质的味和色纳入五行，使五味、五色与五脏相应，而药物均有味和色等属性，于是便有了基于味的功能认识和由色、味与五脏通应而推导出来的作用部位。如《素问．脏气法时论》云：“辛散、酸收、甘缓、苦坚、咸耎，毒药攻邪”，简要介绍了药味的功能；而《素问．宣明五气论》则明确了五味和五脏的直接对应关系，即“酸入肝，辛入肺，苦入心，咸入肾，甘入脾，是谓五入”。但药物与五脏的亲和性不是绝对专一的，致病因素不同，配伍应用时就会出现一药分归五脏，或多药同归一脏的情况。《素问．至真要大论》所云：“风淫于内，治以辛凉，佐以苦甘，以甘缓之，以辛散之。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以酸收之，以苦发之。湿淫于内，治以苦热，佐以酸淡，以苦燥之，以淡泄之。火淫于内，治以咸冷，佐以苦辛，以酸收之，以苦发之。燥淫于内，治以苦温，佐以甘辛，以苦下之；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佐以苦辛，以咸泻之，以辛润之，以苦坚之”等，明确了药物作用的专一性和多样性，为后世借以阐述药物性能、配伍用药提供了理论指导。

由于在《内经》和《本草经》中早已确定了药物的寒热温凉之性和酸苦甘辛咸五味，借以实现了法则天地、因应五脏的相互契合。故而“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本经》），即药物可按性能分为阴阳两类，所谓“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苦涌泄为阴”（《阴阳应象大论》）；而“子母兄弟”则在五行关系中体现出来，《蜀本草》有云：“若榆皮为母，厚朴为子之类是也”（《证类本草》P31），即将包括两药在内的五种药物纳入同一关系之中，前面提到的五参、五芝、五色石脂等也属此类。

以上是借助五行和五脏实现的药物与天、地、人相应。其实，药物与天地相应还有更为独特、丰富的认识方式和表述形式。《蜀本草》指出：“凡天地万物，皆有阴阳、大小，各有色类，寻究其理，并有法象。故毛羽之类，皆生于阳而属于阴；鳞介之类，皆生于阴而属于阳”（《证类本草》P31），即是从动物生长环境（地）分析药物的阴阳属性。

为了建立药物与地域、物候和气候之间的通应关系，象思维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古代建立事物间联系的主要认知方法，这一推理方法也广泛渗透到中医理论体系及药物功能认识中。如《证类本草》所云：“今岭南多毒，足解毒药之物，即金蛇、白药之属是也；湖多气，足破气之物，即姜、橘、吴茱萸之属是也；寒温不节，足疗温之药，即柴胡、麻黄之属是也；凉气多风，足理风之物，即防风、独活之属是也；湿气多痹，足主痹之物，即鱼鳖螺蚬之属是也；阴气多血，足主血之物，即地锦、石血之属也；岭气多瘴，足主瘴之物，即常山、盐麸、涪醋之属是也；石气多毒，足主毒之物，即犀角、麝香、羚羊角之属是也；水气多痢，足主痢之物，即黄连、黄柏之属是也；野气多蛊，足主蛊之物，蘘荷、茜根之属是也；沙气多狐，足主短狐之物，即鸀鳿鸂鶒之属是也。大略如此，各随所生中央气交，兼有诸病，故医人之疗，亦随方之能，若易地而居，即致乖舛矣。”（《证类本草》P39）这段内容旨在说明，地理环境不同，所患疾病也不同，地产的药物也不同。换言之，有什么样的地理环境，就容易罹患什么样的疾病，此地就会出产治疗该病的药物，即天、地、病人、药同气相求。古人充分运用象思维中的形象和意象揣度和确认药物的功能，再到临床中有针对性地试验观察，最终对推定的功能做出取舍。

利用象思维根据药物生长环境推测药物功能，并不能满足日益增多的药物需求，于是人们不断拓展象思维的应用范围。在以李时珍《本草纲目》为代表的众多明清本草著作中，成功地演绎了另一种药物功能的解释方法。他认为：“蛇之性上窜而引药，蝉之性外脱而退翳。浮萍不沉水，可以胜酒；独活不摇风，可以治风”。穿山甲“穴山而居，寓水而食，出阴入阳，能窜经络，达于病所故也”。在阐述蜈蚣功能时，《本草纲目》曰：“盖行而疾者，惟风与蛇。蜈蚣能制蛇，故亦能截风，盖厥阴经药也。故所主诸症，多属厥阴。”全蝎因“产于东方,色青属木,足厥阴经药也。故治厥阴诸病。诸风掉眩搐掣，疟疾寒热，耳聋无闻，皆属厥阴风木。”磁石能聪耳明目，是因“慈者法水，色黑入肾，故治肾家诸病而通耳明目。”僵蚕乃“蚕之病风者也。治风化痰，散结行经，所谓因其气相感，而以意使之者也。”凡此之类，不胜枚举。为使药物功能的阐述趋于理性，李时珍确实把象思维运用到了极致。但稍加分析即可发现，具体采用什么方法解释药物的功能，并没有固定的模式，同一药物有多种功能，解释方法也随机应变。如前面所说“蝉之性外脱而退翳”，但解释本药其他功能时便改换了方式，所云“蝉乃土木余气所化，饮风吸露，其气清虚，故主疗一切风热证。其主妇人生子不下者，取其蜕脱之义。治久痢者，以其有甘寒之功也。其鸣清响，能发音声。其体轻浮，能发疮疹。其味甘寒，能除风热”（《本草纲目》），或由五行（土木）入手，或从其性外脱立论，或拿药性（甘寒）说事，或从蝉体轻浮做解。另一突出特点是，注意与五行中的味、色、气等要素紧密挂钩，只要进入五行关系环中，对药物功能的认识便可触类旁通、迎刃而解。可以发现，李时珍曾对五芝“配以五行之味”提出质疑，认为“未必其味便随五色也”，然而，轮到具体操作时，他也难以摆脱象思维和五行学说之窠臼。

尚可注意到，以脏补脏也是传统中医普遍运用的治疗方法，即用动物脏器补治人体脏腑病变。具体说来，以脏补脏法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以动物脏器补治人体同名实质性脏腑病变；一是补治人体脏腑之证。《普济方》蛤蛤散配白羊肺医治肺劳，治疗瘿瘤（甲状腺病）配伍羊靥、猪靥、鹿靥之类，小儿遗尿使用猪脬、羊脬，均是以同名动物实体脏器补治人体病变脏器的典型例证。依据藏象学说，虚劳、阳萎、肾虚腰痛、下元虚冷等病位皆在肾，法当补肾，古代医家常配动物肾脏, 以求以脏补“脏”之效，如肾沥散配羊肾治虚劳。健忘本与实质性心脏无干，因属中医心虚，故常伍牛、马、猪、鸡之心而为治。中医认为，五脏病变可由各开窍器官反映出来，九窍病变又可通过调理相应脏的功能得以改善，故而 以脏补脏法又灵活运用到五脏开窍器官的有关病变上来。如用猪、羊、兔、鸡、牛、鼠等肝脏治疗多种眼病（羊肝生方、煮肝散），取羊肾、猪肾治疗耳聋（补肾汤、猪肾粥方）等。根据脏腑间的表里关系，肝胆互为表里，疾病状态下互相影响，故用鲤鱼胆、熊胆、牛胆、羊胆、象胆、狗胆、蚺蛇胆、鼠胆和鸡胆治疗眼疾者不乏所见（黄牛胆煎、坠翳丸、四胆丸、三胆汁点眼方）。以动物外周组织器官补治同名人体器官病变，则有以虎、豹、牛、猪、狗、驴、羊、狸、猫、水獭、兔、鸡、猢狲、猕猴的骨头，以及人的牙齿和头骨（天灵盖）入药治疗骨科疾病的大量记载。通过归纳不难看出，以脏补脏法中的“脏”虚虚实实，既有以实补实，又有以实补虚。依据藏象学说，以脏补脏法广泛延伸到五体、五官病变，进而动物脏器自然而然具备了干预体内同名实体或虚拟之脏以及外周组织的功能。当了解了以脏补脏法这些基本内容后，其历史局限性和不严密性也无法掩饰地全面暴露出来。此外，古人还按照不同药用植物的花、子、枝、叶、茎、根等的相似性推理、归纳药物的功能属性，所谓“诸花皆升，诸子皆降”即是这一思维方式的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本文分三个部分对中医整体观进行全面反思。可以看到，古代医家运用象思维直接或间接建立了天、地、人和药物之间的广泛联系，实现了天、地、人、药的“一体化”，为发现和解释药物功能提供极大便利，似乎也支持了中医整体观。然而，中医整体观的核心是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因五行各行之间，各行内诸要素间，均没有必然的逻辑联系；而藏象学说中脏腑的解剖和非解剖属性大多是不确定性；历代对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的使用逐渐淡化；两个学说中大量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问题，这些足以说明，中医整体观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人们对祖国传统医学归纳、整理、提炼、抽象而得出的认识；是人们从良好愿望出发，通过适当剪裁历史资料，借用属于现代哲学范畴的“整体”，不适当地拔高而形成的理论形态；是用当时人们的认知结构同化和改造传统医学信息而实现的理论跨跃。要之，中医整体观是长期误导学术界的超历史的产物。

必须承认，借助象思维建立的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充分体现了天地人相应的思想。毫无疑问，古人早已深切体会到人与大自然是密不可分的，并力求尽可能客观地揭示天、地、人之间的关系。然而，在生产力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极其低下的历史背景下，在人们的感官可以把握的情况下，对天地人关系确实做出许多精彩的描述，但在难以驾驭的时候，只能依靠天才的想象建立事物之间的复杂联系，给出理性的判断。尽管如此建立的事物间联系具有太多的不确定性，但理性思维不能也不应等待，我们的先人只能“摸着石头过河”。正如经典著作家所说：我们只能在我们所处时代的条件下进行认识，并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便认识到什么程度。古人自然也不例外。

勿需讳言，中医整体观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以科学理性的态度分析和解决这个问题，中医学术界迟早要共同面对。（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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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介绍中医整体观的第二个支柱“人与自然的统一性”时，《中医基础理论》从季节气候、昼夜晨昏和地区方域三个方面引经据典阐述了对人体的影响。旨在说明“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中，自然界存在着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同时，自然界的变化又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人体，而机体则相应地产生反应。属于生理范围内的，即是生理的适应性；超越了这个范围，即是病理性反应。”（P7）并用经典的表述形式概括中医整体观，即“人与天地相应也”（《灵枢．邪客》）；“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从所引具体经文来看，均支持了“人与自然统一性”的认识，最终支持了中医整体观。

但全面翻阅《内经》即可发现，《中医基础理论》的编写者引用经文时显然做了必要的技术处理，舍弃了那些对中医整体观的建构不利的表述。这对于完整把握中医理论形成之初的指导思想，并不是一种客观、科学、可取的做法。因此，让人们看到当初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真实一面，是非常必要的。具体说来，古代医家对人与天地相应、人与日月相应是如何认识的呢？我们将其归结为两种表现形式，一是人与天地直接应象；二是利用五行学说间接应象。

据《灵枢．邪客》所记：“黄帝问于伯高曰：愿闻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奈何？伯高答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音声，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日，人有手十指；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女子不足二节，以抱人形；天有阴阳，人有夫妻；岁有三百六十五日，人有三百六十五节；地有高山，人有肩膝；地有深谷，人有腋腘；地有十二经水，人有十二经脉；地有泉脉，人有卫气；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天有昼夜，人有卧起；天有列星，人有牙齿；地有小山，人有小节；地有山石，人有高骨；地有森木，人有募筋；地有聚邑，人有kun（月困）肉；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地有四时不生草，人有无子，此人与天地相应者也。”这是关于人与天地相应最为完整的表述。在自然界方面，涉及天地、日月、九州、风雨、雷电、四时、五音、六律、冬夏、十日（旬）、十二辰、阴阳、岁、高山、深谷、十二经水、泉脉、草蓂、昼夜、列星、小山、山石、森木、聚邑、十二月、地不生草26种物候和气候，人与之相应的包括形态结构、功能、婚育等也有26种。现在看来，这些相应关系一部分是常识（如“天有昼夜，人有卧起”），一部分属形象比如（如“地有草蓂，人有毫毛”），多半经不起推敲（如“岁有十二月，人有十二节”），个别则荒诞不经（如“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在科技水平十分低下的条件下，依靠取类比象建立人与天地之间如此复杂的对应关系，有基于时下客观条件的合理性，当属不易。

《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尚有人之耳目和手足与天地相应的论述，文称“天不足西北，故西北方阴也，而人右耳目不如左明也。地不满东南，故东南方阳也，而人左手足不如右强也。帝曰：何以然？岐伯曰：东方阳也，阳者其精并于上，并于上则上明而下虚，故使耳目聪明而手足不便也。西方阴也，阴者其精并于下，并于下则下盛而上虚，故耳目不聪明而手足便也。”在赞叹古人建立人与大自然关系方面的天才想象力之余，从这段经文中还会得到什么呢？！

总得说来，人与天地直接应象，似乎比较离奇一些，但这就是《内经》成书时代人们对天人相应最真实、最质朴的认识。即便今人奉之为经典的《内经》也不可能超凡脱俗，置身其外。实际上这些认识本来就是当时认识的最高境界。

说到利用五行学说间接应象问题，实际上就是藏象学说借助五行学说与天地实现的全方位应象。就五行中木、火、土、金、水而言，有天地之五方（东、南、中、西、北）、五季（春、夏、长夏、秋、冬）、五气（风、热、湿、燥、寒）、五星（岁星、荧星、镇星、太白星、辰星）、五谷（麦、黍、稷、稻、豆）、五果（李、杏、枣、桃、栗）、五菜（韭、薤、葵、葱、藿）、五畜（鸡、羊、牛、马、彘）、五臭（臊、焦、香、腥、腐）、五味（酸、苦、甘、辛、咸）、五音（角、徵、宫、商、羽）、五色（青、赤、黄、白、黑）与之相应。藏象学说以肝、心、脾、肺、肾五脏为中心，分别与木、火、土、金、水相应。自然五腑（六腑在与五行和五脏相应时就改称五腑）、五体、五窍、五志、五脏神、五液、五病、五声等也与五行相应。疾病状态众多病证细分五类，并与五行相应，进而使机体借助五行与天地间的事物按照五类属性“统一”起来。东方、春、风、木、酸、肝、筋、目等“各有收受”（《素问.金匮真言论》），按照张景岳的话来说就是“同气相求”。由于进入五行关系环中的所有要素是经过抽象、分别携带了一类事物的属性和特征，故每一要素不再是本义表达的单一事物，统辖万物的五行变成了巨大的符号系统。通过五行间接建立的人与自然界关系，保留了作为传统“形而上”的解释功能，只要涉及具体问题、实体问题和实质问题，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就变得模糊和虚空了。

综合“人体是有机的整体”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两方面内容，可以发现两者最终均聚焦到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因此，讨论中医整体观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问题。廓清了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存在的基本问题，一切便迎刃而解。（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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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99zyzx.cn/?feed=rss2&p=346 4 http://www.99zyzx.cn/?p=330 http://www.99zyzx.cn/?p=330#comments Wed, 12 Sep 2012 07:45:18 +0000 proliang http://www.99zyzx.cn/?p=330 摘   要 整体观为中医学两大特色之一，强调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是统一的，并且药物也与天地人相应。这一理论在中医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研究表明，在传统中医学中，实际并无整体、部分和整体观的直接表述。中医整体观是建国初期中医院校成立时编写教材过程中，由古代天人相应、五行学说等提炼出来的旨在与现代医学相媲美的理论。由于天人相应思想和五行学说客观存在的历史局限性，导致中医整体观并非无懈可击，也不具备整体与部分、系统与要素那样的抽象性格。本文拟从三个方面揭示中医整体观的利弊得失和来龙去脉，并希望业内同仁参与讨论这一问题。

关键词 整体观念；天人相应；五行学说；整体；部分；有机性

中医整体观念简称整体观，《中医基础理论》界定其内涵为：“整体就是统一性和完整性。中医学非常重视人体本身的统一性、完整性及其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它认为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是不可分割的，在功能上是相互协调、相互为用的，在病理上是相互影响着的。同时也认识到人体与自然环境有密切关系，人类在能动地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的斗争中，维持着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这种内外环境的统一性，机体自身整体性的思想，称之为整体观念。”^[1]并从“人体是有机的整体”和“人与自然的统一性”两个方面予以阐述。数十年来，学术界一致坚守这一信念，笃信中医整体观的重要性和科学性，中医院校教师以此传道、授业、解惑，将其作为传统中医理论的精髓。

然而，深入分析《中医基础理论》关于整体观的系统表述，就会发现其中存在严重的逻辑问题。在2007年1月6～7日中国科协主办的以“中医药的科学研究”为主题的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基于有学者提到中医学中“细部和整体的关系”，我做即兴发言首次阐明了对中医整体观的看法^[2]。网站刚刚发布的“小议中医整体观”一文，是当初发言的基本观点。客观地说，这个讲话只是一般地质疑了中医整体观，并未展开讨论中医整体观的逻辑问题。“九九中医资讯网”的建立，提供了深入剖析的场所。以下从中医整体观的三个支柱——“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药物与天地人相应”（第三个支柱为笔者所加）分别剖析中医整体观存在的逻辑问题，以供讨论和批评。

一、关于“人体是有机的整体”

人体是有机的整体，应是人们普遍接受的基本常识。把它作为中医整体观的支柱之一，着重强调在祖国医学理论体系建构早期即已认识到：构成人体各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协调为用。其现实意义在于，引导人们按照中医整体观的基本观点学习、掌握中医理论，指导医疗实践。故而了解把人体视为有机整体的中医整体观是如何建立有机体中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尤为重要。

《中医基础理论》是这样阐述的，“人体是由若干脏器和组织、器官所组成的。各个脏器、组织或器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这些不同的功能又都是整体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决定了机体的整体统一性。因而在生理上相互联系，以维持其生理活动上的协调平衡。在病理上则相互影响。机体整体统一性的形成，是以五脏为中心，配以六腑，通过经络系统‘内属于脏腑，外络于肢节’的作用而实现的。五脏是代表着整个人体的五个系统，人体所有器官都可以包括在这五个系统之中。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把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有机的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的作用，来完成机体统一的机能活动。这种五脏一体观反映出人体内部器官是相互关联而不是孤立的一个统一的整体”（P6）。

稍加注意即可发现，引文中频繁使用了脏器、组织和器官之类现代医学的解剖概念。所谓“各个脏器、组织或器官，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功能”，好象在讨论现代医学的有关问题。不言而喻，解剖概念脏器、器官和组织与各自功能之间的关系确实是有机的，这是普遍通晓的道理。为了说明中医整体观的基本观点“人体是有机整体”，所述内容先是借用西医的解剖概念，使人们确信解剖学脏器与脏器、脏器与组织、脏器与器官、组织与器官之间与其功能之间确实构成一个有机整体。等人们确立了这样的认识后，则用中医藏象学说中的五脏、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骸予以替换，把借助西医解剖概念建立起来的有机整体，“不知不觉”地移植到中医藏象学说之上，完成了一次非常巧妙地偷换概念过程。如此分析和认识问题，必须首先确认中医藏象学说赖以建构的各组成部分不是或不完全是有机整体。这显然是一个十分重要、必须回答的重大学术问题。说其重要，是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中医整体观的地位和命运。

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全面确立了“五脏”在中医整体观中的特殊地位，即中医整体观“以五脏为中心”，又称“五脏一体观”，使整体观还原为本真的原始理论形态。说到底，中医整体观的支撑和核心是五行学说和借以派生的藏象学说。因此，讨论中医整体观的逻辑矛盾应当由藏象学说和五行学说的解析中找到答案。

众所周知，五行学说是古人在长期生活和生产实践中，对木、火、土、金、水五类物质运动变化、相互作用认识的基础上，逐渐抽象形成的理论体系，是分析各种事物的五行属性和相互关系的基本模式。在保留木、火、土、金、水基本特性的基础上，引伸、演化出这五类物质的一般特征，进而泛化为归类和推演事物的一般方法论。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界万物均可归属于五行的某行之中。与此同时，归入五行的具体事物便全面携带了五行的基因。在五行关系环中，五行对各行来说，看似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各行对各自所属的一类事物而言，似乎也体现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在五行框架内，通过生克制化建立起相互作用的机制，进而使人们确认这就是中医整体观的基本特征。然而，由于各行之间、各行内一类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不构成现实意义上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而各部分之间多半不存在真实意义上的生克制化相互作用。

回到藏象学说中来，形体、官窍、生命和疾病等一概划分为具有五种属性的若干类别，于是便有五脏、五体、五窍、五藏神、五液、五志、人体五色、五病、药之五味等与五行相配，并借助生克制化乘侮实现了正常和异常状态下的相互作用。其中，五脏承载了五行的全部属性和职能，故成为藏象学说之核心。原本五脏六腑、五体、五窍等是基于当时粗浅的解剖知识建立起来的真实概念^[3]，然在藏象学说中，依靠象思维与五行配属后，五脏、六腑大体丧失了客观实在性（以五脏尤为突出），各自虚拟为表征一类生理和病理现象的符号，五体、五窍则基本保留着解剖属性。由于五脏、六腑、五体、五窍等的本质属性各不相同，故五脏与六腑、五脏与五体、五窍等在解剖状态下存在的有机联系便消失了，所谓的中医整体观自然也被架空了。

《思考中医》^[4]是运用传统思维诠释中医经典的代表性著作，书中用《素问》五行和藏象学说解读临床病例，具有浓郁的传统思维色彩，可从一个侧面帮助了解中医整体观的局限性。

例1：廖姓老中医用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一种东西，加入草药中，煎汤外洗骨癌患处，洗几次后疼痛逐渐消退，止痛效果灵验。作者解释说：过去人死了用土葬，尸体腐烂后渗到棺材底板上，连同底板一起腐烂，上面长的东西感受腐气而生。他认为，按照《素问．金匮真言论》所云：“北方黑色，入通于肾，开窍于二阴，藏精于肾，故病在谿，其味咸，其类水，其畜豕，其谷豆，其应四时，上为辰星，是以知病之在骨也，其音羽，其数六，其臭腐”，肾家的臭是腐，所以，凡属腐烂一类性质的病变都与肾相关，它（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东西）与肾的病变有一种特殊的亲缘关系。（P47）

尽管这个案例十分朴素，析理则充分运用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简单地说，腐（尸体之腐+棺木之腐）入肾（非解剖脏器），肾主骨（骨癌病变部位），故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东西可止骨癌疼痛。借助五行学说，以肾为中心和中介，把腐和骨两个同属水行的事物联系起来，肾作为“整体”，腐和骨作为“部分”，三者之间的关系完全符合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的逻辑规定，体现了《中医基础理论》阐述的整体思想。但这种整体观靠得住吗？文称“凡属腐烂一类性质的病变都与肾相关”，除各种疮疡腐烂以外，粘膜糜烂的疾病至少有胃及十二指肠溃疡、溃疡性结肠炎、妇科多种炎症等，还有糖尿病足等局部的腐烂，是否都属于中医肾的病变？腐的东西很多（例如臭豆腐，乃豆+腐，均入肾），是否均可替代棺木底板上长出的东西用于骨癌疼痛？腐入肾，仅限于治疗骨性疼痛吗，可否用来强筋壮骨？而这个肾具体定位当在哪里？药性之腐通过“肾”的什么渠道干预骨病的？这些问题对于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来说可能显得很无聊，但对于绝大多数现代人来说则会感到很吃惊，难道五行学说、藏象学说和中医整体观原本就是这个样子吗？

例2：日本学者研究发现，日本人钟爱一种类似中国豆豉的食品，是大豆发酵后制成的。这种食品为什么对提高大脑功能有独特作用？答案仍在《内经》里面。属于神经系统的脑，与肾关系最密切，因“肾主骨生髓，髓通于脑”，故要改善和提高脑功能，就要从肾入手。其依据还是《素问．金匮真言论》这段话，肾的谷为豆，其臭为腐。肾之谷为豆很好理解，大家只要拿一颗豆一瞧就明白了，豆的外形与肾一模一样，只是缩小了。所以，豆与肾有一种非常的关系，这是不难理解的。另外，豆经过发酵，使上述这个“亲情”关系又密切了许多。为什么呢？因为发酵实际就是一个腐质化的过程。所以，发酵以后的豆对肾的作用更大了，对肾的作用大，当然对脑的作用就大，这就从经典的角度印证了日本学者的研究。（P49-50）

本例的解释较为复杂。按照五行的规定，豆入肾（虚），发酵变腐，叠加入肾（虚），豆之外形同肾（实）故也入肾（虚），肾（虚）主骨生髓而通于脑，故类似豆豉的食品能提高大脑功能。基于传统思维角度，所做诠释完全符合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的理论阐述。然而，其中的肾虚虚实实，游移于解剖与非解剖术语之间，明显存在偷换概念的逻辑问题；豆豉之类的食品作用于虚拟之肾，如何体现相互关联的中医整体观思想？而豆入肾（这个肾与中医的肾毫无关系），果真源于外形相似的话，绝对不应是豆豉入肾，因为与肾外形酷似的有多种豆科植物的种子。

去年参加一次国际学术会议，闲聊时谈到历史上欧洲流行一种黑死病，同行的一位中医人士可能未必知道这种黑死病就是鼠疫，当即就说：这个病应当从中医的肾病论治。听罢让人瞠目结舌无言以对，人家对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拿捏得如此纯熟，从中医角度来看没有什么不妥，因为“北方黑色，入通于肾”，黑与肾同属水行吗！不过，稍有一点常识者会认同这样的说法吗？

由所举数例可以看出，以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为代表的中医整体观就是这样建立事物之间、脏腑之间、人体外在与内里之间的复杂联系。不过，五行与各行、五脏与六脏五体五窍之间，均不具有确定的逻辑关系。当自然界的各种事物被纳入五行关系环中，它们的属性和功能即被固化。虽然生克制化使其运动起来，但都全面掌控在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业已限定的框架之内。之后对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的运用，其实已经成为魔方之类的智力游戏。这跟现实属于哲学范畴的整体与部分没有任何关系，因而有必要对中医整体观予以重新审视。

考察分析中医古籍后尚可发现，以五行学说维系的中医理论体系在历史上业已经历了由兴盛到衰落的发展过程。

在《内经》中，建筑在五行学说基础上的藏象学说广泛渗透到生理、病因、病理、诊断、治疗、药性（药物五味）等各个方面，与之相呼应，“尚五”思想盛行，在早期祖国医学中占居主导地位。众多疾病细分五类，以与五行相配。常见的有五疳、五水、五软、五痿、五迟、五泄、五淋、五恶、五虚、五色带、五色痢、五体痹（筋痹、脉痹、肌痹、皮痹、骨痹）、五脏病、五脏痹、五脏疟、五脏劳、五脏胀、五脏咳、五脏热病、邪在五脏、五脏心痛、五脏中风、五脏积等的记载和理论阐述，每一种疾病均与五脏有关。类似现代脏腑诸证者则有五脏虚冷证、五脏实热证、五脏气热证、五脏气虚证、五脏气盛证、五脏气实、五脏虚证等。在敦煌出土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梁华阳隐居陶弦景撰）中，围绕五脏虚实（包括肝虚、肝实、心虚、心实、脾虚、脾实、肺虚、肺实、肾虚、肾实）介绍主治症状、药物组成和煎煮服用方法，推出了大小泻肝汤、大小补肝汤、大小泻心汤、大小补心汤、大小泻脾汤、大小补脾汤、大小泻肺汤、大小补肺汤、大小泻肾汤、大小补肾汤诸方。孙思邈《千金要方》卷11-20依然保留针对五脏病证（包括六腑病证）的诊治方法。并按生克制化乘侮关系，把五脏病均分为虚邪（母之归子为虚邪）、实邪（子之乘母为实邪）、贼邪（金之克木之类）和微邪（土之凌木之类）四类。严格按照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的固定套路诊治。这种将疾病一分为五，按五脏确定病位予以诊治；按五脏病机虚实列属症状遣药组方的模式，历代逐渐淡化，现今虽有些许遗存，已属残缺不全，难成体统了。

另可注意到，受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的影响，《本草经》尚把部分药物按五行归类，所谓五参（丹参、苦参、人参、沙参、玄参）、五芝（青芝、赤芝、黄芝、白芝、黑芝）和五色石脂（青石脂、赤石脂、黄石脂、白石脂、黑石脂）等即属此类。将石类药物按五行分类，尚有“空青法木，故色青而主肝；丹砂法火，故色赤而主心；云母法金，故色白而主肺；雌黄法土，故色黄而主脾；磁石法水，故色黑而主肾”^[5]，诸如此类，足以说明五行学说在早期医药各领域广泛渗透的程度。不过，这种药物分类方式并未形成气候。对《本草经》所云青芝味酸入肝，赤芝味苦入心，黄芝味甘入脾，白芝味辛入肺，黑芝味咸入肾，即在五药之间建立的五行配属关系，李时珍较早提出质疑，他认为：“五色之芝，配以五行之味，盖亦据理而已，未必其味便随五色也。即如五畜以羊属火，五果以杏配心，皆云味苦之义。”^[6]

五行学说和藏象学说在祖国医学中由兴盛到衰落、由无所不在到逐渐淡化和缩小活动领地的历史过程可以确认，两者存在不可回避的历史局限性。其实，《中医基础理论》中已认识到这个问题。针对五行学说，文中指出：“在《内经》时代，已认识到对于疾病的传变，不能受五行的生克乘侮规律所束缚，从实际情况出发，才能真正把握住疾病的传变规律，有效地为防病治病服务”（P23）。并强调“在临床上我们既要掌握疾病在发展传变过程中的生克乘侮关系，借以根据这种规律及早控制传变和指导治疗，防患于未然，又要根据具体病情而辨证施治，切勿把它（五行学说）当作刻板的公式，而机械地套用。”（P24）并在最后指出：“阴阳五行学说是属我国古代的辩证唯物观，但不能否认还受到社会历史的限制，而存在着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在研究人体生命活动、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时，不能停留于阴阳或五行的概念，必须从实际出发，认真研究各种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才能更实际、更具体地继承和发展中医药学，为保卫人类健康作出贡献。”如此探讨问题，显然是科学求实的态度。

这样以来，一部《中医基础理论》中出现了十分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把中医整体观作为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予以宣讲，另一方面则提出中肯的告诫，体现出难以释怀的纠结与无奈。（待续）

参考文献

[1]印会河主编．中医基础理论，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5

[2]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学会学术部编．中医药的科学研究，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85-87

[3]梁茂新，李东安，王普民．古代解剖学:藏象学说创生的基石.医学与哲学1989；(11):27-30

[4]刘力红．思考中医 [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408- 409

[5]宋·唐慎微．《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影印，1957：33

[6]明·李时珍．《本草纲目》．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4：1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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